许成钢，现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Reader)、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香港大学《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等教职。2013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16年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的体制与发展、“软预算约束”、法与经济学、金融与经济增长、金融监管及政治经济学等
中国经济学研究的问题实际上远远超出了经济本身。中国的经济从来不是单独的经济，从来都是和政治在一起，和全社会在一起，和中国制度在一起的。因此，我们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碰到的一个最突出的困难，也是很多人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困难，就是中国制度的特点。中国制度的特点，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制度的特点有非常大的不同。
中国有世界上独特的历史，首先一个历史是中国两千年的帝制，世界上不存在这么长的帝制，这两千年的帝制留下来的制度遗产，至今穿透我们的全社会，这是第一个制度留下来的特点。第二个制度留下来的特点，是中国从1950 年起全面照搬苏联的制度，苏联制度嫁接在中国的帝制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混合制度，再经过大跃进时候的制度变化，再经过文化大革命时候的制度变化，这就是中国在改革前夕所继承下来的制度。在这个基础上，改革期间中国的制度又有所变化，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制度。
如何认识这个制度，如何认识在这个制度下产生出来的一系列现象，是社会科学面对的非常重要的挑战。改革为什么走这样的路？为什么经济曾经有过比较好的发展？今天为什么看到这么严重的不稳定？这个不稳定是不是有它的根源，是不是偶然的？这些问题统统是在中国制度背景下产生出来的。
再稍微具体一点，谈一下金融市场。我们现在非常关注金融监管，试图用监管去解决金融市场的各种问题，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本末倒置。一个发达金融体系背后最基本的制度支撑，不是监管本身，而是独立的司法制度。金融市场之所以能够运转，不是因为监管者无所不在，而是因为产权受到保护，合同能够执行，市场参与者知道一旦发生纠纷，最后会有一套相对中立、稳定、可预期的司法机制来裁决。
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之后，美国才逐步在联邦层面系统建立起现代金融监管框架。但金融监管本质上只是对司法和法律秩序的补充，而不是替代。金融的核心是产权，是用复杂合同形式界定和交易的产权关系。金融市场要正常运作，最根本的是保护产权、执行合同，而这个最基础的工作，最终只能依靠独立的司法体系来完成。
我们的金融市场发展了几十年，为什么总是大而不强？为什么那么多优质中国企业最终更愿意去境外上市？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法治基础不够稳固，司法缺乏足够独立性，不能为投资者和企业提供稳定、明确、可预期的产权保护。不把这个最基础的制度问题解决掉，无论怎么调整监管规则，无论怎么创新金融产品，都很难真正建立起一个健康、成熟、发达的金融市场。
我本人并不是做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但愿意谈一下与货币相关的一些宏观问题。货币政策之所以有可能对实体经济有作用，中间实际上依靠的是所谓的传导机制，这个传导机制其实就是个制度，不同制度下传导机制不一样。
在中国的传导机制和市场经济下的传导机制有一个非常基本的不同，就是软预算约束。普遍存在的软预算约束导致了你的传导机制是不一样的。当传导机制不一样的时候，一系列的跟货币相关的原理放到中国来就不适用，所以照搬西方的理论就会搞错。
前面讲到实证工作的重要性，我的基本观察是，现在经济科学或者更广泛一点讲是社会科学，正在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革命。什么原因呢？因为互联网带来的大数据，突然使得社会方方面面的数据，变得可以应用和收集，而且不仅仅是当前的，还包括了历史的。这样巨量的数据突然之间跑出来了，就可以极大地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
比如说在世界上最顶尖大学的经济系，无论是MIT、哈佛、斯坦福、伯克利、LSE，都有做政治经济学的，都有做经济史的。现在我们讲的经济史不限制于经济本身的历史，大家做的经济史，是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去研究社会历史。这个领域之所以突然之间快速发展，新一代学者以几何级数增长，原因就是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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