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强国和富民并不总是同一个概念|全村人|大山|大通铺|富民|日子|祥林嫂

80后，生在豫南大别山深山里。后来读大学走出了山区，才明白“豫东南经济塌陷区”具象化的含义。

我们这代人，成长的年代里，总能听到国家越来越强的消息——1997年香港回归，全村人挤在大队部唯一的黑白电视前，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听着国歌奏响，跟着大人们热泪盈眶；1998年抗洪救灾，电视里全是解放军战士扛着沙袋、泡在洪水里的身影，整天听着大人们念叨“还是国家好，拯救老百姓”；还有神舟飞船升空的消息，每一次都能让全村人热议好久。

可这些“强国”的荣光，落在大别山的山坳里，落在我们这些山里人的日子里，有时候显得那么遥远。

比起上一代，我们这代人已经算幸运——至少没挨过饿死人的日子。我妈总像祥林嫂一样，翻来覆去讲我姥姥姥爷活活饿死的事，讲那个连树皮都啃光的年代，讲她10岁就跟着大人逃荒，脚底板磨得流脓，一路从商城走到安徽。那些故事像针一样扎在我心里，让我从小就感受到：所谓的“国家富足”，从来不是平均分配的阳光，大山里的日子，是另一个版本的人间。

我们那片山坳坳，四面都是山，抬头望出去，除了树就是雾。人均不到一亩地，还全是坡地，石头缝里抠出来的田，只能种水稻。山高水冷，稻子长得慢，一年只能种一季，遇上风调雨顺，一亩地能收个三四百斤，就已经谢天谢地。可这三四百斤，先得交公粮。那时候公粮是硬任务，不管你家够不够吃，先得把最好的粮食挑出来，晒干扬净，交到公社粮站。交完公粮，剩下的粮食，连填一家人半年的肚子都不够。

一年到头，只有过年那几天，杀了年猪，才能吃上一碗带肉的白米饭，所以刚过完春节，就盼着下一个过年。过年的时候，我能连吃三大碗，吃到撑得直打嗝，还是舍不得放下筷子。

吃不饱，是我们那代山里娃的常态。我妈常说，我刚断奶的时候，她没奶，家里也没粮，只能把红薯煮得烂烂的，一口一口喂我，我饿得哭，她也跟着哭。

上学的时候，学校离家远，只能住校，一个月回一次家。每次开学，我妈都会给我准备一个玻璃坛子，里面装满腌萝卜，那就是我一个月的菜。学校食堂只有米饭，得自己背米过去用粮票换；没有菜，所有同学都是自己带咸菜；晚上把课桌摆在一起，凑个大通铺，几十个孩子挤在一间破屋子里；到了秋冬天，最害怕刮风下雨，窗户是用化肥袋挡着的，风呼呼往里灌；下雨更是外面下大的，里面下小的，床褥常常被淋得湿漉漉的。

上了初中那会儿，第一次见方便面。家里有出去打工、条件稍好的同学，晚上能泡一碗，我偶尔能跟着喝一口汤，那股香味，能让嘴馋好半天。

那时候的学费，小学一学期才三块钱，可就是这三块钱，班里有一半的同学都交不齐。班主任每次上课前，都会点名，谁没交学费，就站起来，低着头，全班同学都看着，脸烧得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家也一样，只能二选一，让我姐退学，我才能勉强交上学费，继续读书。

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班里还有十几个女生，到了五年级，就只剩下两个女生了。

那时候计划生育管得严，村干部天天往村里跑，谁家超生了，就牵牛、扒房、搬粮食，一点情面都不留。可山里人还是要生，总想着多生个儿子，能帮着种地、养老。记得小时候，村干部还总让我们这些小学生一起帮忙赶猪、拆房子，把一块块砖都搬到村里。现在想想，这么缺德的事，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还乐在其中，真特么傻。

在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读书是最奢侈的事，女孩子，更是连这点奢侈都不配拥有。

山里穷，全是坑坑洼洼的山路，别说汽车了，连自行车都少见。我们村第一次通电，是1996年，那时候我都上初中了。在那之前，我们家一直点煤油灯，灯芯小小的，昏黄的光，照不亮半间屋子，晚上也写不成作业，天一黑就只能上床睡觉。

那时候的苦，是刻在骨子里的，可我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以为所有人都过着这样的日子。

直到后来，有个在外打工的亲戚回来，带了一包大白兔奶糖，我们才知道，原来糖可以这么甜；带了一件的确良衬衫，我们才知道，原来衣服可以这么软；带了一个手电筒，我们才知道，原来不用煤油灯，也能有这么亮的光。那时候，我们围着那个手电筒，看了又看，摸了又摸，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

高中的时候，我去镇上读书，第一次用上了自来水，那种感觉，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什么都新鲜，什么都不敢碰。看着镇上的孩子，穿着干净的运动服，吃着我从来没见过的零食，玩着游戏机，心里第一次有了落差——原来，人和人的日子，可以差这么多。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吃不饱，不知道什么是交不起学费，不知道什么是大通铺和虱子，不知道冬天里冻得流脓的冻疮是什么滋味。

可我还是忘不了大山里的日子，忘不了妈妈在灯下给我缝衣服的手，忘不了冬天和同学一起挤被窝取暖的时刻，忘不了冬天里冻得硬邦邦的咸菜，忘不了大通铺里虱子咬的痒，忘不了第一次通电时全村人的欢呼。那些日子，苦得像黄连，可也有甜，甜在家里的红薯稀饭里，甜在同学分我的方便面汤里，甜在大山里的清风里，甜在我们对未来的盼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