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高中辍学的罗永浩凭借一封万字求职信，获得了俞敏洪破格给予的三次试讲机会，并最终被俞敏洪收留，给了个讲台。于是便有人说，这是“知遇之恩”，是给了“野狗”（非贬称，老罗自嘲）一个金饭碗。这“恩”字，在中国是极重的，仿佛受了恩，便要将灵魂也抵押出去，世世代代做那“感恩”的奴隶。
但罗永浩似乎不这么想。他说，这不过是买卖，他卖嘴，俞敏洪付钱，银货两讫，互不相欠。他并不觉得俞敏洪是伯乐，倒觉得是看中了“老罗语录”能换来几千万的免费广告。这便有些意思了。在资本家的算盘里，人不过是工具，能生利的便是“人才”，不能生利的便是“冗员”。罗永浩大约是看清了这一点，所以才觉得这并非“恩情”，而是“利用”。
自从罗永浩离开新东方，这骂声便未曾断过。从“最没原则”到“铁公鸡”，再到“老东西”，言辞之激烈，仿佛有深仇大恨。于是又有人说他“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是“忘恩负义”的典型。
这“忘恩负义”的帽子，在中国是极大的罪名。罗永浩却不认。他说，他骂的不是俞敏洪个人，而是那“欺负年轻人”的资本家。他将董宇辉的遭遇，看作是自己当年的影子，于是便“路见不平一声吼”。这吼声，究竟是出于“义愤”，还是为了给自己那直播间招揽些看客，便不得而知了。毕竟，这年头，骂人也是能赚钱的，而且赚得还不少。
与罗永浩的“口诛笔伐”不同，俞敏洪倒显得“大度”得很。他不接招，不回应，仿佛一个得道高僧，任由那泼妇叫骂，自岿然不动。这“沉默”，究竟是出于企业家的“理性”，还是真的“不屑一顾”，便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当被骂作“铁公鸡”时，他只在直播中淡淡一笑，说：“董宇辉应该不会觉得我是个小气的人。”这话说得巧妙，既不失体面，又将那“小气”的帽子轻轻摘下，戴在了别人的头上。这“太极推手”，倒比罗永浩的“直拳”高明许多。
俞敏洪也承认罗永浩的才华，说他曾是“有思想的老师”。他甚至将名师的出走，归咎于自己的“管理问题”，说没有及时将“雇佣关系”变为“合作关系”。这话说得坦诚，却也透着商人的精明。他明白，这些“名师”不过是能下金蛋的鸡，当初没有给足股份，如今鸡飞了，蛋也碎了，自然要反思一番。
罗永浩的骂，究竟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流量”？这大约是个“罗生门”。有人说，他每次骂俞敏洪，直播间的观看人次和销售额便会猛增。这便有些“吃人血馒头”的意味了。将旧日的恩怨，当作今日的生意经，这“生意头脑”，倒也不输俞敏洪。
罗永浩是“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的斗士，他要的是“理想”，是“原则”；俞敏洪则是“忍他、让他”的企业家，他要的是“生存”，是“利益”。这两种人，本就不是一路人。一个在笼子里，一个在笼子外，互相看着，都觉得对方可笑可鄙可憎。
罗永浩的“骂”，大约是他的“反抗”，反抗那资本的“笼子”，反抗那“虚伪”的“恩情”；俞敏洪的“沉默”，大约是他的“智慧”，他知道，与一个“光脚”的人纠缠，只会弄脏自己的鞋子。
这出戏，大约还会演下去。罗永浩会继续骂，俞敏洪会继续沉默。看客们也会继续看，或骂罗永浩“忘恩负义”，或赞他“敢说真话”。这便是中国的“舆论场”罢，热闹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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