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已经手握半壁大唐军功的秦王李世民,非要逼得杀兄逼父,才肯停下脚步?难道真如史书说的,全是李建成咄咄逼人,李世民只是被迫自保?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太原起兵的时候,李渊带着三个儿子打天下,李建成带兵拿下西河、霍邑,李世民也跟着一路拼杀,两人一开始没什么隔夜仇。等大唐打进长安,李渊坐了龙椅,按千年来的嫡长子继承制,顺理成章把李建成立为太子,这事儿本来没争议,可偏偏后来的局面变了。中原大乱的时候,李建成要留在长安帮李渊处理朝政,没法常年带兵出征,打王世充、灭窦建德、平定刘黑闼,大半北方江山都是李世民带着兵打下来的,论功劳,满朝文武没人能比,李渊没法赏,就给李世民弄了个前无古人的官职天策上将,允许他开天策府,自己招揽属官,说白了就是在太子东宫之外,李渊亲手给李世民搭了个小朝廷。

一边是法理正统的太子,一边是兵权在手、功劳盖天的秦王,俩人为了储君位置,从暗斗变成明争,没几年就闹得水火不容。而此时,李渊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废了李建成吧,太子没犯什么大错,不合祖宗规矩,杀了李世民吧,大唐半壁江山都是他打下来的,杀了他,没人能镇得住山东豪杰,所以李渊一直和稀泥,一会儿帮太子说话,一会儿给秦王让步,就是不肯做个了断。

可调和到最后,矛盾已经压不住了。有天李建成夜里请李世民去东宫喝酒,酒喝到一半,李世民回去就腹痛不止,吐了好几升血,差点就没了命。这事出来之后,长安城里谁都知道,太子和秦王已经不死不休了。李建成联合李元吉,一边不断挖秦王府的墙角,把尉迟敬德、程知节这些人要么抓,要么赶,一边买通了李渊身边的嫔妃,天天在李渊耳边说李世民坏话,就等着找个机会杀了李世民。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那你说,李世民就不能跑吗?当时李世民已经跟李渊提了,自己去洛阳避祸,管整个山东地区,不来长安争储,李渊都答应了,可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一商量,放李世民去洛阳,等于放虎归山,将来他起兵打过来,没人能挡得住,所以硬是逼着李渊把这事给压了下来。这边李世民身边的谋臣房玄龄杜如晦,被李渊撵出了秦王府,武将也被调走了大半,到武德九年的时候,秦王府就剩下八百私兵,摆在台面上的实力,李世民远不如李建成,东宫有长林兵两千多,加上齐王府的兵,足足是李世民的好几倍,怎么看,赢的都是李建成。

可是,谁也没想到,李世民敢下这么狠的一步棋。他提前花重金买通了玄武门的守将常何,常何本来是李建成的心腹,所有人都没防备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建成和李元吉奉李渊的诏命,进宫对质,刚好走玄武门进去。俩人走到临湖殿,突然觉得四周静得不对,赶紧勒转马头往回跑。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李世民拍马从后面追出来,张嘴喊他俩停下。李元吉慌了,抬手拔箭就射,连拉三次弓,箭都没射准。李世民抬手一箭,直接射中李建成,一箭毙命。尉迟敬德带着七十名骑兵冲上来,一箭射落李元吉,割了他的脑袋。

而此时,东宫和齐王府的两千多士兵已经得到消息,全冲到玄武门来报仇,双方杀得血流成河,李世民的人少,快顶不住了。尉迟敬德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挂在玄武门城楼上,底下的兵一看主帅都死了,打下去也没意义,一哄而散,瞬间就没了战斗力。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解决了东宫的兵,李世民转头就让尉迟敬德进宫“护驾”。而此时李渊还在宫里的海池上划船,等着三个儿子过来对质,看见尉迟敬德穿着铠甲,手里攥着长矛,浑身是血站在面前,当时就吓了一跳,问你过来干什么?尉迟敬德直接说,太子和齐王谋反,秦王已经带兵杀了他们,怕陛下受惊,派我过来守卫。

李渊愣了半天,转头问身边的大臣该怎么办,萧瑀和陈叔达赶紧说,建成元吉本来就没什么功劳,还谋害秦王,现在秦王已经平定叛乱,陛下只要把国事交给秦王,就能没事了。李渊能说什么,只能点头说,我本来就想这么做。

三天后,李渊下旨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直接下诏禅位,把大唐的江山全交给了李世民。原来占尽法理和优势的太子李建成,一天之内就从储君变成了谋反的逆贼,身首异处,原本处于劣势的李世民,直接反转了整个局面,坐上了龙椅。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很多人说,李世民赢就是因为能打,其实你想想,从头到尾,李世民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只杀李建成,他从一开始就想控制李渊,拿下整个长安的中枢,这才是他敢以少胜多的关键。而李建成从头到尾,都只盯着怎么除掉李世民,从来没想过李世民敢直接对皇帝动手,这才输得一无所有。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而这件事给大唐带来的影响,持续了一百多年。因为李世民开了靠武力夺取储位的先例,此后李唐的太子之争,几乎每次都伴随着流血,从李世民的儿子李承乾谋反,到武则天时期的皇室内斗,再到唐隆政变、先天政变,李唐的皇位传承几乎都是靠政变换主人,直到唐玄宗继位之后才逐渐稳定。不过,也正是因为李世民掌权,他重用寒门,轻徭薄赋,收拾了隋末乱世的烂摊子,打下了大唐百年强盛的基础,开创了被后世称颂的贞观之治。

参考资料:[1]《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刘昫等,后晋 [2]《资治通鉴·唐纪七》,司马光,北宋 [3]《常何墓碑》,敦煌莫高窟出土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