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人总是更愿意走向户外：去公园、去植物园、去观鸟，也去重新感受那些看似日常却并不理所当然的自然经验。最近两年，我们发现人们或许厌倦了城市生活，开始重新拥抱自然，也重新对自然知识产生兴趣。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不过数百年。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亲近自然或许仍然是一种尚未被消除的本能。同时，“人类世”（Anthropocene）与后人类生态议题的持续升温，也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如何理解、命名并展示自然。
这篇书摘中，其中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自然具有规律性，自然是奇迹的创造者，这两种观点共存于此。”或许正是在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认知之间，自然博物馆得以诞生；而这种张力，也仍然在解释我们今天为何持续被自然吸引，并不断研究自然、走进这些承载自然的空间。
世界上为什么要有
植物园？
博物学从来不只依赖个人的奇趣。它与农业和药典的古老渊源以及将在其他大洲发现的动植物引入欧洲以获利的新愿景，自16世纪下半叶以来激发了当权者的兴趣。特别是从 17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开始，博物学的公益性，如宗教卫道，以及被认为对经济或军事起促进作用的知识进步，越来越引人思考。因此，各个国家由机构而非个人建立的自然物产陈列室开始增多。
这种观念似乎来源于英格兰。1654年，威廉·哈维为伦敦皇家内科医师学会捐资，用于建立一座图书馆和一座“凡品和珍品储藏馆”。后者的表述值得我们关注，说明这不仅是一座植物标本馆或药用植物园，还是一项自然物产收藏。哈维博物馆在1654年2月开放。它可能为伦敦皇家学会提供了参照，后者自创办伊始就开始收集藏品，并于1666年买下了一座自然奇珍陈列室。15年后，这座博物馆的首本藏品名录问世。
至于圣彼得堡科学院，在1725年创立时，国家就将彼得大帝自1697年起创办的“艺术馆”划拨给了它。在这座“艺术馆”连同图书馆和天文台一起进驻1728年开放的新建筑之后，它便面向公众实行预约制开放，此时，它的博物馆身份已经毋庸置疑。
比萨大学和帕多瓦大学催生了陈列室，莱顿大学也建立了自己的陈列室，但此后没有再出现新的大学陈列室，直到1683年伊莱亚斯·阿什莫尔将自己的收藏捐给牛津大学。我们知道，在路易吉·兰奇的倡导下，博洛尼亚于1714年成立了科学院，旅客在描述它时往往不吝溢美之词，博物学是科学院工作的一个重要分支，后来，不少地方效仿博洛尼亚科学院的先例，只是规模更小。我们犹记得，1733年，安东尼奥·瓦利内里提议用父亲的收藏向帕多瓦大学换取一份教职，并由他担任以此份收藏为基础而建立的陈列室的管理员。
在“强力王”奥古斯特二世的推动下，萨克森在与收藏相关的各个方面都走在前列。在德累斯顿，自然物产自1720年起被放置在单独的建筑中，并在8年后被转移到已成为“科学宫”的茨温格宫，与图书馆、人造奇珍收藏、数学仪器和物理实验仪器收藏共享这座建筑。同年，茨温格宫具备了参观条件。在18世纪40年代重新调整布局时，人们对藏品进行了有条理的归类。通过阅读1755年出版的德语版和法语版导览手册，可以对此有所了解。
我们首先进入的是矿物陈列廊，里面的藏品从“金”开始按性质依次排列，而后进入化石陈列廊，接着是“植物界奇珍”，解剖学陈列室，陆生和水生动物陈列廊，贝类、珊瑚和海洋植物陈列室，四足动物标本库，琥珀陈列室。一座人工石窟与“著名的所罗门圣殿和会幕模型”是猎奇文化的残余。我们看到，藏品按三个领域进行分类，这为等级体系中的各种物质提供了一个平台。人们一直对能够串连起不同领域的藏品感兴趣，这就是为什么化石、动物体内形成的石头、珊瑚和琥珀会受到重视。自然具有规律性，自然是奇迹的创造者，这两种观点共存于此。
这些陈列室虽然对公众开放，但首先服务于学者，为他们的研究提供材料：矿物、化石、植物标本、动物和人类的解剖学样本。人们很少考虑它们对参观者的作用。陈列室的重点在于尽可能多地积累藏品，而藏品的展示顺序是次要的，比起博物馆，它更像实验室，人们有时也会这样称呼它。然而，不仅前来参观的公众在增多，他们了解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还越来越挑剔。同时，如同16世纪中叶托斯卡纳和威尼斯的植物园一样，自然陈列室也在18世纪成了一项国家事务。发生在欧洲的两件大事说明了这一点。
1635年，皇家药用植物园在巴黎落成，5年后对外开放。它的名字在18世纪悄然改为皇家植物园，这是一项重大变革。它从一开始就通过派往黎凡特、美洲、中国、印度和埃及的植物学家们系统性地扩充藏品，园中可以开展研究，进行植物学、化学和解剖学教育，由于摆脱了医学界教条化的正统观念，教学水平甚至堪比医学院，而且植物园的教授基本都是科学院（成立于1666年）成员，同样地，自17世纪末以来，植物园的历任管理员几乎也都是科学院成员。
多亏了约瑟夫·皮顿·德·图尔内福尔、安托万·德·朱西厄和伯纳德·德·朱西厄，当布封伯爵乔治·路易·玛丽·勒克莱尔于1739年被任命为植物园管理员时，该机构已经成为植物学圣地，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无法适应人们对博物学日益高涨的兴趣。园中成立于1729年的陈列室似乎是“一堆别致的杂物，堆满了两个房间，真正的珍宝与荒谬的‘奇珍’放在一起”。
乔治·路易·勒克莱尔·德·布封，收录于《博物学，总论与专论》第三卷的《关于陈列室中与人类博物学相关部分的描述》，巴黎，皇家印刷厂，1749—1804 年，现藏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珍本书库。
1745年，布封伯爵提名友人路易·道本顿出任看守人和展示员，此人“不出几年就让陈列室焕然一新。矿物、果实、木材、贝类被整合在一起，以最美观的方式展示于人。他不断发掘和完善保存有机体的不同方法；四足动物和鸟类的遗骸重焕生机，向观者展示它们最细微的特点，令观者惊叹于它们多样的形态和鲜艳的色彩”。道本顿专注于采集一切自然物产，他还特别制作了一大批解剖学标本切片。他在陈列室的布置上耗费了不少精力，“尝试了所有可能的排列方式，直到找到一种既不显得突兀又不违背自然关系的排列方式”。
这一切都让人相信，居维叶的观点并非夸张。道本顿其实曾经设想过打造一座大型陈列室，以便能够接待蜂拥而至的参观者，他还就此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观点，比如建立“公共保管室”，他创造的术语也在个人藏家群体中广泛使用。由于藏家去世后，他们“遗留”的收藏可能会进入国王的陈列室，所以，重要的是在他们创建收藏时就围绕如何开展这项工作而进行指导。于是，道本顿在他的描述性文章的开篇部分对自然陈列室的整体组织架构进行了阐述。
按照逻辑，他先从陈列的顺序问题入手。他认为，最佳解决方案是在这样一座陈列室中将藏品按纲、属、种划分出有条理的排列方式，并将动物、植物和矿物分开。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了林奈对自然物产的三分法。这样做还可以在每个纲的内部细分属和种，然后将同一种的个体一个挨一个地放在一起。“以这种顺序展示自然藏品，我们便能够从中享受它们之间的关联带来的乐趣，而且不会感到疲惫，也不会因经常陷入迷惑和混乱而感到厌倦。”
尽管如此，人们却并没有尊重这种本应被所有陈列室采用的布置方式，国王的陈列室就是一例：“同一属的不同种，同一种的不同个体，有时在藏品数目上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以至于我们无法将同类藏品放在一起；在纲和属的层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此外，我们常常因陈列方案无法在展示空间中实现而不得不打乱连贯的顺序。”道本顿作为实践家最有话语权，他知道在陈列室整理藏品时不能不考虑藏品尺寸和空间布局，还要考虑数量增加这一事实，以便能够放置新征购的藏品。这位实践家还会考虑参观者的情况。“在此类研究中，最有条理的排列顺序虽然能带来精神上的极大愉悦，但几乎从来不具有最佳的视觉效果。”道本顿如是说，所以他建议在此基础之上引入“对称排序或对照排序”的方式作为补充。
在对适合这种归类方式的各个属的藏品进行有条理的排序之后，道本顿将剩下的藏品安排在“最合适的位置，使它们看起来像一个赏心悦目、形态和色彩多样的整体”。不同类别的藏品的保存问题十分重要，但我们暂且略过它，说一说让人精神愉悦的顺序和让人观感愉悦的顺序之间的差异。在探讨艺术品陈列的时候，我们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只需指出这是由于人们对自然物产的态度不同，一些人将其视作研究对象，另一些人则视其为消遣之物。态度不同是由于社会身份的不同：一边是行家，即专业的博物学家，另一边是猎奇者或爱好者。国王陈列室的受众由这两部分人组成。因此，道本顿需要在双方难以调和的期待中寻找一个平衡点。
道本顿获得了成功。1752年，收录于《百科全书》的文章“自然陈列室”在快速介绍完国王陈列室的藏品和三大分类之后，指出“所有这些藏品都按照条理排列，并以最有利于博物学研究的方式布局。每样藏品都有名字，它们都被玻璃层保护起来，带有展签标注，以最合适的方式陈列”。至于大批的参观者，“他们来自各个阶层，各个国家……。我们每周接待1,200至1,500人。进入陈列室很容易，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入内、游憩或学习。陈列室中展出的自然物产没有经过修饰和上色，只表现出藏品应有的品位、优雅和内涵。陈列室的工作人员乐于回答与博物学相关的问题”。
虽然国王陈列室收获了赞赏，但它并未令这篇文章的作者完全满意，作者有比道本顿的三个展厅更加宏伟的设想。他提议“为自然建立一座与其身份匹配的神庙”。“我想，”他写道，“它应该由多组建筑构成，建筑的体量要与关在里面的生物的比例相合：中间的建筑要开阔、巨大，用于容纳陆地上和海洋里的巨兽。如果一踏进这幢建筑就能看到栖息于其中的鳄鱼、大象和鲸，那怎能不令人震撼？人们可以从这里进入相邻的房间，在各个房间看到自然多样的面貌和遭受的破坏”，这样一定会吸引很多外国人。这种在巴黎建造一座真正的自然博物馆的呼吁反映了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但它的建立还要更晚。该馆启动建设的时候，同类机构几乎已经在欧洲各地遍地开花，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
在此期间，当外国人前来参观道本顿利用植物园改造而成的巴黎首座博物馆——自然陈列室——的时候，给予了它正面的评价。博物学家、古物收藏家、旅行家、当时最受欢迎的动物学论著作者托马斯·彭南特在1765年参观过这座自然陈列室之后评价道：
道本顿先生展示了国王陈列室……。它由 3 个房间组成，里面尽是保存状态极佳的动物标本。玻璃展柜下面是存放化石的抽屉。道本顿带我参观了楼梯下方的房间：第一间存放有从大象到老鼠各种体形的动物的骨架。第二间存放有化石和矿石。第三间存放有植物标本。地板上铺有两只羚羊的皮毛。
10年后，作家、伦敦文学界名人赫斯特·林奇·瑟赫将这座陈列室称为“国王博物馆”，并指出伦敦有比它更好的鸟类收藏。她描写了其中的宝石、异域鸟类和昆虫。尽管国王自然陈列室的状况此后开始恶化，但直至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仍有很多人前来参观。另一件事发生在伦敦，正是在巴黎的公共自然陈列室开放后不久。身为医生却酷爱博物学的汉斯·斯隆爵士年轻时结识了物理学家罗伯特·波义耳和植物学家约翰·雷。他在国王植物园参加了图尔内福尔和解剖学家约瑟夫— 吉哈德·杜维尼的课程。1685年，他被选入皇家学会。1687年，他作为新任牙买加总督的医生远赴该国两年。回到伦敦后，他的医术广受好评。1727年至1741年，他担任皇家学会会长。
他一生的收藏构成了欧洲规模最大、藏品最丰富的陈列室之一，包含一座图书馆、钱币收藏、古物收藏、版画收藏和素描收藏，尤其还有各种各样的自然标本——人类遗骸、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昆虫、矿物和化石、植物，即便没有上千件，也有数百件之多。在当时的人看来，无论是外国学者还是好奇的参观者都能很容易地进入斯隆的陈列室。
在斯隆最终版本的遗嘱中，他提名了 50 余名“受托人”（trustees）负责说服国王以2万里弗尔的价格购买他的收藏，而这还不到其收藏估价的四分之一。如果收购没有在一年内完成，他们将向斯隆曾是一员的圣彼得堡科学院、巴黎科学院、柏林科学院和马德里科学院询问收购意向；每个机构都有一年的答复时间。如果均被拒绝，他们将尽快以最优的价格出售藏品。斯隆早在 1739年曾编写了一份追加遗嘱，10年后又进行了修改，他在其中用宗教理由表达了自己的遗愿，希望自己的收藏能被完整保存并为公众所用。我们有必要在此引述这份文件的最终版本，以展示宗教对自然研究的影响及其与功利主义方法的直接关系：
我年轻时就有研究植物和其他自然物产的爱好，在多年间花费大量精力和金钱收集了我所能获得的各种稀有和珍奇之物，既有我们本国的也有外国的，拓展对自然杰作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提升对神的能力、智慧、善良、意志和其他优点的认知，理解其创造物带给我们的鼓舞和惬意，为了促进这些高尚目标的达成、宣扬上帝的荣耀和人类的福祉，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要自己收藏的各个分支的藏品能够整体原样保存……，颁布法律、指示、规则和命令，让所有想要观看和观察藏品的人士可以时常入内参观。
斯隆于1753年1月11日去世。当月27日，“受托人”首次聚在一起。自3月19日起，经历多次内部商谈之后，议会讨论了斯隆的收藏在未来何去何从这一问题。讨论结束后的提案投票结果显示，“出于国家荣誉和利益的考虑，将接受汉斯·斯隆爵士的遗赠”。紧接着，众人又决定为国家购买一份手稿收藏。资金问题则通过发行彩票解决。由此建立的机构最终被命名为“大英博物馆”，但没有人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提出这个名字的。1753年6月7日国王签署的法令的标题中也使用了它，该法令标志着大英博物馆的正式建立，并在接下来的两个多世纪里成为这座博物馆的运行准则。此时，离斯隆去世只有不到5个月。以上就是18世纪50年代初欧洲两个重要首都在各自最高当局的推动下建立自然博物馆的过程，大英博物馆在建立之初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座自然博物馆。
乔治·沙尔夫，《大英博物馆老馆的阶梯》，1845 年，现藏于伦敦的大英博物馆。
18世纪下半叶见证了此类博物馆的大量建立，但通常仍使用旧时的名称“陈列室”。1754年12月，不伦瑞克公爵为建成于9年前的技术教学机构卡罗林姆学院增添了一座自然陈列室，它位于市中心，一下子就吸引了不少参观者，截至1754年12月底，它一共接待163人，1755年接待218人，1756年接待292人。至18世纪60年代初，巴伐利亚的夏尔-泰奥多尔在曼海姆建立科学院（1763）之后，紧接着就利用从萨克森、维也纳、伯尔尼和曼海姆当地购得的个人收藏建立了一座公共自然陈列室；1767年出现了关于它的描述性文章。这些反映了时代精神的代表性事件对当地产生了影响，而与此同时，在维也纳发生的事件则对中欧乃至更多地区产生了影响。
在神圣罗马帝国，自然陈列室直到1748年才在皇帝弗朗索瓦-艾蒂安的倡议下占据皇家收藏中的一席之地。这位皇帝可能是受了他十分倚重的顾问、皇室医生、启蒙运动思想家赫拉德·范·斯韦腾的影响，1745年，他任用了当时在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莱顿当教授的斯韦腾，后者建立了维也纳的第一座植物园。
皇帝还于1748年购买了约翰·德·巴约的约3万件藏品。约翰·德·巴约是一位意大利学者兼文化官员，还担任托斯卡纳要塞、建筑、花园和矿场的总负责人，他亲自来到维也纳负责新建的皇家陈列室。皇帝最初成立物理陈列室时十分喜爱里面的收藏。皇帝去世后，伤心的玛丽-特蕾莎王后命人于1773年绘制了一幅画作，画中的皇帝弗朗索瓦-艾蒂安坐在他的自然陈列室中央，桌上有菊石、绿宝石、贝壳，地上有一块巨大的水晶原石，皇帝身边有图书馆馆长范·斯韦腾、自然陈列室负责人、钱币陈列室负责人和画廊负责人。
从法律层面看，自然陈列室在这一系列机构中拥有单独的位置。同物理陈列室一样，它是皇帝的个人财产。它在奥地利和南美洲（皇帝曾用个人资金资助过赴南美洲的科学考察）的植物学和矿物学研究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766年，弗朗索瓦-艾蒂安去世后，玛丽-特蕾莎将陈列室转化为国家资产，并且每周两次向公众开放。她当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做法为维也纳自然博物馆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弗朗茨·梅斯梅尔与路德维希·科尔，《哈布斯堡— 洛林王朝的弗朗索瓦一世皇帝与收藏负责人在一起》，1773 年，现藏于维也纳的自然博物馆。在画中出现的五个人中，有三人已在该画绘制时过世，他们分别是皇帝、约翰·德·巴约和赫拉德·范·斯韦腾。玛丽— 特蕾莎不仅希望为她热爱并保护科学与艺术的丈夫留下画像，也想为丈夫在该领域中最亲密的合作者们留下画像。这幅画作所展现的自然陈列室因此成为一众学者的纪念堂，他们在欧洲范围内建立了一系列隶属于哈布斯堡宫廷的重要文化机构。
或许是模仿维也纳的先例，佛罗伦萨物理与自然博物馆于1766年建立，然后在1775年面向公众开放，同年出版了藏品名录。此外还有其他案例，比如出生于厄瓜多尔的博物学爱好者佩德罗·达维拉在往返于故乡和巴黎的20余年里建立了自己的收藏，他曾想将这份收藏卖掉，但未果，最终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在1759年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接收了他的收藏，作为交换，他在以此而建立的陈列室中谋得了终身负责人的职位。1771年，国王签署了建立陈列室的政令，1776年11月 4 日，陈列室对公众开放。9年后，曾参与植物园和天文台建设的建筑师胡安·德·维拉纽瓦奉命在它们旁边新建一座建筑，供科学院和自然陈列室使用。同年，工程启动，但因法国人的入侵而中断，复工后，又更换了负责人，因为该建筑要满足艺术博物馆的需求，这就是后来的普拉多博物馆。时至今日，该馆依然在使用这幢建筑。至于皇家自然陈列室，它于1857年成为自然科学博物馆，经过多次迁址和藏品更换之后，它于1910年迁入1882年至1887年间建造的艺术与工业宫。
陈列室的增加和博物馆的创建表现了博物学和科学在文化事业中普遍意义上的地位变化，这种变化始于1680年至1720年间，如玛格丽特·C.雅各布在其著作中所述，与牛顿物理学和神学理论的普及密不可分，此处的神学理论是物理学的补充，并适用于从自然现象中寻找上帝的存在，从最隐秘的组织结构到整体联系，只能诉诸全能且无比智慧的世界造物主才能得到解释。
这种对科学和自然的全新观点以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为媒介，从英格兰传播到欧洲大陆，法语报纸和出版物在该观念的传播过程中功不可没，用法语写作的博物学家也像英国人一样将最前沿的研究成果与深刻的宗教虔信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这种观念最终才进入奥地利和西班牙等笃信天主教的国家，就连植物园出现在这些国家的时间都很晚（1754年维也纳建立植物园，1755年马德里建立植物园），它们也是最晚拥有公共自然陈列室的国家。
在牛顿学说的框架下，自然科学成为有神论思想、自由思想，甚至不同形式的唯物论思想交锋的领域，它也由此披上了哲学的色彩。但如果说，个人和教会是热情使然，国家却有着其他更平凡的考量。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为了能在与对手的较量中获得胜算，国家不得不推动政治世俗化，其特征之一就是愈发强调实用性，特别是在探寻更有效地利用已知自然资源和发现新资源的过程中。国家行政机构推动博物学的普及就是一种务实的表现，其他方面的表现还有将重心放在经济上，以及德意志“财政学”和法国重农主义概念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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