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例行检查，丢了半个省！张北事件，日本人的阴谋到底有多深？|北平|宋哲元|张北事件|日本|秦德纯|赵登禹

今天聊聊1934年到1935年发生的「张北事件」。

一个主权国家的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连正常的边境检查都要被人家抓住把柄闹事，最后还被逼着签了丧权辱国的条约。这种事搁谁身上都受不了。但是咱们也不能光骂，得把前因后果都搞清楚，才能明白当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今天我就把我研究的这些心得跟大家唠唠，说得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包涵。

日本人为什么老盯着一座小县城不放？张北在哪儿呢？它在张家口北边，是察哈尔省的一个县。现在你翻地图，察哈尔省已经不存在了，这个省在1952年就撤销了，大部分地区划给了内蒙古自治区，张北县现在归河北省张家口市管。但你别看这个省后来撤销了，在1930年代那会儿，它的战略地位可不是一般的重要。

察哈尔省挨着热河省，热河当时已经被日本占领了，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就在那儿。张家口和张北这两座城，可以说是华北地区的北大门。你要是从东北方向往华北内地走，张北是必经之路。日本人占了东北之后，一直想往华北扩张，张北就像一根钉子钉在他们的前进路线上。所以日本人盯上张北，不是偶然的，这是他们华北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5年那会儿，已经占了东北的日本军队开始频频用武力威胁华北-。国民政府的反应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一步，没有什么长远的计划，也没有明确的方针。而日本人看你越退让，他就越得寸进尺，故意找茬子，张北事件就是这么来的。

第一次张北事件发生在1934年10月。具体经过是这样的：10月26日，有个叫川口清健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带着七个人从张家口出发去多伦。多伦这个地方当时也在察哈尔省境内。川口这个人官儿不大，就是个中佐，但在中国待了很多年，是个中国通，后来还当上了华北方面军的参谋副长。

第二天上午10点，他们八个人到了张北县南门。驻守张北的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师长叫赵登禹。

赵登禹他可不是什么软柿子。1933年长城抗战的时候，赵登禹在喜峰口打得非常出色，组织了敢死队夜袭日军，用大刀砍得敌人鬼哭狼嚎。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时在全国那是出了名的。就是这么一员猛将，守着张北这个北大门。

当川口他们到了南门，守城的士兵按规定拦下他们要求检查。这种事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你过边境卡口，哪有不检查的？但日本人偏偏不干，拒绝检查。双方就在那儿僵着，一僵就是四十分钟。最后，守军没办法，就放他们过去了。

你要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事儿不大啊。检查护照是例行公事，又不是故意刁难你，而且最后不也放行了吗？但日本人可不是这么想的。

10月29日，日本驻张家口的代理领事桥本正康就跳出来说话了，说张北驻军“侮辱”了日本军官，向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提出了抗议。第二天，日本驻北平公使馆的一个武官辅助官叫高桥坦的，又找到宋哲元抗议了一回。

这就是第一次张北事件的全过程。你能看出来，事儿本身根本不值一提，但日本人就是要把它往大了闹。

再说宋哲元，他是二十九军的军长，同时也是察哈尔省的主席，也就是说军民两摊子都是他管。1933年长城抗战，二十九军打得不错，宋哲元也算是有血性的军人。但到了1934年，形势已经变了，东北全丢了，热河也丢了，华北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宋哲元夹在中间，日子不好过。

面对日本人的抗议，宋哲元的应对方式就是尽量息事宁人。11月25日，他让赵登禹去跟日本人道歉。11月29日，他把当天检查护照的那个连长张书标给撤了职。这些还不够，宋哲元还向日本人承诺，以后日本人在察哈尔省可以自由旅行，不用接受任何检查。

在自己的地盘上，外国人不用接受检查，想怎么走就怎么走？这等于把自己国家的边境检查权拱手让出去了。宋哲元这么做，大概是想着退一步海阔天空，别给日本人留下把柄。但结果怎么样呢？日本人非但没有领情，反而得寸进尺，胃口越来越大。

第一次张北事件最后以宋哲元的全面退让告终。国民政府在12月也表了态，许诺日本人在察哈尔旅行自由，军队退到长城以西以南-。但是，这个协定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执行起来有困难，另一方面二十九军的官兵心里也不服气。我凭什么要让日本人随便进出？这种憋屈的心态，为后来的第二次张北事件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张北事件发生在1935年，这回就严重多了。

察哈尔省方面之前跟日本人有过一个约定，说日本人从热河省那边过来，必须要有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发的护照，经过中国方面复验加盖省政府的印章之后，才能通行。这是双方商量好的规矩，应该不算过分吧？

但1935年5月30日，有四个人从多伦出发去张家口，他们没有护照。这四个人是什么人呢？是日本驻阿巴嘎旗特务机关的人员，说白了就是间谍。他们以旅行为掩护，其实是在偷偷测绘地图、搜集情报。6月5日下午四点，他们到了张北县北门，被二十九军的哨兵拦下来要求检查。哨兵一看，你们没有护照，按规定不能过。

但日本人根本不把规定当回事，要硬闯。双方就发生了争执。守军没办法，就把这四个人送到第一三二师的司令部去了。宋哲元知道这件事之后，下令赵登禹把人放了。这四个人被扣留了八个小时之后就放行了。

你听听，这事儿闹得多大？扣留了八个小时，吃了一顿饭，然后就放了。按说这已经是很克制的做法了，换了任何一个正常国家，抓住四个没有合法证件、涉嫌间谍活动的外国人，怎么可能八小时就放人？但日本人还是不依不饶，说他们“被侮辱了”。

第二次张北事件跟第一次有一个最大的区别：这次日本人是故意把事情往大里闹。

为什么呢？因为1935年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蒋介石当时正在忙着追剿长征的红军，国民党中央军的主力都集中在西南一带-。华北的防务主要靠二十九军这些地方部队撑着，中央政府的注意力不在北方。

土肥原的胃口大得很。他不但要处理张北这件事，还要把整个察哈尔省控制在日本人的手里。他提出的要求一条比一条过分：第一，处罚张北事件的责任人，把一三二师的参谋长和军法处长都撤了；第二，张北、宝昌、宝康、商都、沽源、兴和这六个县的驻军全部撤走，换成地方保安队；第三，撤掉察哈尔省的国民党党部；第四，禁止一切反日活动。

你仔细看这些要求，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土肥原要的根本不是针对“侮辱”事件的处理。他要的是什么呢？他要的是把二十九军的势力从察哈尔省赶出去，把国民党的党部撤掉，把整个察哈尔省变成实际上的非武装区。这哪里是什么“抗议”啊，这分明就是武装侵略的前奏。

国民政府面对日本人的咄咄逼人，做出的选择是——换人。

1935年6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开会，免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职务-。接替他的人是秦德纯，秦德纯本来是察哈尔省的民政厅长，这一下子被提拔成了代理主席-。国民政府给出的理由是“屡生事端”，这个理由说实话挺让人寒心的。

宋哲元虽然是地方实力派，跟中央政府有时候确实有矛盾，但在对日问题上，他至少保持了基本的底线，没有像后来的某些人那样直接投降。结果出了事，中央政府第一反应不是支持他、帮他撑腰，而是把他免了，换一个更听话的人上去。

从6月23日开始，秦德纯就跟土肥原贤二在北平谈判。

秦德纯和土肥原的谈判，可以说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秦德纯心里清楚，他手里没什么牌可以打。二十九军虽然还能打，但中央政府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了——就是不想跟日本硬碰硬。蒋介石那边忙着追剿红军，顾不上华北的事。何应钦在河北那边已经对梅津美治郎做出了让步，签了《何梅协定》，秦德纯这边如果不签，就是给中央政府添乱。

但是，秦德纯也不是完全没有反抗。谈判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想争一争。针对日本人提出的一些要求，他也进行了反驳。比如日本人说第一次张北事件的时候，宋哲元承诺过日本人在察哈尔可以自由旅行、不检查任何携带物，秦德纯就反驳说，察哈尔省跟日本领事馆之前的协议是日本人出入境必须有护照。这说明秦德纯至少还试图维护一下国家的主权。

但土肥原是什么人？他搞了几十年的特务工作，太清楚怎么对付中国官员了。他根本不跟你好好谈，而是用各种手段施加压力。

6月23日晚上，土肥原以“私人拜会”的名义，直接闯进了秦德纯在北平的住宅。秦德纯之前一直不见他，这下子躲不过去了-。土肥原把事先拟好的“要求事项”摆到秦德纯面前，不但如此，还加上了六项“特别期待事项”，包括承认日满对蒙工作、协助日本人建设机场和设置无线电台等等。

这叫谈判吗？这简直就是最后通牒。土肥原的潜台词再明显不过了：这些条件你不答应，我就自己动手。

秦德纯的日子太难过了。他只是一个代理主席，手里没有兵权，中央政府给他的指示就是尽量跟日本人周旋。但土肥原根本不给你周旋的空间。面对这种局面，秦德纯能做的选择其实只有一个——签。

1935年6月27日，秦德纯和土肥原贤二在北平正式签了协定，这就是著名的《秦土协定》，也叫《察哈尔协定》。

这个协定的内容我就不详细罗列了，只说最核心的几条：第一，二十九军从察哈尔省北部撤走，把这个地区变成“非武装区”，以后只留下地方保安队维持秩序；第二，察哈尔省的国民党机关全部取消；第三，处罚张北事件的相关责任人；第四，中国人停止向察哈尔省移民；第五，承认日本人在察哈尔的所谓“对蒙工作”，还要帮他们建机场、设电台等军事设施。

这份协定签完之后，中国失去了对察哈尔省的实际控制权-。有资料说，中国在察哈尔的主权大概丢了百分之七八十。察哈尔省虽然名义上还属于中国，但实际上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二十九军撤走之后，察哈尔的防务基本上就真空了。

更可怕的是，《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一南一北，把河北和察哈尔两个省的主权拱手送给了日本人-。日本的势力从东北一路推进到了华北腹地，北平、天津直接暴露在日军的威胁之下。

《秦土协定》签了之后，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协定规定两周内实施完毕。日本人也不跟你客气，逼着二十九军限时撤出。宋哲元虽然丢了察哈尔省主席的位置，但二十九军还在。他带着队伍往西南方向收缩，把原来驻防的察北六县全部让了出去。

到了1935年12月，关东军借口说中国方面没有完全履行《秦土协定》，派李守信的伪军打头阵，直接占领了察北六县。张北人民从此开始了在日伪统治下长达十年的苦难生活。

这还没完。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日本在察哈尔省陆续扶植了伪察南自治政府、伪晋北自治政府和伪蒙古自治政府，后来又把它们合并成了“蒙疆联合委员会”，最后变成了所谓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这些伪政权名义上是自治，实际上就是日本人的傀儡。察哈尔省就这样不战而陷，成为了日本侵略华北的桥头堡。

张北事件在表面上只是一个小冲突——无非就是几个日本人在边境被拦了八个小时。但这件事背后的意义太大了。我反复琢磨，觉得有几点特别值得说。

第一，这反映了日本侵略策略的变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直接出兵占领了东北三省，这是武装侵略。但到了1935年，日本换了个打法。他们不再大规模出兵，而是通过制造边境摩擦、提出各种“抗议”、强迫中国签不平等条约的方式，一点一点地蚕食中国的主权。

第二，这暴露了当时国民政府的软弱。说实话，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一个主权国家，在自己的领土上做例行检查，反而被外国人抓住把柄，最后还被逼着割地赔款，这叫什么道理？但是咱们也得客观地看，1935年那会儿国民政府的处境确实非常困难。

蒋介石的主力部队都在西南追剿红军，顾不上华北。何应钦在北平那边签《何梅协定》，秦德纯在北平这边签《秦土协定》，归根到底就一个思路——先稳住日本人，别让他们在华北搞出大事来，等腾出手来再说。但这个策略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因为你越退让，日本人就越觉得你好欺负，胃口就越大。

第三，张北事件中二十九军的遭遇特别让人唏嘘。赵登禹是打过大仗的猛将，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在喜峰口杀得日本人人仰马翻。但就是这么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却因为上头的一再退让，最后被迫从自己驻防的地方撤走。赵登禹后来在1937年七七事变中牺牲了，死在了南苑。他要是能看到二十九军在张北被逼退的那一幕，心里得有多憋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