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北京山走出来，参加过土改，当过民兵，入了党，又被选去援藏，后来还做到江孜县委副书记，周述武的人生，原本是一步一步往上走的。
这样的人，按说不该和“亡命印度”几个字连在一起。
可命运偏偏拐了个急弯。
一次会议上的失言，一场围着金表生出的风波，加上流言、惶恐和他自己的退缩，把他推到了边境线上。
再往后，身份一下变了，日子也全变了，在印度帮工、拉车、卖吃食、开小饭馆，熬到病重，最放不下的还是京山。
活着没能回去，最后回乡的，只剩一盒骨灰。
看他的前半生，是干部履历；看他的后半生，像一张被揉皱了又展开的京山地图，起点和终点都在那儿，中间却绕了太远。
周述武是京山农村出来的基层干部。
当地解放后，他积极参加土改，分田地，搞村里建设，做事勤快，表现也突出。
后来他加入民兵，参与清剿残余武装。
组织见他踏实可靠，发展他入了党，还让他担任乡武装干部。
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时，周述武被选中，成了一名援藏干部，从湖北去了西藏。
到了高原后，他先在日喀则工作，慢慢适应环境，后来又调到江孜县，担任县委副书记。
这个位置，不是谁都能坐上去的。
那时入藏干部肩上的担子很重，既要适应艰苦环境，也要把工作抓起来。
周述武能从基层一步步走到这个岗位，说明组织对他是信任的。
可很多人的人生，坏就坏在一个“本来”。
本来路是顺的，本来位置是稳的，本来还能往前走。
偏偏在江孜工作期间，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出了问题，事情从这里开始变味。
在江孜县工作时，周述武在一次会议上发言出了问题。
组织对他作了党内警告，还让他停职接受调查，前后持续了几个月。
调查结束后，他被调整到江孜农牧局当局长，之后又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和藏族翻译丹珠一起下基层开展工作。
这次调整，已经说明他的仕途受了影响。
虽然后来还有工作安排，可人一旦背上包袱，做事就容易失准。
周述武显然没有把这道坎迈过去。
随后又出了一件事。工作中，当地一名僧侣为了表示配合改革，送给他一块金表。
事情传开后，议论就来了。
有人说他立场不稳，也传出他和丹珠关系不正常的闲话。
上级要求他尽快去地委说明情况，周述武心里害怕事情闹大，几次以整理材料为借口拖着不去。
就在这段时间，丹珠不断在他耳边劝说，说当地环境复杂，不如一起去印度，还说自己在印度有亲戚，能出黄金当路费，同时提醒他，队里的副队长和教导员已经知道金表的事了。
几件事压在一起，周述武没把路往正处走，反而往窄处走了。
一次受处分留下的阴影，一场金表风波带来的恐惧，再加上身边人的怂恿，最后把他推到了一个错误决定面前。
这个决定很短，后果很长。
这一步迈出去，他的身份就彻底变了。
可他到了印度后，并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依靠。
丹珠很快带着大部分黄金离开，再也没有音讯。
周述武在异国举目无亲，只能自己想办法活下去。
他先是在华人店里帮工，后来拉人力车、卖馒头和面条，勉强糊口。
年纪再大一些，在华人朋友帮助下，他开了一家小饭馆，起早贪黑，靠这个小店维持生活。
1973年，周述武和广东籍华人张顺娇结婚，两人收养了一儿一女，算是在印度有了一个家。
可这个家也不宽松。妻子身体不好，家里的重担基本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长年劳累，加上精神压力，他的身体越来越差。
为了看病，夫妻俩先把饭馆出租，后来干脆卖掉，搬到条件更差的住处，日子越过越艰难。
一个从京山走到西藏、又做到县委副书记的人，最后在印度街头为生计发愁，这种反差不用多说，已经够重了。
更难的是，他不是不想回去，是回去这件事，拖得太久，久到很多东西都已经变了。
后来，周述武听说国内政策放宽，就连夜给京山县政府写信，坦白当年的错误，表达悔意，希望能回老家。
县侨办很快回信，表示按政策来去自由、既往不咎，欢迎他回来。
这封回信，是他晚年少有的盼头。
可就在他联系老家后，得到的消息却是，原配妻子早已因脑溢血去世，三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家。
这个消息传来后，他的精神一下垮了，病情也急剧加重，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1988年2月，周述武病逝于印度。
临终前，他叮嘱张顺娇，自己这辈子没脸活着回去认错，死后一定要把骨灰送回湖北京山老家。
同年6月14日，张顺娇在华人朋友帮助下，带着养子从印度出发，经北京转车，把周述武的骨灰送回了京山。
养子被安排到镇上小学读书，学费杂费全免，每月还有生活补助。
多年后，孩子完成学业，进入当地一家钙塑厂工作，自食其力。
张顺娇和孩子后来一直很感激。
回国时一无所有，是家乡把这个家接住了。
事情到这里，算是有了一个结尾。
周述武没有活着回京山，回去的是骨灰；他也没有亲口向故乡认错，只把最后一句话留给了妻子。
再往后，养子在笔记里记下过这段经历，当年回国时，这个家几乎什么都没有，是故土给了他们安稳日子。
。这句话不长，放在周述武半生起落的后面，分量已经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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