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三，小年夜。
我蹲在灶台前烧火，铁锅里炖着半只老母鸡，咕嘟咕嘟冒着热气，香味飘满了整个厨房。可我一点胃口也没有，因为兜里那张存折，余额只剩下两千三百块。
七十二岁，攒了一辈子的十八万养老钱，没了。
老伴走得早，我一个人拉扯大三个儿子。村里人都说我命好，三个儿子个个成了家，在城里扎了根。可他们不知道，正是这三个"出息"的儿子，把我这把老骨头啃得干干净净。
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我的眼泪掉进了灰堆里，滋啦一声，没了。
手机突然响了，是大儿子建国的电话。我擦了擦手，接起来，心里莫名发紧——每次他打电话，准没好事。
果然，建国开口就是："妈，我这边周转不开，你那还有钱不？"
我攥紧手机没说话。
建国是三年前第一个开口的。那时候他在县城开了个小饭馆，说差三万块装修款，跪在我面前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妈，就这一次，等挣了钱加倍还你。"
我心软了，从存折里取了三万。
第二年饭馆生意不好，他又来了，张口就是五万。我犹豫了，他媳妇刘芳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妈，您三个儿子呢，光指望建国一个人养老啊？这钱就当我们预支的孝敬钱。"
我听了这话，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但还是把钱给了。
饭馆最后还是黄了，八万块钱打了水漂，建国连提都没再提还钱的事。
老二建军更绝。
他在市里买房，首付差六万，领着媳妇孩子回来，让我那五岁的小孙子跪在我面前喊："奶奶，我想有自己的房间。"
那一刻我的心碎成了渣。我把存折翻出来，数了又数，咬着牙取了六万。建军接过钱，连口热水都没喝就走了，临走撂下一句："妈，等搬了新家接你去住。"
那是两年前的事了。新家搬了，接我的电话一个没有。倒是他丈母娘，听说在那新房子里住得挺舒坦。
最狠的是老三建民。
建民从小嘴最甜，我也最疼他。去年他说谈了个对象，女方家要八万彩礼，一分不能少。我说妈真没钱了，他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包烟，最后抬起头，红着眼说："妈，你要是不帮我，我这辈子就打光棍了，你忍心？"
我把最后的八万取出来的时候，手是抖的。银行柜员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
建民拿了钱，婚结了，过年连个电话都没打。
今天是小年，建国又打电话要钱。我沉默了很久，终于说了句："建国，妈没钱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声叹气："那算了。"咔嗒一声，挂了。
没有一句"妈你过年怎么过"，没有一句"妈你身体怎么样"。
我放下手机，鸡汤在锅里翻滚着，白气模糊了我的眼睛。
隔壁王婶端着一碗饺子过来，看我一个人坐在灶前发呆，叹了口气："秀兰啊，你也别太难过。儿女都是债，还完了就轻松了。"
我苦笑了一声："债还完了，人也空了。"
王婶走后，我一个人把那半只鸡吃了两块，剩下的用盆扣上。院子里起了风，吹得窗户纸哗哗响。我裹紧棉袄，摸出那张存折看了又看——两千三百块，这就是我七十二年人生的全部家当。
我忽然想起老伴走之前说的话："秀兰，钱攥在自己手里，谁来要都别给。儿子靠不住，只有钱靠得住。"
我没听他的，我觉得那是亲儿子，哪有当妈的不帮儿子的道理？
可如今坐在这冷锅冷灶的屋里，我才明白他那句话的分量。
年三十那天，三个儿子没有一个回来。我自己包了一盘白菜馅饺子，电视里放着春晚，热热闹闹的，可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的影子。
初三那天，村里的刘会计来找我，说镇上有个养老互助的项目，每月交两百块，管吃住还有人照看。我想了想，点了头。
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不如自己给自己找条路。
出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看这座老房子——墙上还挂着三个儿子小时候的照片，笑得那叫一个甜。
我没有锁门。
反正，也没人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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