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又搬？这是你妈的家，不是超市！"
我站在婆婆家堂屋门口，看着老公张建军往车后备箱里塞第三袋东西，气得声音都发抖了。
腊月二十八那天，我们照例回乡下过年。婆婆住在湘西一个小镇上，独门独院，院子里种着菜，屋后还有几棵老橘子树。每次回来，婆婆都高兴得不行，杀鸡宰鱼忙活一大桌。
可每次走的时候，张建军就跟搬家似的。
这次也不例外。大年初三还没到，他就开始往蛇皮袋里装东西——婆婆腌的酸豆角、晒的红薯干、坛子里的剁辣椒、后院橘子树上摘的橘子，还有婆婆养的土鸡蛋，满满当当三大袋。
我拽住他胳膊，压低声音说："妈一个人在家，你把东西都搬走了，她吃什么？"
张建军甩开我的手，闷声说了句："你不懂。"
我怎么不懂？我太懂了。婆婆今年六十七了，公公走了五年，她一个人守着那个老院子。每回我们来，她恨不得把家底都掏给我们。可她自己呢？上个月打电话，她说吃了一个礼拜的咸菜配白粥。
我真怕她心里不高兴，嘴上不说罢了。
初二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婆婆的老房子隔音差，木板墙透风，我裹着棉被还觉得冷。半夜起来上厕所，路过厨房时，看见灶台上的灯还亮着。
婆婆佝偻着背，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摆着几个坛子。她正往一个干净的玻璃罐里舀剁辣椒，一勺一勺，舀得仔细。灶台上还摞着几个塑料袋，里头装好了酸豆角和干笋。
她听见动静，抬头看见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吵到你了？我怕明天来不及，先给你们装好。"
我鼻子一酸，走过去蹲在她旁边："妈，不用装这么多，我们在城里什么都买得到。"
婆婆手上没停，说："买的哪有自己做的好？建军从小就爱吃我腌的酸豆角，外头的他吃不惯。"
灶膛里的余火还没完全灭，映得婆婆脸上忽明忽暗。我看见她手背上全是皴裂的口子，指甲缝里塞着洗不掉的泥。厨房里弥漫着坛子里泡菜的酸香味，混着柴火燃尽后的烟熏气。
"妈，您自己也要吃好点，别光顾着给我们攒。"
婆婆摆摆手："我一个老太婆，吃得了多少？这些东西放在家里也是放坏，你们带走我才安心。"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平平淡淡的，就跟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可我看见她往罐子里多塞了一勺辣椒，把罐口压得满满的，像是怕装少了。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时，堂屋桌上已经多了两只杀好的土鸡，用塑料袋扎得严严实实。婆婆正在院子里喂剩下的几只鸡，嘴里念叨："就剩你们三个了，好好下蛋。"
我这才注意到，鸡圈里原来有七八只鸡，现在只剩三只了。
张建军从屋里出来，看了看桌上的鸡，什么也没说，闷头搬到了车上。
我把他拉到院子角落里："你看看鸡圈，你妈把鸡都快杀光了！你就忍心拿？"
张建军靠着墙，点了根烟，吸了一口才开口："去年夏天，妈偷偷去镇上医院查过身体。"
我心里"咯噔"一下。
"查出来血压高，腰椎也不好，医生说不能再干重活了。"他声音有点哑，"她没告诉我们，是隔壁王婶打电话跟我说的。"
我愣在那里，冷风灌进领口，整个人像被浇了一盆凉水。
"她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所以才拼命腌菜、晒东西、养鸡。"张建军把烟掐了，"她不是舍不得，她是怕来不及。"
我站在那棵老橘子树下，树上还挂着几个没摘干净的橘子，风一吹，晃晃悠悠的。突然就明白了，婆婆每次往袋子里装东西的那个劲头，不是在清空家底，而是在拼命地、一点一点地，把自己能给的都留下来。
那些坛子里的酸豆角，是她蹲在院子里一根根择、一把把搓盐腌出来的。那些红薯干，是她趁秋天太阳好，在竹匾上翻了一遍又一遍晒出来的。她弯着酸痛的腰，裂着口子的手，把日子揉进了那些坛坛罐罐里。
初三临走那天，婆婆站在院门口，围着那条洗得发白的蓝围裙，笑着挥手。
我坐在副驾驶上，从后视镜里看着她的身影越来越小。车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三袋东西压得后轮都沉了些。
我没有再说"别拿了"。
我伸手握住张建军的手，他手心是凉的。我说："开慢点，后面东西重。"
他"嗯"了一声，没说话。
车拐过山坳，我回头最后看了一眼。院门口已经看不见人了，只有那棵橘子树还立在风里，枝头的橘子被吹得一颤一颤的。
那一刻我突然想，趁还拿得动，就多拿吧。总有一天，那个灶台上的灯不会再亮了，那些坛子也不会再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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