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的夜里，窗外鞭炮声零星响着，整条街都飘着炸丸子的油香。
我坐在床边，手里攥着那本红色的离婚协议书，指甲都掐进了纸里。
"扑通"一声，张建国跪在了我面前。
一个五十二岁的男人，膝盖砸在水泥地上，闷响。他抬起那张被烟酒熏黄的脸，眼眶通红："秀兰，求你了，别离。我改，我什么都改。"
我盯着他额头上那道新添的疤——半个月前喝醉了摔的，缝了四针。
我没说话，把脸扭向窗外。
嫁给张建国二十六年，我等这句"我改"，等了整整二十六年。
可如今，我心里那团火，早就灭了。
认识张建国那年，我十九岁，在镇上纺织厂做挡车工。他在隔壁汽修厂当学徒，长得浓眉大眼，干活利索，逢人三分笑。我妈说："这后生实诚，嫁了踏实。"
头两年确实踏实。他手艺好，开了自己的汽修铺，日子眼看着红火起来。可钱一多，人就变了。先是隔三差五跟人喝酒，后来迷上了打牌。
儿子张磊三岁那年冬天，发高烧烧到四十度。我抱着孩子满街找他，最后在老刘家的牌桌上把他拽回来。他一身酒气，嘴里还嘟囔："小孩子发烧，扛一扛就过去了。"
那晚，我抱着儿子在医院走廊坐了一夜，走廊的消毒水味呛得我直流眼泪。
我以为他会改。
可他没有。
打牌输了钱，回家摔东西。我多说两句，他就拍桌子吼："老子在外头挣钱养家，你一个娘们儿懂什么！"
我不是没想过离婚。可那年头，农村女人带个孩子离婚，街坊邻居的唾沫星子能把你淹死。我妈也劝："日子哪有十全十美的？忍忍就过去了。"
我就这么忍着，一忍就是二十多年。
儿子争气，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毕业后在城里站稳了脚。去年结了婚，小两口恩恩爱爱的。我看着儿子的日子过得好，心里那根弦突然就松了——该为儿子扛的，我扛完了。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是三个月前的事。
那天我去银行取钱交医保，发现存折上少了八万块。八万啊，那是我在纺织厂做了十五年，一分一分攒下来的。我手指头都在发抖，腿软得差点没站住。
回去质问他，他先是不承认，后来被我逼急了才吞吞吐吐说，借给牌友老陈"周转"了。
"人家急用钱，我能不帮？"他理直气壮。
我翻出柜子底下那个铁盒子——里面原本还有两万块私房钱，也没了。
那一刻，我浑身冰凉。窗外明明出着太阳，我却觉得骨头缝里都透着寒气。
我没吵，没闹。第二天一早，我骑车去了镇上的法律服务所，花三十块钱打印了一份离婚协议。
张建国一开始根本不信我是认真的。他笑嘻嘻地把协议书往桌上一扔："行了行了，闹够了没？大过年的。"
我没理他，自己搬到了儿子以前住的小房间。
他这才慌了。先是让他妹妹来劝，说什么"哥就是嘴硬心软，对你还是好的"。我端了杯茶给小姑子，平静地说："好不好，我自己心里有数。"
后来他又搬出我妈。我妈在电话里哭："你都五十的人了，离了婚住哪儿去？"
"妈，我在厂里干了十五年，退休后每月有一千八的养老金。城里张磊也说了，给我留了一间房。"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最后我妈叹了口气："你自己想清楚就行。"
于是就有了腊月二十八这一跪。
他跪在地上，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厨房水龙头没关紧，"滴答滴答"地响，像某种倒计时。
"这些年是我混账，"他声音沙哑，"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我低头看着他。这个男人老了，头发白了大半，后背也佝偻了。跪在那里，像一截枯掉的树桩。
我心里酸吗？酸。二十六年的夫妻，哪能一点情分都没有。
可我更清楚地记得——那些独自带着发烧的孩子跑医院的深夜，那些被他拍着桌子吼到手脚发抖的黄昏，那个发现存折空了时、太阳底下浑身发冷的下午。
"建国，"我开口，声音比自己想的平静，"你不是坏人，可你把我的心磨没了。磨没了就是没了，长不回来。"
我把签好字的协议书放在他面前，起身拉上行李箱。
门外，夜风裹着火药味扑面而来。远处谁家挂的红灯笼，在风里晃晃悠悠。
我走出院子，没回头。
五十岁的天空，黑是黑了点，可脚下的路，终于是自己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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