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控中心的电话打来时，我正在给班里的孩子们分发下午茶。那天吃的是带有小动物图案的黄油饼干，五岁的小女孩彤彤拽着我的衣角，奶声奶气地问我能不能多拿一块小兔子形状的。我笑着摸了摸她的头，刚准备拿给她，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起来。

那是一个没有标记的座机号码。接通后，对面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语气公事公办，却带着一种让人透不过气的压迫感。她核对了我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然后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你前两天的年度体检抽血结果出来了，HIV初筛呈阳性。请你明天上午带上身份证，来一趟区疾控中心做确证实验。”

我连手机都没拿稳，直接砸在了装饼干的塑料筐里。彤彤吓了一跳，仰着脸问我怎么了。我看着她清澈的眼睛，张了张嘴，却发现自己连一个字都发不出来。整个教室里孩子们的嬉闹声好像突然被拉远了，我只觉得耳边嗡嗡作响，胃里一阵阵地翻江倒海。

那年我正好三十岁，在这个三线城市的一家公立幼儿园当带班老师。三十岁对很多女人来说是一道坎，对我也是。父母的催婚微信从早到晚轰炸，亲戚们看我的眼神里总带着点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我其实不是个爱玩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刻板。每天的生活轨迹就是幼儿园、出租屋、超市，三点一线。我没去过酒吧，没进过夜店，连谈过的两段恋爱也都是规规矩矩、平淡无奇，最后因为性格不合无疾而终。

那天下午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到下班的。回到住处，我连灯都没开，直接瘫坐在沙发上，脑子里疯狂回放这两年来发生的一切。我试图找出任何可能导致感染的蛛丝马迹：是不是去洗牙的时候器械不干净？是不是有一次在街上不小心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外卖里被人放了什么东西。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直到深夜，黑暗中我的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一条垃圾短信。借着那点微光，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一件被我刻意遗忘，或者说觉得根本不值一提的事。

三个月前，我过三十岁生日。那天是个周末，室友回了老家，父母在电话里又因为相亲的事跟我大吵了一架。我挂了电话，看着桌上自己给自己买的一小块切片蛋糕，突然觉得一阵灭顶的孤独。我不知道自己这么循规蹈矩地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就在那种近乎自暴自弃的情绪下，我鬼使神差地在一个交友软件上滑到了一个男人。

他自称是做室内设计的，比我大两岁。主页里没有那些油腻的炫富照，都是一些风景和建筑的随拍。我们聊得很投机，他说话温和有礼貌，甚至在我抱怨工作压力时，给了我很多成熟的建议。我们之前聊了有大概半个月，那天晚上他又问我要不要出来喝杯东西，透透气。

如果是平时，我肯定会拒绝。但那天太压抑了，我答应了。

我们在一家很安静的清吧见面。他本人和照片上一样，斯文，干净，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木质香水味。他没有灌我酒，只是点了一杯度数很低的果酒给我。那天晚上我说了太多话，把工作上的委屈、被催婚的焦虑全都倒给了这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他一直安静地听着，适时地递给我纸巾。

后来怎么去酒店的，我的记忆其实很模糊。只记得走出清吧时，夜风很冷，我缩了一下脖子，他自然地把外套披在了我身上。那一刻的温暖让我产生了某种错觉，以为自己在这个冷漠的城市里抓到了一块浮木。

在酒店房间里，我其实是有过一丝犹豫的，我问他有没有带那个。他停顿了一下，声音很轻地说，刚才出来的急没买，你放心，我很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