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箱的拉链拉上的那一刻，阿梅的眼眶红了。她蹲在地上，双手还死死抓着拉链的金属扣，头埋得很低。我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把一张银行卡塞进她手里。
密码是你的生日，里面有十万块钱。我看着她有些错愕的眼睛，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五年没回去了，家里该修房子的修房子，该给老人看病的看病，别苦了自己。多买点好东西带回去，别让村里人觉得你在中国过得不好。
阿梅攥着那张卡，眼泪一下子就砸在了手背上。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地抱住我的腰，脸贴在我的肚子上，像个受了很大委屈的孩子一样呜咽起来。我摸着她有些粗糙的头发，心里也酸泛得厉害。
我们是在东莞的一家电子厂认识的，那时候我是流水线上的线长，她是刚从越南过来打工的普通厂妹。她话不多，干活特别拼命，别人休息的时候她还在那里加班。后来我辞职回老家县城开了一家五金店，她也跟着我回了老家，领了证，成了我的妻子。
那五年里，她再也没有回过越南。不是不想回，是我们真的实在没钱。五金店刚开业的时候，进货、交租金几乎掏空了我所有的积蓄，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俩连着吃了一个月的清水挂面。阿梅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她每天起得比我早，把店里打扫得干干净净，那些几十斤重的螺丝钉、铁丝网，她戴着手套搬起来就走，肩膀上经常被勒出一道道红印子。
我知道她想家。有时候晚上醒来，我会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机屏幕的光打在她的脸上，她在看她妈妈发来的视频。视频里是她老家那栋破旧的砖房，还有她生病卧床的父亲。每次看完，她都会在黑暗里偷偷抹眼泪，第二天早上起来，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给我煮粉吃。后来店里的生意慢慢有了起色，手里也有了些存款。
半个月前，她接了一个电话后，整个人就在店里晕倒了。在医院醒来后她才哭着告诉我，她爸爸在老家骑摩托车摔了，腿骨折，加上原本就有的心脏病，现在人在医院里躺着，家里连手术费都凑不齐。她弟弟还在念书，她妈妈一个妇女急得只知道在电话里哭。
那天晚上我们回到家，我坐在床头抽了半包烟。我知道这五年她心里有多苦，她嫁给我，不仅没有穿金戴银，反而跟着我起早贪黑地熬。我看着她红肿的眼睛和这几年因为搬货磨出老茧的双手，心里做了一个决定。
我把这几年存下来的钱拢了拢，凑了十万块，打到了一张卡里。那笔钱原本是我们打算用来做试管婴儿和备孕的钱，但我知道，如果这次不让她回去，不帮她家里把这个坎迈过去，她这辈子都会活在愧疚里。
送她去广州白云机场的那天，天气很闷热。她背着一个有些褪色的双肩包，手里推着我给她新买的行李箱，一步三回头。快过安检的时候，她突然跑回来，紧紧搂着我的脖子说，老公，你等我，我把家里安顿好，一个月后就回来。回来我们生个胖娃娃，以后我再也不走了。
我笑着给她擦眼泪，说好，我把店里收拾干净等你回来。
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安检口，我心里其实有一种说不出的轻松。我觉得我终于尽到了一个丈夫的责任，我让她能够体面地回一次娘家，能够解决她家庭的危机。我甚至已经在幻想一个月后去机场接她时，她脸上会有多么轻松的笑容。
阿梅刚回越南的头几天，我们每天都会打好几个视频电话。她给我看她家里的情况，老房子确实很破旧，墙皮都脱落了。她爸爸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虽然虚弱，但看到我的时候，还是努力挤出笑容，用生硬的中文跟我说“谢谢”。她妈妈则是在一旁不停地抹眼泪，拉着阿梅的手不肯松开。
阿梅告诉我，十万块钱换成越南盾是一笔巨款。她交了医院的欠费，安排了手术，还把家里欠亲戚的几笔陈年旧债都还清了。视频里的她，眉头终于舒展了开来，她在老家的院子里一边帮妈妈择菜，一边笑着跟我说，她用剩下的钱还能把老房子的漏水问题修一下。
那几天，虽然一个人守着五金店有些孤单，每天只能吃外卖，但听到她轻快的声音，我觉得那十万块钱花得太值了。
可是，情况是在第三周开始发生变化的。
阿梅的电话变得越来越少。以前一天三个视频，后来变成了一天一个，再后来，只有晚上临睡前简短的几句语音。我问她是不是家里还有什么事没处理完，她总是支支吾吾，说家里亲戚多，每天应酬走不开，让我别多想，早点休息。
我以为是照顾病人太累了，还叮嘱她多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
直到距离她承诺回来的日子只剩三天时，我彻底联系不上她了。
发微信不回，打语音无人接听，再后来提示的是关机。第一天，我以为是她老家信号不好，或者手机坏了。第二天，我开始慌了，脑子里闪过各种可怕的念头：是不是遇到了坏人？
那几天我简直像丢了魂一样。五金店也不开了，整天坐在家里死死盯着手机，只要屏幕一亮，我就猛地扑过去。我把她平时常用的东西都翻了出来，试图找到任何一个能联系上她老家亲戚的方式，但除了那个一直关机的号码，我一无所获。
直到第五天的深夜，我的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
是一条长长的微信语音，阿梅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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