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局门口的风，刮得人脸生疼。
我攥着那本绿色的离婚证，指尖冻得发白。身旁的李建国低着头，把另一本塞进羽绒服内兜，拉链拉到了最顶上。
"那……我走了。"他说这话时，眼睛盯着地上一片枯叶。
我点了点头，想说句什么，嗓子眼儿却像堵了团棉花。二十三年的夫妻，最后就剩这么一句干巴巴的话。
他转身走了。我看着他微微驼着的背影消失在街角，鼻子突然酸得厉害。不是舍不得他，是舍不得那二十三年。
离婚这事儿，是我先提的。
村里人都说我犯傻——李建国不赌不嫖，每月工资一分不少交到家里，这样的男人你还有啥不满意的？连我亲妈都拍着大腿骂我作。
可他们不知道，这个家，早就散了味儿了。
说起来，我和李建国是经人介绍认识的。那年我二十一，他二十四，在镇上砖厂干活，手上全是茧子，笑起来却露出一口白牙，老实巴交的。
婚后头几年确实好过。他舍得给我花钱，赶集时偷偷给我买一根红头绳，晚上我洗脚，他就蹲在旁边给我兑热水。儿子出生那天，他在产房外急得满头汗，护士把孩子抱出来，他的手抖得差点没接住。
日子是从啥时候变味儿的呢？
大概是儿子上小学那年。李建国跟人合伙跑运输，整月整月不着家。我一个人带孩子、伺候公婆、种三亩地，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我不是没跟他说过。电话里，他永远就那几句："忙完这趟就回来""你辛苦了""再撑撑"。
撑着撑着，我就不想说了。
后来他倒是不跑车了，回了家，可人是回来了，心没回来。每天吃完饭就躺沙发上刷手机，跟我说不上三句话。我做好了饭喊他，他"嗯"一声；儿子考了第一名，他头都不抬，说"知道了"。
那种感觉，比他不在家还冷。
去年冬天，我胃病犯了，疼得在床上缩成一团。他正在客厅看手机，我喊了三声，他才慢吞吞进来，看了我一眼说："吃片药就行了，大惊小怪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的风呜呜地吹，心里头最后那点儿热乎气儿，灭了。
我跟他提离婚时，他正在剥花生。手停了一下，花生壳掉在地上，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不是伤心，是困惑——就像你跟一个人说了句外国话，他完全听不懂。
"为啥？"
我说不出为啥。或者说，原因太多了，多到不知道从哪说起。他不打我不骂我，可二十三年了，我像住在一面墙旁边，怎么敲都没有回音。
办完手续后第二个月，我从邻居嘴里听说，李建国跟隔壁镇一个死了丈夫的女人处上了。那女人比我小六岁，据说性格爽利，爱说爱笑。
邻居说这话时，眼睛直往我脸上瞄，等着看我哭或者骂。
我笑了笑说："那挺好的。"
这话是真心的。
你可能觉得我在逞强，可我真不怪他。李建国不是坏人，他只是不会爱人。就像一棵树，它能遮阴能挡风，可你想让它开花，它不会。你不能怪一棵树不开花。
倒是后来有一件事，让我心里堵了好几天。
儿子从外地打电话回来，吞吞吐吐地说："妈，我爸……他对那个阿姨挺好的，还给她做饭。"
我愣住了。
李建国，做饭？我们结婚二十三年，他连面条都没给我煮过一碗。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坐在厨房，灶台冰凉，闻着残留的油烟味儿，眼泪突然就下来了。不是恨，是委屈。原来不是他不会，是他不肯给我。
可哭完以后，我擦干眼泪，把灶台擦得干干净净。
日子还得过，而且要为自己过。我报了镇上的广场舞队，又跟老同学合伙在集市上摆了个早餐摊，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炸油条、熬豆浆。累是累，可听着锅里的油滋滋响，闻着豆浆咕嘟嘟冒泡的香味儿，心里是踏实的。
前几天赶集，远远看见李建国跟那个女人一起买菜。他提着袋子走在前头，那女人在后头笑着说了句什么，他居然回头也笑了。
我站在人群里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身去了我的摊位。油条炸得金黄，有个老太太竖起大拇指说："闺女，你这手艺真好。"
我笑了。这辈子活到四十四岁，我终于明白一个理儿——
有些人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他的错，就是缘分尽了。与其守着一锅温不热的水，不如自己重新起灶，烧一壶滚烫的。
人这一辈子，最该心疼的那个人，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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