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是开国少将里非常出名的一位，他军事才能出众，衡宝战役误打误撞，一个师冲到白崇禧身后，硬是在层层包围中打出条生路，还把桂系的防线搅得天翻地覆；
抗美援朝最后一役，坚决请战在金城歼敌近7000人，为最后的停战出了大力；1962年，54军在瓦弄将印军打出心理阴影，让其多年后还将“54”当成假想敌。
凭借出色的战功和能力，丁盛还在1969年大多数上将、中将年富力强之际，当上了广州军区司令员，成为开国少将里最早一批跻身大军区司令之列的。
上述种种，足见他前半生的辉煌，然而1976年之后却是着天壤之别，被隔离审查多年、以团级干部身份交由地方安置、一度沦落到靠战友接济。1998年，也就是丁盛去世的前一年，他还在为自己的事情奔走。
老上级黄火青于心不忍，询问了他三个问题，最终还是叹息为他具名，希望能帮一把。可惜，最终只是在待遇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
让丁盛陷入波折的是1976年8月在上海的一场密谈，彼时正值敏感时期，他与上海市委的马、徐、王在没有旁人的情况下，聊了数个小时。
两个多月后，马、徐、王等人相继被捕，离奇的是，在他们的供词中竟不约而同出现了类似的话，即丁盛告诉他们“不放心60军”、“在南京、无锡、苏州一线，对上海有很大威胁”、“这个军我指挥不动”、“你们要有所准备”等等。
而上海市委确实也是在那晚之后开始积极训练民兵武装，并派发武器的。因此审查人员采信了他们的说法，丁盛就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对于马、徐、王的供词，丁盛坚决不认，他说60军原本驻地在南京，是自己1976年3月向中央打报告后才调到镇江的，如果真有什么不放心，自己干嘛还去申请？给自己添堵？当晚自己只是跟他们闲聊，并无过界的言语。
奈何组织从已发生的事实来看，马、徐、王三人被捕后无法串供，上海民兵武装的异动时间又太过吻合，所以最终还是较为严厉地处理了丁盛。
1982年7月6日，军事检察院对丁盛下达《免于起诉决定书》，虽不起诉，但该文件认定丁盛是“从犯”，参与过相关活动，以团级干部身份交由南昌地方安置。
最开始他还是受到了很多限制，几次申请去南京生活、治病，都未得到允许。等过了几年，风浪已趋于平静，才获准迁往南京，但不能住军队医院，只在铁路医院。一直到1989年前，丁盛都住在南京城内距离铁路医院不远的一栋旧民宅里，适应着新生活。
由于他的供给关系在南昌，很多物资又需要凭票购买，很长一段时间他就只能吃妻儿的。
1989年，丁盛的几个孩子靠自己在广东扎下了根，就把丁盛两口子接了过去。当时大家的工资普遍不高，但身在深圳这个开放窗口消费却很高。看着全家生活拮据，自己又还背着定性，丁盛决定进京申诉。
从1990年开始，丁盛陆续去给中纪委、总政等部门提交材料，但得到的回复往往很模糊，说是要去落实、再研究。
这种话一出，那接下来肯定是个比较长的过程，丁盛想解决问题，就干脆住在北京。这个住，并非组织或别人安排，需要自费。为了省钱，他没住招待所，就租了一个小房子，每天自己开火做饭。
当时他的待遇是每月200元，房租、伙食费、交通费、生活物资等等都需要钱，日子过得很紧。与他关系好的老战友、老同志听说后，会带着东西上门看望，鸡蛋、油、烟、肉什么的能送就送一点。这些老干部自己也不富裕，能做到这一步，丁盛已很感激。
他在回忆里就说过：他们也很困难，走的时候对我很同情，知道我要走，每个人十块、八块、三块、五块，把钱凑起来给我。
在北京辗转了大半年，最后有人委婉地表示，“两案”涉及到的人太多了，牵一发动全身，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在运动时期遭遇不公的人还有很多，能不动就不动为好。
丁盛没办法，只得先回到广州，同时又不断写信，有空了再入京。好在经很多老战友的帮助，他的待遇得到了提高，1995年，在中纪委、总政的协调下，丁盛北收回军队安置，进入广州军区干休所，每月生活费提高到550元，享受师级待遇。
说起来也是唏嘘，26年前他就已是广州军区的司令员，没想到这么久过后反而只是师级待遇，他的心里想必也是五味杂陈。
不过，相较于物资方面，已步入晚年的丁盛更在意名誉方面，他不想一直到去世还顶着“帽子”。所以在1998年，感觉自己再不走，就走不动的丁盛最后一次抵达北京，找到了老上级黄火青。
抗战时期，黄火青曾任中央党校秘书长，丁盛是学员；解放战争初期职，黄火青是冀察热辽军区副政委，丁盛是军区下的旅长。最关键的是，黄火青是审查“两案”的特别检察厅厅长，有很大话语权。
已经97岁的黄火青曾多次收到丁盛的信，但他明白有些事情自己也决定不了，就不想老部下失望。只是见到85岁的丁盛苦苦哀求，还是于心不忍，就先问了三个问题。
一是谈话那天晚上，明明跟廖汉生住在同一栋楼，还就在楼上楼下，为什么没有坚持请廖汉生出来？当初谁都知道上海市委的情况，那么敏感的环境下，即便有推不掉的接触，也应该旁边有人证。不知避嫌，就怪不了别人多联想。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谈那么久？丁盛自言只是礼节性交流，没有提及七七八八的事。但从廖汉生及其他人口中得知，当晚的谈话持续时间超过了一个小时，光是礼节性的，怎么可能持续那么久？没有旁人在场，单一个“礼节性”就“礼节”到以小时计，没人会信。
第三个问题是结束后，丁盛为什么不跟政委廖汉生说明过情况，也没有向上级汇报过内容，这不符合组织纪律。
这三个问题，丁盛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只能解释自己太大意，被人陷害了，几十年来非常后悔。黄火青叹了口气说：你糊涂啊。但能帮的，他还是想帮一把，就给丁盛出了主意，让丁盛写申诉信，不过具名为“黄火青”。
这既有担保之意，也让申诉信能少很多环节。如果上面是丁盛之名，那可能需要层层筛选，说不定哪一环就扣下来。而黄火青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这封信就被送到军委，主要领导看到后做出批示，要求军委纪委调查。
丁盛听闻消息很高兴，不过调查需要时间，他耗不起，就先回到广州。
1999年1月，上级的回复传来，案不能翻，可改善生活。这让丁盛非常难过，即便是黄火青这样有地位的人也不行，恐怕是无望了。
1999年7月，丁盛让人捎一封信给黄火青，再次反映一些情况，可惜还没有得到回音就病倒了，住进医院后病情也没得到控制，最终到9月25日去世。
由于他党籍已被开除，身份又有些敏感，最终追悼会既不称“老同志”，也不称“老红军”和“老八路”，只以“丁盛老人”称之。
好在他的墓碑上，还是冠以了“将军”之名，无论怎么样，他战争年代的贡献还是值得肯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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