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4月18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我们邀请到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研究员解立，她将穿透中东战火的硝烟，拆解文明遗存在地缘冲突中被系统性粉碎的残酷事实。她在文明的裂痕中发出呼吁：守护古迹遗址，就是在守护人类共同的归属感与未来的可能性。
破碎的镜像
2026年3月1日，德黑兰。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发动对伊朗境内空袭的第二天。
伴随着邻近一枚导弹爆炸，老城中心古列斯坦宫（Golestan Palace）著名的镜厅发生震损。成千上万手工切割的微小镜片经由复杂工艺拼贴而成的镜面马赛克，在强烈的冲击波中轰然崩落。
建筑中的镜面马赛克（Ayeneh-Kari）是伊朗独特的传统工艺，最早诞生于16世纪的萨法维王朝——当时从欧洲进口的昂贵镜子常在运输中破损，波斯匠人没有丢弃碎片，而是将其切割，用石膏粘贴于墙面、穹顶、柱体等建筑表面，创造出比完整镜子更璀璨夺目的效果。
古列斯坦宫地位类似北京的故宫，是德黑兰成为伊朗首都的地理和政治原点。整座皇宫建筑群亦如故宫与景山、三海园林，宫苑一体，融波斯花园于庭院之中，古列斯坦原意即为玫瑰花园。紧邻大巴扎和清真寺，它承载着德黑兰历史中心的文化记忆，开放为博物馆后，更成为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间，伊朗人的文化客厅。
2013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描述中，古列斯坦宫是“卡扎尔王朝时期波斯建筑艺术的杰作，将波斯传统工艺与西方建筑技术完美融合”。它见证了伊朗现代化转型特殊的历史阶段，波斯匠人成功地用传统工艺和美学回应欧洲的建造技术和建筑语言，创造了一个东西融合的舞台，展现了波斯文明曾主动拥抱世界的雄心。如今，导弹落在这个舞台，震落的碎片，映射出一个古老文明现代化之路的艰辛曲折。
古列斯坦宫的碎片并非孤例。据伊朗文化遗产部统计，截至2026年3月下旬，美以联合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至少114处文化遗址受损，其中包括48座博物馆和6处历史城区。在伊朗29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已有4处确认受损。其中最年轻的遗产地也比破坏它的国家历史更长。
半个世纪的理想
4处世界遗产受损，在伊朗数千年的文明史中或许只是瞬间。回望1979年，伊朗与世界遗产初次相遇，人类社会理想与现实的悖论不断浮现。
1945年，两次世界大战的伤痛无比新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二战后满目疮痍的废墟中成立。其宪章开篇写道：“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1954年，教科文组织在海牙主持通过了《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海牙公约》。它首次以国际法条文的形式，建立起“蓝盾”保护体系，试图为战火中的文明披上法律的铠甲。
和平时期的威胁同样紧迫。面临战后和现代化进程中全球人居环境的迅速改变，文化国际主义找到了真实的物质依托，那些或古老或日常的历史遗存，它们的消亡引发的集体阵痛形成无法否认的强烈体感。 现代遗产保护运动从欧洲发源地，迅速成为国际主义理想的重要舞台，上演了史无前例的全球行动。
（一）从努比亚到巴黎：文明方舟起航
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发出了一封后来被载入史册的呼吁信：为民生和经济发展，埃及将在尼罗河上修建阿斯旺水坝。努比亚地区包括阿布辛贝、菲莱神庙群以及众多尚未发掘的考古遗存将被永久淹没。呼吁中用多种语言指出，这些“历史上最伟大文明之一”的遗存，属于“全人类”，拯救努比亚的请求不仅面向“相关的国家政府、机构和个人，也面向全世界的国家和公众”。 这场“拯救努比亚”的国际行动，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保护史上规模空前的技术壮举。包括美苏的五十多个国家摒弃地缘偏见，跨越冷战阵营，提供了资金和技术支持。意大利的遗产专家、瑞典的土木工程师与埃及的考古学者并肩作战，将阿布辛贝神庙精确切割成807块，每块重达二三十吨，像巨型乐高一样在高出原址60多米的山坡上重新组装，确保了神庙能在每年春分和秋分时节，继续迎接原初设计的“日出奇观”。古埃及的文明遗址没有沉入水底，而是在冷战期间创造了一次国际协作的“诺亚方舟”。
努比亚的成功像一粒火种，点燃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遗产营救浪潮。1966 年威尼斯、佛罗伦萨洪水后各国志愿者奔赴意大利抢救艺术珍宝。全球各地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自发奔赴佛罗伦萨，在泥泞中排成长队，徒手挖掘和搬运珍本书籍和艺术品，被称为“泥泞天使”（Mud Angels）。洪灾后的威尼斯则汇聚了全球顶尖的化学家和工程师，对盐水浸泡腐蚀的建筑基础展开营救和后期持续的深度研究，各国技术团队认养修复了威尼斯的重要古迹。70 年代全球专家对印尼婆罗浮屠这座南半球最大佛教遗址开展联合修缮。这些跨越国境的行动，凝结成更广泛的思想和法理共识。
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在巴黎通过，明确了一个听似很拗口的概念—“突出的普遍价值”（OUV: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认为某些文化和自然遗产具有“超越国界”、 “对全人类都至关重要”的“非凡价值”，其“永久保护”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正是在这种国际主义理想的热潮中，1979年，《世界遗产名录》建立的第二年，伊朗带着三处沉甸甸的文化遗产，踏上这艘名为“世界遗产”的文明方舟。波斯波利斯、伊斯法罕中心广场、恰高·占比尔，分别建造于阿契美尼德、萨法维和埃兰王朝，共同构成波斯文明的重要缩影。当时世界遗产不足60项，同年列入的还有埃及孟菲斯的金字塔群和卢库索的神庙，法国的凡尔赛宫、危地马拉的蒂卡国家公园（玛雅文明遗址）。(截至2026年4月，世界遗产共1248项，包括来自170个国家的972项文化遗产、235项自然遗产和41项文化自然混合遗产。）
1972年世界遗产设立之初，即同时建立了《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以更有针对性地实施国际援助，包括“世界遗产基金”的资金支持和其他必要的联合国际干预。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是世界遗产的黄金时代，开放、连接成为时代精神；人们真诚的相信，无论政权更替，这些人类共同的遗产拥有超越国界和政治的“战争免疫”。2024年，《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数量达到196个，是拥有最多缔约国的联合国公约之一，这份理想在书面上拥有全球最广泛的认同。
在整个联合国体系内，1972 年《世界遗产公约》 与 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 是仅有的两个真正实现“全人类共识”的公约（均拥有 196 个缔约国，并列全球第一），甚至超过了《联合国宪章》（193个成员国）。讽刺的是，孩子和遗产，全人类公认最珍视的保护对象，在战争中也是最脆弱的。
（二）和平的幻觉
2003年巴姆古城大地震，国际社会与伊朗展开联合修复，文化遗产意外地成为外交破冰的工具，时隔24年，伊朗重启了世界遗产申报。截止2026年冲突爆发前，伊朗拥有29项世界遗产，从史前至现代，联结丝路和绿洲，展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为世界带来的不可取代的文明贡献。我曾有幸多次在世界遗产大会的现场见证伊朗遗产的列入，每一次，伊朗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都会朗诵一首自己作的诗作为答谢词。从波斯花园到苏萨遗址，从坎儿井到古城亚兹徳，这位花白胡子的老先生总是会放慢语速，深情而忘我。他的坚持在联合国的千人大会上显得有些生硬，但那一刻，伊朗文化里繁盛千年的诗歌传统变得鲜活而具体，唤醒了历史长河留在人心中的柔软。当2026年3月的导弹落在德黑兰、伊斯法罕，世界遗产半个世纪的和平梦想再次经历残酷的幻灭。
真实的失败：中东战争中的世界遗产
中东地区是人类文明的前线，也是现代文明冲突的前线。从两河流域到波斯高原，这片“文明腹地”孕育了人类最早的城邦、文字、法律，也承受着现代战争最密集的炮火和最惨烈的破坏。中东阿拉伯地区是《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全球占比最高的区域，绝大多数濒危原因或直接源于武装冲突，或间接来自战争引发的系统崩溃。
1981年，耶路撒冷古城及其城墙成为世界遗产，1982年列入《濒危名录》，它是首个因为武装冲突威胁被迫亮起红灯的世界遗产，至今已濒危长达半个世纪，成为名录中一道永不愈合的伤口。
1980-1988年，两伊战争让中东遗产首次大规模面对现代常规武器的冲击。苏萨古城和伊斯法罕遭到炮火袭击受损。伊朗在1979年成功申报首批世界遗产后，与世界的连接戛然而止，经历了长达24年的申报空白。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空袭中，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虽持有考古学家提供的“禁炸清单”，遗产仍未幸免。苏美尔文明的乌尔塔庙沦为掩体，至今墙体上仍有400多个弹孔；拥有世界上跨度最大的砖造拱券的萨珊波斯建筑泰西封在轰炸中受到结构重创，2021年甚至局部坍塌。战争和国际制裁导致的极度贫困和动荡，原本位居中东前列的伊拉克遗产保护专业队伍被迫流亡，遗址长期无人看守。伊拉克南部的苏美尔文明遗址出现大规模非法盗掘，无数珍贵文物流入国际黑市。
2003至2011年，伊拉克战争（又称第二次海湾战争）。2003年，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波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在巴比伦遗址建造军事基地“阿尔法营”，在2600年历史的考古遗址挖掘战壕，平整地表，重型装甲车不断碾压遗址，对考古地层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坏。同期，伊拉克国家博物馆遭洗劫，1.5万件文物流失。2003年，国际社会紧急将亚述古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列入即濒危的文化遗产。2005年，美军将萨迈拉古城标志性的螺旋宣礼塔用作瞭望塔，导致古塔在随后的武装冲突中被炸损。
世界遗产的缔造者们也成了它的破坏者。
联军在巴比伦遗址的挖掘、平整、堆土等活动，共破坏了259,645平方米的土地，相当于48.5个美式橄榄球场（图源：John Russell，《伊拉克巴比伦遗址受损报告》，2010年4月）。图为联军影响区域（黄色）与巴比伦城墙（白色）的位置关系，2004年10月8日。
进入21世纪，地区冲突和持续的战争激发了极端恐怖主义，文化遗产不再是战争的附带牺牲，而成为蓄意摧毁的目标。2001年塔利班炸毁了巴米扬大佛。2013-2017，叙利亚内战，全境6处世界遗产集体列入濒危名录。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炸毁了帕尔米拉古城的神庙，将罗马剧场改为刑场，残忍的杀害了拒绝透露文物下落的考古学家哈利德·阿萨德。阿勒颇的千年集市在交火中化为焦土。2014-2017，ISIS对伊拉克的摩苏尔古城进行了系统性的文化清洗：摧毁哈特拉遗址，砸毁摩苏尔博物馆的亚述文物，放火烧毁摩苏尔中央图书馆。
战火似乎从未离开这片土地。
2015年，也门内战升级。萨那古城、乍比得历史城镇、巴勒古城三处世界文化遗产遭受炮击，整体陷入濒危。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加沙地带114处遗址遭到破坏，包括全球第三古老的圣波菲里乌斯教堂，和建于1260年的帕夏宫博物馆（馆藏1.7万件文物几乎全部消失，仅找回20件）。
2023年，黎巴嫩南部局势日益紧张，教科文组织应黎巴嫩政府请求，紧急授予位于贝鲁特的世界遗产“提里波利的卡拉米国际会展中心”以1999《海牙公约》第二议定书“增强保护”地位。随后在2023-2024年间，该保护地位扩大到了包括黎巴嫩多处世界遗产的34处文化遗产地。1999年《第二议定书》是对1954年《海牙公约》的重大升级。其“增强保护”（Enhanced Protection）机制主要强化了两个维度：一是刑事追责，将蓄意攻击受保护遗产定性为“战争罪”，对相关军事指挥官个人进行追责；二是军事豁免权的收窄，取消了原公约中模糊的“军事必要性”条款。值得注意的是，该议定书目前仅有 88个缔约国，远少于《世界遗产公约》的196个。包括美国、以色列、俄罗斯等在内的多个军事强国至今仍未加入。
2026年3月，美伊以战争爆发后，战火蔓延至黎巴嫩。提尔城的巴斯墓园和古罗马竞技场损毁严重，巴勒贝克遗址建筑结构出现裂缝。4月上旬，教科文组织紧急通过黎巴嫩文化部申请的全境73处文化遗产地最高等级的“增强保护”。
这份清单很长，远未完整，也不会止步于此。即使拥有世界遗产身份，即使蓝盾坐标已经被标注，破坏仍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发生。半个世纪前，《世界遗产名录》初衷是歌颂人类创造力和文明多样性的英雄谱，在中东战争的硝烟里，却记录着人类理想的持续溃败。《濒危名录》从充满希望与行动的“营救清单”变成了冰冷的文明“阵亡清单”。
为什么还要保护石头？
面对这份清单，一种虚无主义的诱惑变得难以抗拒，既然理想已经溃败，保护还有什么意义？当生命都无法保障时，为什么还要在乎石头？答案或许就藏在世界遗产那个看似空泛的概念里——突出普遍价值（OUV）。在这个后殖民时代，人人谈论身份政治，强调文化差异，“突出普遍价值”本身甚至都充满令人抵触的霸权意味：谁来界定“突出”，何以自称“普遍”？但仔细看，它并不空泛，它说的不是单一的抽象真理，而是具体的、凝结在物质遗产中的千姿百态的生命表达，它重要，因为它关乎我们如何在这个星球上一起活下去的更丰富的可能性。
（一）OUV：一部关于“人类可能性”的百科全书
具备突出普遍价值，一个遗产需要至少满足世界遗产10条标准中的1条（其中文化遗产6条，自然遗产4条）。截至今天，世界遗产数量已达到1248项，覆盖全球170个国家。这套标准可以跨越如此辽阔的地理与人文疆域，是因为它不再作单一文明的标尺，而是试图成为不同文明和文化可以共享的语言。
如果说自然遗产的价值，关乎地球——我们共同生存环境的健康。那么文化遗产则展现那些对人类整体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的人类实践经验和成果。6项文化遗产标准，没有套用传统的静态价值，没有大事年表和政权更替，而是直接触及文明发展中那些更本质的维度。标准（i）人类创造力的极致体现；标准（ii) 文化/价值观的交流融合；标准（iii）文明和文化传统的独特见证；标准（iv）影响和塑造人类生活的建筑和景观类型；标准（v）人与自然互动的人地智慧；标准（vi）超越物质的精神关联。
每一条标准，和符合标准的每一处具体的遗产地，无论地处非洲沙漠，还是北欧峡湾，在南美的海滨城镇还是青藏高原，都在为人类整体发展留存基因样本，记录每一个我们从哪里来，曾经怎样生活，又如何走到今天，共同构成我们理解世界和自身存在方式的多样性档案，一部关于“人类可能性”的百科全书。而这本应该是一本每个人都能读懂的书，因为它在讲人的故事。即使不是德黑兰人，或许你也可以在炫目的镜厅，感受波斯匠人当年变废为宝的巧思，用一个陌生的材料创造性地延续了波斯建筑对光的追求，映射那个在波斯文化传统里理想的庭院。即使不是墨西哥人，或许你也能在奇琴伊察的春分日，看着羽蛇神金字塔侧壁的阴影如蛇形蜿蜒而下。那不是你的历法，不是你的信仰，但你依然能感受到人类对天象的观察、对时间的敬畏、对超越的想象。在这个意义上，即使自然和人文环境千差万别，一处远方的、“他者”的遗产，可以承载最“普遍”的人性。这种通感和连接不依赖于身份认同，而源于我们作为同一种生物在面对自然、时间、生命时，所产生的本能的共振。
OUV还包括“真实性”与“完整性”条件，一处遗产除了具备上述的价值，同时要有足够真实、完整的物质遗存来展现这些价值，以使今天和未来的人们可以感受和连接。真实性要求我们去发现和尊重物质的证词，完整性要求我们理解和保护文明的生命系统。人会涂抹记忆、歪曲事实，片面解读......物证消失，历史会变成任人修改的剧本，而战争往往始于那些蓄意篡改的故事。OUV在遗产真实性上的坚持也在保卫人类的认知基石，维护人求真的权利。在后真相时代的今天，真实性和完整性，甚至具有更重要的伦理意义。当虚拟占据我们现实世界越来越大的比重，身体可以感知的物质环境或许变得愈发重要；在进化让我们可以放弃身体之前，物质性仍是我们需要守卫的真实。
（二）现代性：在万物生息的森林里找回故乡
中东乃至世界的冲突，迫使我们面对一个现实，世界已陷入一种单一的现代化，这种单向度的进步，一度成为全球默认的“普遍价值”。
然而，当一些古老文明被突然卷入现代化的洪流，由于外部的暴力与内在的动荡，它们往往来不及从深厚的传统根基中，长出健康的、属于自己的现代化形态。当历史城市被炸成废墟，传统生活的肌理被连根拔起，文明会丧失向内求索的能力。如果一个老文明无法找回“自己”，它们会沦为现代文明的附庸，或是愤怒的反叛者。冲突的爆发，往往是老文明在被现代化的道路上失去了故乡，陷入依存与排异的恶性循环。
而遗产，或许可以成为它们找回方向的坐标，重建与传统的连接，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有根的现代性。在中东的废墟上保护世界遗产，也是保卫文明自我更新的权利，每一块镜片，每一座拱券，都在为人类的现代化之路保留更多不一样的可能。
多样的传统是通往丰富未来的宝藏，一个健康的现代文明，不应该是单一排他的系统，而是万物生息的森林，开放、变化，多样共生，不同的生命样态都可以活出最好的自己，并在他者的存在中看到自己的可能。
求真、连接，多元、生长，遗产保护不是在固守过去，而是建造和平的根基。
结语
2026年4·18国际古迹遗址日的关键词是“活态遗产”，主题是“冲突与灾害背景下活态遗产的应急响应”，题目似乎透露着时代的矛盾和慌张，既有遗产生长的缓慢，又有应对现实挑战的紧迫。但或许，从来没有自动“死去”的遗产，中东冲突的残酷，让我们意识到，保护它们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希腊人自公元前8世纪带给了我们奥运精神，今天我们还在欣赏人类自身的力量与美，享受和平生活和竞技游戏带来的单纯的快乐。古代奥运会于公元前776年诞生在今天的世界遗产地奥林匹亚遗址，奥运火炬的火种今天仍在赫拉祭坛点燃，铅球比赛仍可以在古代体育场举行，所以希腊人在2800年后的雅典奥运会上，可以微笑着对全世界说出：“欢迎回家”。
还好有泰山、西湖、长城、敦煌......它们来自过去，但并不只属于过去。有它们，抽象的历史和文化都变得真切，给我们归属感和力量。设想这样的遗产消失，我们将有多少习以为常的语言、意象和情感会顷刻失效。中东的火光是一面镜子：保护遗产，不是为了谁的旅游目的地，谁的诗与远方，它代表了我们眼里最好的自己，我们不愿失去的日常。
泰戈尔说，“上帝在爱中建造他的庙宇，而人搬来了石头” ，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在乎物质的恒定，也可能有人带来了羽毛、一朵花，或一幅画，这些拥有“突出普遍价值”的遗产就是人们搬来的自己最珍视的东西，看见它们，守护它们，也是守护那个我们只能共同构筑的和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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