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上高中时，遇到一个已经复读了4年的女生，该女生是大高个，皮肤黑黄无光泽，一看就是一个家庭条件很差的学生。但是，她是全校最有毅力的人，连老师都佩服她的坚韧，年年落榜年年考，考分很低，几乎看不到希望，但她仍然坚持着。

她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课桌腿晃得厉害，她用碎砖头垫了半截，砖头表面磨得发亮。课本边角卷成了筒，数学笔记写在泛黄的毛边纸上，字挤得密，连行间都填了批注。

每天清晨六点，她第一个推开教室门，把冻得硬邦邦的搪瓷缸子放在煤炉上，倒上半缸子水，等水开了泡上半块咸菜饼。饼是前一晚蒸的，硬得能硌牙，她掰的时候能听见咔嚓的脆响。

班里同学私下叫她“老复读”。有人说她爹妈重男轻女，逼她考大学给弟弟换彩礼；有人说她脑子笨，读十年也白搭。这些话飘到她耳朵里，她从不抬头，只是把笔握得更紧，指节泛出白。

班主任姓王，五十多岁，总往她桌洞里塞东西。有时是两个白面馒头，有时是一本翻旧的语文课本。王老师找她谈过三次，每次都坐在她晃悠的课桌前，叹着气说：“丫头，别硬扛了，找个活计干，不比耗在这强？”

她不说话，只是把王老师塞的馒头装进布包，布包打了三个补丁，边角磨得线都散了。她把馒头留着，中午和咸菜饼一起吃，掰成小块，慢慢嚼，像嚼着什么稀有的东西。

高考前最后一次模拟考，她的分数比去年还低了二十分。王老师把成绩单拍在她桌上，声音压得低：“你到底图啥？”

她拿起成绩单，指尖划过那串数字，然后叠成小方块，塞进校服口袋。校服洗得发白，领口磨出了毛边，她抬手扯了扯领口，没看王老师，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那天下午，天阴得沉，操场边的白杨树叶子落了一地。她坐在树底下，从布包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穿着洗干净的蓝布褂，笑得露出豁牙。她用拇指蹭着照片上的小男孩，一下一下，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了什么。

高考那三天，她和应届生坐在一个考场。进考场前，她把准考证攥在手里，手心出了汗，把纸洇出了印。考试时，她盯着卷子，前面的选择题会写，却故意涂错了答题卡；作文题是《我的梦想》，她写了三行，就停了笔，趴在桌上，直到考试结束。

出考场那天，她没回教室，直接收拾了东西。布包塞得鼓鼓的，里面是那本语文课本、几张成绩单，还有那张黑白照片。她走到教室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最后一排的课桌，砖头还垫在腿下，碎砖头的棱角磨得圆润。

没人送她。同学们忙着估分，忙着讨论去哪所大学。王老师在办公室改卷子，听见她走的消息，只是揉了揉眉心，叹了口气。

这一别，就是二十年。

02年的同学聚会，有人提起她，说听说她回了老家，嫁了邻村的男人，生了个儿子。有人撇嘴：“果然，读那么多年书还是回农村。”

王老师没说话，端着酒杯，手指在杯壁上蹭了蹭，蹭掉了一层薄瓷。

聚会散场，王老师回了老家的村子。村口的小卖部，一个大高个女人坐在小板凳上，正给孙子缝虎头鞋。女人皮肤还是黑黄，头发白了大半，扎着简单的马尾，手里的针线走得稳，针脚密得像她当年的笔记。

王老师走过去，喊了一声：“桂英。”

女人抬头，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揉皱的毛边纸。她起身，从柜台里摸出一颗水果糖，剥开糖纸，递给王老师。糖纸是红色的，印着卡通图案，和她当年的搪瓷缸子一样，都透着旧时光的暖。

“王老师。”她的声音有点哑，却很稳。

王老师看着她，又看了眼她手里的虎头鞋，鞋面上的老虎眼睛绣得亮，像当年她攥在手里的照片里小男孩的眼睛。

“当年，你为啥非要复读？”王老师问。

桂英低头，把虎头鞋放在孙子的小脚上，孩子咯咯地笑，伸手抓她的头发。她抬手拨开孙子的手，指尖划过孩子的脸蛋，动作轻。

“我弟，叫小柱。”她开口，声音还是哑，“82年，他才八岁，在河里摸鱼，没了。”

她顿了顿，从柜台下摸出那张黑白照片，递给王老师。照片上的小男孩笑得豁牙，和她当年坐在树底下蹭的一模一样。

“我爹妈哭着求我，说小柱成绩好，要是能考上大学，就能跳出农门。”她拿起针线，继续缝虎头鞋，“我答应了。”

“可你分数那么低。”王老师说。

桂英笑了，嘴角扯出一道浅纹：“我知道我考不上。小柱的分数，比我高一百多分。我只是……想替他把书读完。”

她把针插进鞋底，拔出来，再缝下去：“每年坐在教室里，我都觉得他就在旁边，和我一起读书。我故意写错题，就是怕真考上了，他在底下不答应。”

王老师看着她，看着她黑黄的脸，看着她手里的针线，看着柜台里趴着的小男孩。阳光从门口照进来，落在她的白发上，晃得人眼睛疼。

桂英把缝好的虎头鞋递给孙子，孩子抱着鞋跑开了。她抬头，看着王老师，没再说话，只是拿起搪瓷缸子，给王老师倒了一杯水。缸子上掉了块瓷，露出里面的铁，锈迹斑斑。

王老师接过缸子，水是温的，像当年她泡的咸菜饼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