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全球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创新如何产生并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已成为亟待回答的关键问题。在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乔尔·莫基尔看来，创新的核心不只是“发明”的瞬间，而是一个更为广阔的过程：思想在何种制度与文化环境中出现，又在何种机制下被接受或被淘汰。因此，理解创新，首先需要读懂“思想市场”本身。以下是他在上海财经大学的演讲。
为什么有些社会能够持续产生创新，而另一些社会则在既有知识的边界内反复徘徊？这一问题的关键，并不完全在于资源禀赋或技术积累本身，而在于知识如何被创造、如何被评判，以及如何在社会中扩散。换言之，创新的核心不只是“发明”的瞬间，而是一个更为广阔的过程：思想在何种制度与文化环境中出现，又在何种机制下被接受或被淘汰。
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将创新理解为发生在一个“思想市场”中的活动。在这个市场中，知识并非简单地被生产出来，而是需要通过竞争与说服获得认同；新的观念既可能被迅速传播，也可能因缺乏需求或制度支持而沉寂。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试错、筛选与扩散过程中，有用知识得以累积，并最终转化为推动经济与社会变迁的力量。
因此，理解创新，首先需要读懂“思想市场”本身：它如何激励知识的供给，如何塑造对思想的需求，又如何通过其运行机制与制度约束影响知识的传播与筛选。今天的演讲，我以“思想市场”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创新的生成机制及其制度基础，并据此探讨在当代条件下如何优化创新生态、释放创新潜力。
供给侧：激励机制决定创新的产生
“思想市场”是创新产生、筛选与传播的组织方式。不同于传统市场以价格为核心、通过供需关系实现市场出清的运作机制，“思想市场”中的交易主要通过“说服他人接受观点”来实现。当一个新的理论、发现或观念被他人认可时，就相当于完成了一次“销售”。这种交易形式决定了，“思想市场”更接近一种以影响力为核心的交换体系。
“思想市场”中的商品是思想与知识，它们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思想与知识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一旦传播，便很难限制他人使用，且可以被无限复制与共享。因此，思想的创造者往往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获得充分回报，而更多依赖非货币性激励，如声誉、地位与学术影响力。
“思想市场”高度依赖制度环境。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制度是决定激励与行为的游戏规则。“思想市场”同样需要一套特殊的制度安排来维持其运转，例如学术发表规范、引用制度、优先权确认等。这些制度并不一定赋予思想排他性的产权，但能够确保思想创造者获得归属感与声誉回报，从而维持创新动力。同时，思想传播也常受到既有权威、利益结构与制度环境的约束，形成对知识的垄断与扩散阻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新思想的接受与推广。
在“思想市场”中，创新本质上是有用知识的生产。要理解创新的激励机制，可将有用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导“如何做”的规范性知识，另一类是解释“为何如此”的命题性知识。两类知识的激励机制有很大不同。
对于规范性知识，其激励机制更倾向于遵循市场逻辑，核心在于通过实际应用获取经济回报。大多数发明者具有明显的企业家特征，其创新活动往往以盈利为导向，激励主要来自专利与暂时性排他收益，例如通过技术保密维持垄断地位，或依靠先发优势在市场中率先获利。
对于命题性知识，由于其难以专利化，也难以直接变现，故更多依赖非市场激励。具体而言，这类知识的激励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资助，即政府、机构或个人提供的资金支持；二是声誉与同行尊重；三是内在动机，即对探索与求知本身的热情；四是宗教或信念，这在历史上曾发挥重要作用；五是利他主义，即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追求。这些非货币激励共同支撑了命题性知识的持续供给。
需求侧：认知驱动创新的网络扩散
“思想市场”不仅由供给侧的激励驱动，也依赖于社会对创新思想的持续需求。
对思想的需求主要表现为对知识与解释的渴望。在人类社会中，人们始终需要理解自然世界、社会秩序与技术变革，因此会主动寻求新的理论与观念来解释现实。无论是科学问题、哲学命题，还是制度与政策问题，这种认知需求构成了“思想市场”最基础的需求来源。
以近代欧洲为例，不仅知识生产者对新观念充满好奇，知识消费者——包括学者、公众以及精英阶层——同样对新的思想表现出强烈需求。同时，权贵与富裕阶层通过社交与资助等方式主动接近创新者，进一步强化了对思想与创新的需求，使“创新偏好”成为由文化风尚与社会结构共同塑造的重要力量。在这种开放、包容的制度环境下，人们更愿意接触新的思想，从而形成更强的需求。
在制度层面，大量成功的思想生产者进入知识生产体系，反映出社会对知识与创新的高度重视。更深层的变化在于对传统权威的系统性怀疑。比如，大约从1450年起，欧洲社会在医学、天文、地理、物理与数学等领域逐渐质疑古典权威所确立的知识体系。随着对传统信任的削弱，社会对更准确、更有用的新知识的需求迅速上升，推动“思想市场”由“继承经典”转向“追求创新”，并成为近代科学革命的重要动力。同时，新的思想并非完全推翻原有知识，而是建立在既有知识基础之上，需求也会随着知识积累而不断升级。科学家在已有理论基础上提出新问题，使得对更高层次知识的需求不断产生。
与此同时，需求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在近代欧洲，“思想市场”的需求不再局限于贵族或赞助人，而是扩展到更广泛的知识群体，包括知识分子、医生、工程师、炼金术士和实用数学家等。他们通过购书、通信以及参与学术社团、科学院、咖啡馆和公共讲座等“公共科学”空间，积极参与思想的传播与消费，从而形成跨地域、跨职业的知识网络。这种知识网络使得一个思想一旦被一部分人接受，就容易被更多人关注和讨论，从而扩大需求规模。
这种需求不仅表现为对思想本身的兴趣，更体现在对其实际应用价值的期待。社会普遍相信，“有用知识”能够改善现实世界，尤其是在生产与技术层面。掌握科学知识和实践技能的人，被认为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在“思想市场”中，这些知识生产者同时也是供给者，而需求方则包括改良型地主和创新型工业家，他们愿意为能够提升生产力的思想与技术付费。在这一过程中，一个重要现象是18世纪“技术顾问”的兴起。具备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的人开始以咨询形式参与经济活动，标志着思想与技术开始更直接地与市场需求对接。同时，需求方不仅是被动接受者，更是积极的评判者。他们通过阅读、讨论、实验与验证，对不同思想进行比较与筛选，决定哪些观点能够被接受并传播。这一过程类似于市场中的“选择机制”，决定了哪些思想能够“卖出去”，从而在市场中存活下来。
运行效率：访问成本的降低促进创新
“思想市场”的运行效率关键在于交易成本，其中最核心的是访问成本。所谓“访问成本”，是指获取、理解与验证知识所需付出的成本，包括信息的搜索、储存、跨语言理解以及真伪辨别等。这些成本直接影响“思想市场”的效率：若获取与理解知识的成本过高，思想便难以传播与被接受。
访问成本在很大程度上由技术条件所决定。历史上，印刷术的出现显著降低了知识复制与传播成本；随后，邮政体系效率的提升，使知识分子能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另外，通过字母排序与百科全书等方式组织知识，使其更易检索与使用。例如18世纪的百科全书，在功能上相当于早期的“搜索引擎”，极大提升了知识获取效率。这些技术进步推动了“有用知识”的扩散，从而促进了经济与技术发展。当解释“为什么”的命题性知识与指导“如何做”的规范性知识相互结合时，创新便由此产生。
当访问成本降低后，人们就可以构建信任机制以促进思想更大规模的传播。即使未亲自参与实验的人，也可以基于这些制度化的见证与记录，接受实验结论。由此，知识不再只是个体判断的结果，而成为一种被集体认证的公共成果。这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对专家、科学界的共识，以及被社会认可的权威的信任。然而，这种信任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约定，往往会受到质疑甚至被削弱，而一旦信任被动摇，访问成本也随之上升。
从历史比较来看，中欧在发展路径上逐渐出现“大分流”。古代中国虽拥有发达的出版体系与活跃的知识生产，并涌现出沈括、苏颂等杰出学者，但其“思想市场”受到较强制度的约束；相比之下，欧洲在制度竞争与人员流动方面更为开放，思想家可以跨国迁移，从而更容易孕育出突破性创新。
进入现代，访问成本极大降低，“思想市场”呈现出新的特征。在全球范围内，学术论文成为知识传播的主要载体，其标准化结构（模型、数据与实证检验）显著提升了交流效率。同时，全球科研产出持续增长，表明供给侧激励依然强劲，而社会对有用知识的需求依然保持稳定。
与古代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科举制度的约束不同，当前中国已形成较为完善的创新激励体系，并且政府对科研与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持。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断深化。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中国科技成果的快速发展与显著进步。
然而，当代“思想市场”也面临新的挑战。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存储与搜索成本大幅下降，但信息验证与筛选成本却不断上升。虚假信息与“伪真相”更易传播，个人辨别真伪的难度增加，使访问成本以新的形式出现回升。此外，信息过载问题日益突出，也使人们难以及时筛选出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总体而言，“思想市场”的运行效率取决于三个关键因素：知识获取成本、信息甄别能力以及制度环境对创新的约束与激励。在技术进步与信息泛滥并存的背景下，“思想市场”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动态演化：科学技术的互动造就创新循环
创新并非线性推进，而是科学与技术之间相互促进的动态循环过程。指导“如何做”的规范性知识通常构成技术发展的核心，而解释“为何如此”的命题性知识则构成科学的基础。然而，技术与科学的发展并不是两条彼此独立的路径，而是共同演进、相互促进的统一过程。其基本规律在于：科学为技术提供理论指导，而技术的进步又不断拓展科学研究的边界，从而形成一种持续强化的正向反馈机制。从机制上看，这一过程可以被理解为规范性知识与命题性知识之间的互动循环。例如，科学理论的发展推动了新技术的产生，而技术工具（如实验仪器）的进步又使科学家能够观察到此前无法触及的现象，从而推动新的科学发现。正是在这种循环往复中，创新不断累积并加速发展。
创新的持续产生取决于支持知识创造的制度环境。要产生新的有用知识，至少需要满足以下四个关键条件：
第一，需要一套能够有效激励顶尖人力资本的制度。这些“人力资本”包括潜在的发明家、科学家以及思想领域的创新者。制度不仅要奖励他们的创造性贡献，还必须容忍其挑战传统、逆向思维，甚至屡败屡战。
第二，需要一个竞争、开放且有自由度的“思想市场”。在这一市场中，思想的供给与需求应当是去中心化的，不存在绝对的“知识权威”。理念通过竞争与说服被筛选，从而实现知识的优化与进步。
第三，需要知识与人才的自由流动。富有创造力的个体能够跨区域流动，进入最有利于其发挥潜力的环境，从而提升整体创新效率。
第四，需要一个“恰到好处”的政府。政府既不能过度干预创新方向，也不能完全缺位，而应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通过提供制度保障与基础支持来促进创新活动的发展。
上述这些制度条件共同构成了创新得以持续产生的基础环境。
竞争性的“思想市场”是推动创新的核心动力，但其效果取决于制度约束。在良好的制度框架下，竞争能够激发创新活力；而在缺乏约束的环境中，竞争则可能转化为破坏性力量。当代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正是在“促进竞争”与“防止冲突”之间实现平衡。
从更深层次看，创新不仅依赖制度安排，还取决于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协调一致，而这种关系正是“思想市场”运行的基础条件。制度可以理解为一套正式规则与激励机制，而文化则由信念、价值观与知识体系构成。二者并非替代关系，而是相互依赖、共同作用的关系。
（整理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刁文天）
【思想者小传】
乔尔·莫基尔，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
原标题：《思想者｜诺奖得主乔尔·莫基尔：创新何以可能、如何持续？读懂“思想市场”》
栏目主编：王珍 文字编辑：王珍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来源：作者照片由上海财经大学提供 图片编辑：曹立媛 编辑邮箱：shhgcsxh@163.com
来源：作者：乔尔·莫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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