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江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北连云贵高原，南接北部湾，西邻越南，是我西南边疆的重要水系、中华文明与东南亚文明交流的要道。作为西江上游的两大支流，左江发源于中越交界的枯隆山，右江发源于云南广南县九龙山，两江自西向东蜿蜒流淌，在广西南宁境内汇合为邕江，最终注入西江。江水沿岸，壮、汉、瑶、苗等各民族交融汇聚、繁衍生息，书写了携手守护祖国西南边疆的壮丽史诗。
从远古足迹看早期文明的交融脉络
早在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左右江流域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1973年，考古学者在右江流域的百色旧石器遗址发现了手斧、砍砸器、刮削器等数百件石器，经考证，这些石器距今约80万年。百色旧石器遗址的考古发现驳斥了“莫氏线”理论，展现了东亚早期直立人高超的石器加工技术。“莫氏线”是美国人类学家莫维士在欧亚大陆的中部划出的一条界线，他将界线西边视为先进的“手斧文化圈”，东边视为落后的“砍砸器文化圈”，认为东亚和东南亚是一个文化上“保守的、滞后的边缘地区”。百色地区手斧等石器的发现，彻底打破了这一理论。随着考古工作推进，人类在左右江流域留下的早期历史足迹逐渐清晰。
根据《史记》等文献记载，先秦时期左右江流域是骆越人聚居地。考古发现证实，在这一时期，骆越族群与中原地区的族群已有文化方面的交流和交融。
▲花山岩画的局部。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 摄
花山岩画分布在广西崇左市境内的左江及其支流明江两岸200多公里的崖壁上，宁明花山岩画是典型代表。据统计，花山岩画总长221米，高近40米，现存各种图像1950多个，面积达8000多平方米，是世界上单体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岩画，其绘画时间大约在战国早期至东汉时期，真实记录了当时骆越人的社会活动场景。
花山岩画上有人、鸟、兽、蛙、鼓等形象，其中，人物形象皆为蹲式造型，形似青蛙。学者研究认为，这反映了骆越人的蛙图腾崇拜。广西民间谚语称“青蛙叫，大雨到”，认为青蛙能够预报天气，帮助指导农事。花山岩画的图案表达了骆越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以及祈求平安丰收的美好愿望。
从国内考古出土的文物看，蛙图腾崇拜是不少民族的神话主题，在内蒙古、云南、贵州、福建的多处岩画，也发现了与花山岩画相似的蛙形蹲式造型。花山岩画中还有大量器物图像，其中以铜鼓图像居多，这些铜鼓的特征与云南楚雄万家坝型铜鼓、晋宁石寨山早期铜鼓的特征相仿，反映出该区域文化特色，以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此外，以青铜材质为主的环首刀最早出现在商代，花山岩画上多处出现环首刀等图像，说明当时青铜、铸铁冶炼技术已从中原传播到左江流域。
在右江流域，平果市黎明乡发现的战国时期墓葬出土了石寨山型铜鼓及铜戈、铜矛、铜钺等一批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形制与纹饰融合了中原文化、楚文化以及岭南文化元素，与左江流域的花山岩画相互印证，勾勒出左右江流域骆越族群与周边族群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
从王朝治理看边疆社会的融合图景
《史记》载，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左右江流域分属象郡与桂林郡管辖。在统一岭南的过程中，为解决秦军面临的五岭阻隔、粮草转运艰难等问题，秦始皇命监御史史禄主持开凿灵渠，开通了岭南与中原的交通要道，中原的农耕技术、制度文化也随之传入，开启了中原与岭南地区大规模人口流动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历程。
▲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三江口水域，左江与右江水在交汇处清浊交融。 新华社记者 周华摄
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在岭南地区分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等九郡，左右江流域大部纳入郁林郡管辖。汉朝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大量中原官吏、士卒、民众南迁戍守与垦殖，将铁制农具、牛耕技术等先进生产方式传入岭南，推动了中原与岭南地区的往来交融。
东汉建武十八年（42年），伏波将军马援奉命南征交趾，率军经过左右江流域时，沿途修建城郭、兴建水利，改善了当地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马援不仅把中原文化传入岭南地区，也把岭南文化带回了中原。据《后汉书》记载：“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阯得骆越铜鼓。”这是中国古代正史中较早出现的有关铜鼓的一处记载。马援南征后，当地各族群众为纪念他修建了伏波庙。如今，广西仍存有数十座伏波庙，位于南宁市的横州伏波庙是我国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保持最完好的伏波庙。每年农历四月十四，横州伏波庙都会举办盛大的庙会纪念马援。
唐朝十分重视对西南地区的治理。据《新唐书》记载，左右江流域的左州、思诚州等，都由邕州都督府统辖，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可世袭管理其辖区。为了更好地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唐朝于开元年间在岭南地区设置了经略使，左右江流域隶属邕管经略使的管辖范畴。这一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治理力度。在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盐、铁、布帛等物资运往西南边疆，西南边疆的药材、香料等土特产品远销中原，大大推动了经济互通。与此同时，中原儒学、佛教文化广泛传入左右江流域，与当地原始宗教、民间信仰相互交融，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风貌。
宋朝任命左右江流域的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官，管辖地方政务。除本地少数民族首领外，北宋时期，名将狄青南征之后，为巩固边疆，朝廷下令留兵驻守，留戍官兵籍贯集中在中原和北方地区。这些留戍广西的官兵与当地各民族杂居相处，不断融合。文化方面，随着纺织业兴盛，壮族先民融会贯通，创制出色彩绚丽、纹样生动的壮锦技艺，编织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锦绣画卷。教育方面，宋朝在广西兴办官学，推动儒学与科举向边疆地区延伸，进一步带动了儒学传播与文化交融，使左右江流域更深层次地融入国家治理与中华文明体系。
元朝建立后，于元贞元年（1295年）设立广西两江道宣慰司，统辖左右江流域的思明路、太平路、镇安路及来安路军民总管府等。为适应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需求，元朝在此推行土司制度，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土官进行治理。
明朝在土司制度基础上，推行“流官辅佐”制度，形成“土流并设”的共治格局。流官带来中原地区治理理念和经验，与土官的传统治理智慧互动交融，在维护边疆稳定、促进民族团结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百色粤东会馆。海宁 摄
清朝中后期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大量流官进入左右江流域，进一步推动了文化、技术等各方面的交流融合。这一时期，左右江的水运交通在促进各民族交往、区域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右江水量大，四季可通航，大型货船可直通广州、香港。左江可通今越南高平，是历史上中越交流的主要通道之一，当地的粮食、壮锦、铁器等经左江运至越南，越南的沉香、珍珠、象牙等则先运至左江再进入中原地区。伴随频繁的经贸活动，商业会馆迎来了发展的鼎盛期，广西各地建立会馆200余座，其中粤东会馆数量最多。始建于清康熙年间的百色粤东会馆，一直是广东商人往来百色经商歇脚住宿、汇聚议事的重要场所，久负盛名。会馆的兴起，深刻重塑了广西的经济格局，促进了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从烽火岁月看守望相助的团结伟力
左右江流域不仅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舞台，也镌刻着中华民族共御外侮的历史印记。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寇肆虐，田州土司岑猛之妻瓦氏夫人毅然请命，率田州、归顺、南丹、东兰等地俍兵6800余人，跋涉数千里奔赴江浙前线。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在王江泾之战中，瓦氏夫人协同明军歼灭来犯倭寇，取得明朝抗倭以来最大胜利，沿海民众传颂“花瓦氏，能杀倭”，称她为“宝髻将军”。瓦氏夫人治军严明、秋毫无犯，俍兵骁勇善战，令倭寇胆寒。这支以壮族将士为主的军队，与浙江、江苏、湖广等地各族将士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瓦氏夫人抗倭事迹，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团结精神。
▲瓦氏夫人雕塑。 资料图片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西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了数十次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桂系军阀的反动统治，特别是邓小平、韦拔群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推动广西革命斗争走向高潮，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覆盖5万多平方公里土地。根据地在建设中始终坚守民族平等原则，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各族战士同吃一锅饭、同举一面旗，共同抗击国民党反动派围剿。1930年至1931年，为与中央红军会合，红七军将士历时9个月、跨越5省、转战数千公里，与敌战斗100余次。抵达中央苏区时，7000多人的部队只剩下2000人左右。“男儿立志出乡关，报答国家那肯还。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有青山。”这是和韦拔群一起领导农运的红七军二十师副师长黄治峰改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在当时在革命者中流传颇广，是部队官兵英勇战斗、艰苦远征的精神写照。
抗日战争时期，右江河畔的各族群众合力修建抗战物资运输通道，为受灾同胞提供食宿与医疗帮助，以各种方式支援抗战，为前线提供了重要支持。左江流域的龙州是抗战时期中越边境的重要物资中转站，为控制这条交通线，日军曾三次侵占龙州。龙州各族人民组成的抗日游击队、锄奸队、学生军以及由中国和越南军民组成的中越边境抗日自卫大队等抗日组织，展开了英勇无畏的抗击。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在边疆地区推行的“三征”政策，左右江流域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轰轰烈烈的反“三征”斗争。1947年秋，在中共右江地委和中共左江工委领导下，各族群众高举义旗，参加万冈、果德、平孟等起义，沉重打击了反动势力，有力配合和支援了人民军队在全国的解放战争，为广西解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左右江流域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将红色精神转化为建设家园的动力，开启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左右江奔流不息，记录了各民族的千年交融，激荡着守望相助的回响。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各民族正用团结奋斗的笔触续写这部厚重的交融史，共同绘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美画卷。
（作者单位：百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监制 | 肖静芳
统筹 | 安宁宁
编辑 | 牛锐 海宁
制作 | 石建杭
来源 |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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