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明朝藩王里评选一位“吃货大王”，福王朱常洵大概当之无愧。
这位体重大概360多斤的王爷，用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吃到死”。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洛阳，福王跪地求饶时，李自成怒斥：“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诡异的“美食事件”之一。起义军从福王府后花园牵来几头梅花鹿，将这位300多斤的王爷与鹿同锅烹煮，号为“福禄宴”，分饷各营。
一个生前每日饮鹿血、食山珍的王爷，最终与鹿一同沦为“食材”，让人唏嘘不已。
我们先来聊聊朱常洵这个人。
他300多斤的肥胖并非一日之功，可以说是大明王朝用真金白银“喂养”出来的。
作为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儿子，朱常洵虽然没能争到太子之位，却在物质上享受了比太子还奢侈的待遇。
万历二十九年他被封为福王，婚费三十万金，洛阳王府的营建费用高达二十八万两白银，十倍于常规标准。
这还没完，万历皇帝还一次性赐给他四万余顷庄田，在朝臣反对后，才勉强减为二万顷。但这已经是天文数字了，相当于明朝一年财政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当时河南的王田早已被各路藩王瓜分殆尽，朝廷不得不从山东、湖广等地划拨田地，才凑够了这二万顷。
带着这笔惊人的财富，朱常洵于万历四十二年抵达洛阳，此后余生便在福王府中“日闭阁饮酒”，每日笙歌燕舞，纵情享乐。
据称他尤其痴迷于饮用鹿血养生，为此专门在王府内饲养了上百头梅花鹿，每天要喝掉三升鹿血。
那么，他的封地河南又是怎样的光景呢？
据《河南通志》记载，万历四十五年至天启六年，河南连续遭遇大旱，“赤地千里，人相食”。
福王府的仓库里粮食却堆积如山，退养在家的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劝他开仓赈灾，他置之不理。当地百姓间流传着一句话：“先帝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
吃饱喝足的福王，体重飙升至300多斤（一说360斤），胖到连逃跑都跑不动。
洛阳城破时，守城士兵数月未发军饷，请求福王出资犒军，他却说：“此乃朝廷之事，与孤何干？”当夜，士兵们主动打开城门，迎接李自成入城。
所以，后面“福禄宴”的悲剧真的全是他自作自受。
那么，福王的故事只是个例吗？当然不是。明朝（尤其是明末）的藩王个个都很懂得享受，在吃喝上绝对不会亏待自己。
在山西大同，代王朱桂的王府宴饮极尽奢华，“材取东西，味兼南北”，将宫廷菜的山珍海味与边塞的野趣融为一体。
菜单上赫然可见“炽炭烧黄鼠、北芪炖半翅、黄花垫碗底、地椒薰室香”，既有边塞的粗犷野味，又不失皇家的精致气派。
这座王府在饮食上追求“顺口”与长寿，代王府宴甚至以“满城香”而闻名。
结果就是，代王府一年的开支高达87万两，而当地税收仅84万两。这意味着整个大同府的财政收入，都不够养活这一家子！
在四川成都，蜀王朱椿的封地更为惊人。朱元璋在营建蜀王府时曾特意下诏：“非壮丽无以示威仪”。
蜀王府占有的良田超过成都府的一半，史料记载“天下诸藩，唯蜀藩最富”。整个成都府七成的土地归藩王宗室所有，百姓沦为佃户，朝廷的税收根本收不上来。
在山东青州，衡王府的宴席规矩更为讲究。王府宫廷宴“依照时令，四季布席，每季三十六道，四季共计一百四十四道”，四季菜品各具特色，堪称独领风骚。
武昌的楚王家族也不遑多让。楚王坐镇武昌，坐享江汉平原丰厚的赋税，富甲天下。
崇祯年间，张献忠攻破武昌时，从楚王府搜出的金银“各百万，载数百车不尽”。而楚王本人则被扔进长江淹死。
在这些奢靡的藩王中，周定王朱橚是个异类。他是朱元璋的第五子，封地在开封。与其他兄弟沉迷山珍海味不同，这位王爷对“吃”的理解别具一格。
他四处搜集可供充饥救荒的野生植物，亲手种植、亲自观察，将其研究成果编写成《救荒本草》，成为中国农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
只可惜，像朱橚这样的藩王，在明朝近三百年历史中凤毛麟角。绝大多数藩王的选择，在“吃”这件事上，都极尽奢侈。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这些藩王的钱从哪儿来？
答案是也很简单，当然是从全天下老百姓的口粮里抠出来的。
明朝藩王的待遇，在历史上也是出名的好。
亲王每年的基本俸禄是1万石粮食，是正一品官员的七倍。除此之外还有海量的庄田赏赐，亲王赐田常常在100顷以上。
明朝推行世袭罔替制度，宗室人口从明初的120人，发展到嘉靖年间暴增至3万多人，到明末更达到惊人的20万至40万人。
几十万的人都要靠朝廷养，负担可想而知。
隆庆年间，全国田赋收入已不足以供应宗室开支之半；隆庆五年，仅存留粮中就有十分之一用于供养宗室，数额高达870多万石，是当时九边军粮总额的两倍还多。
更要命的是土地。明代皇室霸占的土地规模远超历代，河南半数沃土尽属藩王，成都附近七成土地归蜀王所有。
据不完全统计，到崇祯年间，全国近七成的土地都被宗室和勋贵占据，而这些特权阶层几乎不承担任何赋税。清朝入关后推行“更名田”，抄没前明藩王田产，竟然用了十七年！
税收收不上来，军饷发不出，边防日渐空虚。可以说，整个大明帝国的财政血脉，都被这群“吃货”吸干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底层官员的生活。明朝官员的俸禄之低，堪称历朝之最。正一品大员年俸仅折银221.7两，底层知县年俸折合不过27.49两，月入超不过5两白银。
而福王办一场婚礼就要花30万两白银，崇祯皇帝本人每月伙食费仍高达1046两，一年光御膳开销就超11万两……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诗写的不只是福王，而是整个大明藩王宗室的集体写照。
再说回福王。他的死法已经够骇人听闻了，但他死后的故事也值得关注。
起义军占领福王府后，就把王府积蓄的粮食全部分给饥民，仅白银就发放了三十万两。李自成那句“均田免赋”的口号之所以能一呼百应，那也是百姓们的选择，毕竟那句“闯王来了不纳粮”不是平白来的。
其他藩王的结局也好不到哪儿去。上文提到的楚王被扔进长江，蜀王府在张献忠攻陷成都时被付之一炬，代王府在李自成攻破大同后化为灰烬。
那些曾经“日闭阁饮酒”的王爷们，用一生的饕餮盛宴，为自己烹制了一桌终极的“亡国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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