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风且暴：乾隆十三年春的“剃发”风暴|乾隆|剃发|终风且暴|谕旨

一说到剃发案，人们应会联想到清廷入关之初的“薙发令”。清军所到之处，逼令汉人依照满人式样剃发，“金钱鼠尾”，“留发不留头”，在江南激起了决绝惨烈的抵抗，“江阴八十一日”“嘉定三屠”，皆不堪回首。而忽忽一百年过去，发生在乾隆十三年春的一场剃发风暴，起因却是臣子在皇后丧期剃掉了头发。弘历为此发出一道道严谕，督令彻查，应声而起的是告密和举报，是大小涉事官员被逮治审讯，是特旨赐死出身满洲的封疆大吏……

历史常呈现出这样的颠倒错愕。而细加梳理，寻觅乾隆帝兴起大狱的心理轨迹，又显得发乎性情，因果连环，起动收束亦自然。历来史家对此多有批评，甚至论为弘历苛待大臣的转折点，却忽略了其反复强调的“君臣大义”，也忽略了乾隆帝对此所作的极端化阐释。如果说崇信儒学、终身读书是弘历的一个特点，而选择性接受，强词夺理，应是他的另一个特点。

失侣之痛

十三年（1748）二月初三日，乾隆与皇后富察氏奉生母崇庆皇太后离京往曲阜祭孔，返程中登临泰山，畅游济南的大明湖、趵突泉诸名胜。祭孔乃国之大典，弘历极尽虔敬，而随后的观光游览，一以奉母行孝，一以抚慰富察氏的心理创伤，也显示出他作为夫君的体贴入微。

富察氏出身满洲镶黄旗，父亲李荣保曾任察哈尔总管，两个伯父马齐、马武皆一品大员，民谚有“二马吃尽天下草”之说，可证其家族之贵显。她自幼随哥哥弟弟读书习字，聪颖淑静，写得一手隽秀的行楷。当年雍亲王胤禛尚在潜邸，一日过访荣保，偶见此女书法，大加叹赏，遂为第四子弘历定亲。二人婚后和美恩爱，待弘历登上帝位，富察氏也就顺理成章被册立为皇后。未想天有不测风云，皇后所生二子接连早殇：永琏已被密立为太子，“聪明贵重，气宇不凡”，不幸在九岁时一病而亡；次子永琮的降生带给她新的希望，皇太后也对这个“聪慧殊常”的孙子格外喜爱，孰料仅一岁半就出痘死去。生活就是这样，饶你有泼天鸿富贵，也抵不过命运之无常。

孝贤纯皇后（富察氏）24岁被封为皇后时，由宫廷画家为她画的朝服像

永琮死于乾隆十二年腊月二十九，就在过年的前两天，富察氏的悲伤不难想象。而十三年春东巡祭孔之事早已确定，她还是坚持随同前往，一路勉力支撑，在济南游览时又染上风寒。弘历看她病势沉重，决定改由运河乘船返京，以减少途中颠簸，而刚在德州码头移至御舟青雀舫上，皇后即告不治，时在三月十一日午夜。

“爱博而心劳”，是鲁迅先生对贾宝玉的点评，移之于做过宝亲王的爱新觉罗·弘历，也觉贴切。弘历一生创造了多个历史之最：执政时间最久，享年最高，亲见七代，五世同堂，也包括他二十岁就给自己编文集，主持编纂了我国历史上最大部头的《四库全书》，撰作了四万多首诗词……可谓无帝可比。而由嫡子连丧、皇后猝亡，则知他在生命过程中，必也遭受过很多次的心灵重创。眼见皇后奄逝，弘历慌忙到母亲的御舟奏知，皇太后闻讯过来，“临视，悲恸良久”。乾隆命王大臣“恭奉皇太后御舟缓程回京”，自个留下来为皇后料理丧事。二人为结发夫妻，伉俪情深，本以为可白头偕老，岂知皇后竟尔撒手尘寰。弘历痛彻心扉，谕称：皇后“作配朕躬二十二年，正位中宫一十三载。逮事皇考，克尽孝忱；上奉圣母，深蒙慈爱”，“思惟‘孝贤’二字之嘉名，实该皇后一生之淑德，应谥为孝贤皇后”。富察氏的弟弟傅恒受命护送青雀舫回京，“一路昼夜勤劳，殚竭心力”，直隶总督那苏图沿途照料，“一切事务不辞劳瘁，经理有方”，均晋加太子太保衔。

弘历写下一些情真意切的悼亡诗文，如《述悲赋》，篇幅较长，兹节选数段：

嗟予命之不辰兮，痛元嫡之连弃。致黯然以内伤兮，遂邈尔以长逝。……切自尤兮不可追，论生平兮定于此。影与形兮难去一，居忽忽兮如有失。对嫔嫱兮想芳型，顾和敬兮怜弱质。……呜呼！悲莫悲兮生别离，失内位兮孰予随？入椒房兮阗寂，披凤幄兮空垂。春风秋月兮尽于此已，夏日冬夜兮知复何时？

皇帝有三宫六院，自难以专一、不专一来评说，却也会有持久深挚的爱情，一旦失去，或能形成巨大的政治冲击波。弘历先失嫡子，再失元配，心中之烦郁难以排遣，变得敏感易怒。他看到皇长子永璜、皇三子永璋迎丧时的表情不够悲伤，当众厉声痛责，连带他们的师傅谙达也跟着受罚；认为翰林院所拟谥文有满语误译，负责翻译的侍讲学士塞尔登、审稿的吏部侍郎德通立即被革职；接下来，光禄寺、工部、礼部皆因办事不到位被挑剔责骂，也是一处分一大串。

终风且暴，来自《诗经·邶风》，意谓一整天都在狂风暴雨中，用以形容此时的大清朝廷，堪称贴切。悲伤引燃了乾隆皇帝的怒火，一缕痴情演化为臣子的惶恐，朝中官员人人自危，怎知这只是个开始。

皇后去世，按清廷的常规，外地大员不至京吊唁，这次孝贤皇后的丧仪中也未作要求。但各省督抚将军及织造、盐政有不少人上疏请求赴京，其间有内务府老人的真切感情，亦不乏善于揣摩逢迎之辈。两江总督尹继善等老成持重者未表态，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档案中也未见到老尹致皇上的慰折，大约不是疏忽，而在于通例无须如此。岂知弘历痛令智昏，将臣下在皇后大丧中的表现视为忠诚与否之证，凡没有奏请赴京祭悼送葬的，皆予以降两级的处分。全国约有五十多名大员被降级。

人臣无将

无将，原指勿存叛逆簒弑之心，出自《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君亲无将，将而诛焉。”至司马迁作《史记》，始见以此二字与“人臣”组合，那是秦二世时陈胜起事，找博士儒生问策，对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愿陛下急发兵击之。”意思是臣民不可犯叛逆罪，触犯了则杀无赦。未想近两千年之后，乾隆帝竟用在一些官员头上，指为叛贼。

翰林院呈上拟写的大行皇后哀册，弘历阅后认为清文（即满文）译本出了大错，急命传召请旨各臣，却被告知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的张廷玉、阿克敦已然出宫了。此日为四月二十，谕旨中用了“人臣无将”这样的重词：

今日翰林院奏大行皇后册文内，有“皇妣”字，清文翻为“先太后”，从来翻译有是理乎？此非无心之过、文意不通所可比。且此文留中，欲细览交出，及看出大不敬背谬之处，欲传旨询问，则阿克敦等皆已散去，此又从来所无者！岂有呈览之本留中，未降谕旨，而请旨之大臣弃而他往之理！大学士张廷玉年老尚可，阿克敦亦老迈乎？此皆阿克敦因前日解其协办大学士之故，心怀怨望，见于辞色耳。伊于皇考时获罪后复起用，朕用伊至尚书，数年来实无出众宣猷之处，而每以文学老成自命，不得升用，辄怀怏怏，人臣无将，此之谓也。阿克敦着革职，交刑部问罪。德通等着交部严察议奏。

弘历孝思绵长，生母崇庆皇太后尚健在，皇后之丧竟被译成“先太后”，自然会忌讳和生气；更让他恼火的是，翰林院掌院学士张廷玉和阿克敦呈上册文后，居然不等皇上批示就走了。此谕措辞峻厉，将办事不严谨，提升到心怀反叛的高度，隐隐已见杀机。

从办事流程上看，应是由翰林官先拟出汉文哀册，层层签报至皇上阅定，再翻译成满文。侍讲学士塞尔登担任译稿，吏部侍郎德通负责审定，二人皆精晓满文，属于主要责任者，吏部拟予革职，得旨“俱着革职，从宽留任”。对于三朝老臣、内阁大学士张廷玉，弘历也以年迈之由放过，单单对阿克敦愤怒异常，所为何故？阿克敦为满洲正蓝旗人，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历编修、侍讲学士、詹事、内阁学士，执掌翰林院；雍正朝任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广东巡抚、广西巡抚，曾被心怀不满的属下告发，定为斩监候，而不久又任副都统，命在征讨准噶尔大营协办军务。乾隆即位后，欣赏其人品才学，擢为镶蓝旗满洲都统，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再升任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内阁协办大学士，并多次授命其主持会试和顺天府乡试，担任经筵讲官，颇为信任倚重。

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变化？

一是临事而激，弘历认为册文中出了大错，却已找不到呈奏者询问，怒火顿时被引燃，阿克敦等自是不够敬慎。二则与此前的人事调整相关，这才是弘历敏感火大的主要原因。那年正月二十日，乾隆帝命阿克敦任内阁协办大学士，仍兼刑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等；因孝贤皇后去世，悲痛中想要优待皇后家族之亲，遂将阿克敦的协揆解除，给了富察氏的弟弟傅恒。予与予取，在皇帝自然只消一句话，可弘历心细如发，或觉得对阿克敦有点儿不够意思——毕竟人家勤恳谨慎，并没有什么错失。正因为先有了心结，弘历一听阿克敦在值班时早退，立刻定性为心怀怨恨。

三天后，刑部提出对阿克敦的处理意见，拟比照“增减制书未施行者律”，处以绞监候。也真是太难为这帮子刑部官员了，奉旨为本部的一把手定罪，又明知他实在没啥罪过，只好找了个撰写重要文件不慎重的名堂。弘历读后更怒，再发严谕，指出“阿克敦之罪，曰大不敬，曰怨望，曰人臣无将”，朕已讲得如此明白，刑部堂官为了照顾同寅之谊，党同徇庇，仍以翻译错误定罪；而若以翻译失察而论，主稿的为塞尔登，失于审校的是德通，其罪要更重，同为掌院的大学士张廷玉也有责任，何以专治阿克敦之罪？他再次将阿克敦定性为“人臣无将”，并严词训斥刑部大员：

伊等身为大臣，岂不知大不敬、怨望及人臣无将，为臣子极大之罪，而有意援引轻比，冀薄其罚，不知适以重阿克敦之罪，欲爱之而反以害之也。……今观该部如此定议，则阿克敦必不可宥。是阿克敦之罪，成于该堂官之手。该堂官欲倾身以救阿克敦，微特阿克敦不可救，而身蹈罪戾，且不能自救矣！

看似理直气壮，实则是以势压人，可谁敢辩驳呢？见皇上动怒，刑部大员极为惊惶，十余日后再上奏议：“阿克敦以解退协办大学士，心怀怨望，于册文大典既不敬谨办理，又于进呈御览时不候谕旨，遽自他往……应照大不敬斩决律末减，拟斩监候。”朱批：“秋后处决。”

第二天，轮到吏部对“故为宽纵”的刑部堂官拟定处分了，提出拟将署尚书盛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均予以革职。皇上批了个“革职留任”，以示宽仁。

两个小官剃了头

礼部为孝贤皇后所拟的大丧仪，今天能见到《清会典事例·丧仪·孝贤纯皇后大丧仪》，以及《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一所载两种版本，应以后者为原版，有“在京王公百官咸缟素二十七日，百日剃头”一款，得到御批认可。

六月十三日，山东沂州营都司姜兴汉、奉天锦州知州金文淳违制在皇后大丧百日内剃头，被人举报，命拿交刑部问罪。就两起违制剃头案，乾隆发布了措辞严厉的谕旨：

本朝定制：遇有国恤，百日以内皆不剃头，倘违例私犯祖制，立即处斩。亦如进关时令汉人薙发，彼不薙发者无不处斩之理。此百余年人所共遵，不待传谕而后晓，是以会典律例皆无明文，盖以修《会典》时不过增损明季之旧章，明朝原无此制也。又以其事本理法所必当然，不必载之简册。……至谓汉人遂可不遵百日之制，苟有此心，即与不肯薙发者同，尤不容诛也！

清廷入关后所颁布的薙发令，逼迫汉人悉遵新朝服制，杀戮惨重，实乃一桩血淋淋的历史罪案。在弘历的立场上，则可拿来作为堂皇正大的依据，不仅毫无忏悔之意，语气亦极为凶横。所谓“国丧百日内不剃头”为本朝的制度，其实是乾隆的个人说法。查《清会典事例·丧礼》，所记清太祖、太宗、世祖、圣祖崩逝，只是王公大臣“截发辫”，福晋与命妇“剪发”“摘耳环”。雍正帝驾崩后，丧仪的规定细密了许多，如王公大臣斋戒二十七日，一年不作乐、百日不嫁娶等，对头发仍是男子截辫、女子剪发。新登基的弘历为表达孝思，谕令再议，又增加了一些，如“百日内皇帝服缟素，百日外请发易素服”，斟酌文义，似乎是专为皇上一人量身定制的。请发，即剃发，全句的意思是：大丧满百日后再剃头，更换为素色衣服。

到了礼部拟定孝贤皇后丧仪，开列有“百日剃头”条款，但语义不甚明晰，也可以理解为在京官员须此，外地不一定；且丧仪颁发范围不广，知道与重视的人也不够多。应是考虑到这些因素，弘历虽加痛斥，还是决定格外施恩，传谕除已经查出的，各省督抚接旨后不必过分追究。但又补充说：旗人本来就应当知道这一祖制，如果有人剃头，不在宽大之列。

乾隆帝

对姜、金二人的审讯拟罪由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办理，过了差不多一个月，见迟迟未提交处分意见，乾隆帝将刑部尚书盛安召来询问。这位老臣刚接替阿克敦的位子，虽不免仰承圣意，仍有尊重法律的职责底线，当面对皇上表示量刑过重。弘历叫他按照律例定罪，自己会加恩，可盛安无律例可据，感到很为难，拖延不奏，并在皇上再次诘问时举康熙朝李斯琦的例子，表示重判会损害朝廷声誉。弘历勃然大怒，说李斯琦只是一个私自剃头的免职官员，而金文淳乃翰林出身，官至知府，属下曾以“满官皆未剃头”规劝，仍不管不顾，即斩决亦罪有应得，何况已有从宽之旨。他声称此举意在维护祖制和明正国法，令将盛安革职治罪，并警告汉尚书汪由敦不得予以庇护。天子之怒，再次令一干司法大员魂飞魄散，很快将盛安从重拟为斩决；吏部也奉旨拟议，除本来持不同意见的侍郎兆惠外，所有刑部堂官均革职。得旨：盛安从宽改为斩监候，汪由敦等从宽免其革任。

撞到枪口上的河督

到了闰七月，孝贤皇后逝世已过百日，一连串的官员剃发案件被揭出，从官员到普通兵丁都有，几乎遍及全国。弘历自知法不责众，但骑虎难下，只能拿在任高官立威。首先撞到枪口上的，是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

周学健是一个书生，雍正二年高中进士，选庶吉士，散馆留翰林，而因精明强干，由卿贰升任方面大员，历任福建巡抚、闽浙总督。南河频发水患，乾隆又将他调任河务总督兼漕运总督，一直很器重。大概率是没太留心皇后丧仪的规定，周学健在过了二十七日的丧期后就剃了头，属下也纷纷跟着剪发。后来得知有百日之禁，剪掉的头发却是接不上了，只得躲着不见外人。福州将军新柱进京，对皇上报告路过淮安时，周学健以查河为由避开，听说是剃头了。后来又有几个人说起，弘历未作追究，岂知署江苏巡抚安宁专折密奏，不便再佯装不知，命在那里督办河工的内阁大学士高斌将之拿解来京，交刑部审讯。乾隆发布谕旨，谴责周学健“丧心悖逆”“目无上下之分”，说他本应自首，竟然设法蒙混掩饰，进而批评内阁、军机处等重臣为之遮掩，谕曰：

此事传闻已久，举朝大臣官员岂概无闻见？乃无一人举发。外廷九卿召对尚稀，至军机大臣等时常召见，亦未经奏闻，其意不过欲为之蒙蔽，以救伊重谴，试思朕果可蒙蔽之主乎！今朕降此旨，伊等能封驳执奏乎？现在交部治罪，部臣即汉人同年相好，尚敢以己之身家首领为伊保全乎？又都察院御史、给事中等平时采听风闻，即细微未甚确实之事，动辄陈奏，今以周学健之悖谬，朕已屡有所闻，乃未见伊等片牍入告，明系伊等师生朋党之谊，固结弥缝，牢不可破，是以代为容隐，缄默不言。朝廷设耳目之官以司纠劾，可如是之徇隐袒庇乎？即非尽出于党护周学健，亦必以为举发此事，将恐招致物议，人心至此，尚可问乎！

一连串的问号，一连串的训诫和警告，早忘记自己起先曾表示不愿追究。该谕由剃头一事升格为辜负圣恩、故意蒙骗，再扩大至朝中大臣与科道官结成朋党，帮着遮掩，或遇事只知顾惜自个名声。最后一点的确存在，似也不宜全说成是私心。

周学健人缘甚好，在朝中的根基也深厚，大学士高斌奉旨拿解，江西巡抚开泰奉旨抄家，刑部尚书钱陈群奉旨审办，都预先受到皇上的警告，要他们不得庇护，并将最严厉的话甩向两江总督尹继善。此事按说与老尹并无瓜葛，周学健的衙门远在淮安，尹继善在南京，各有一大摊子公务，不可能经常见面。只因二人为同年进士，便被指责“明知不奏”“有心欺隐”，斥之为“满洲之托名科目、好名无耻之徒”，直接给他一个革职留任。

今天的流行语“躺枪”，对尹继善来说真是太贴切了。当年六月间从苏州办案返回途中，尹继善由中暑发展成疟疾，病势凶猛，一直以躺卧为主。这在当日可是要命的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是染上疟疾，向康熙帝求赐金鸡纳霜（为传教士带入中国，曾治好玄烨的病，皇宫中常年保存，颇为珍贵），玄烨派飞骑驰送，虽未能挽回曹寅的性命，却留下一段佳话。尹继善岂有不知，赶紧派员持密折进京，请求乾隆帝赐药，待闻知皇上对自己严重不满，又让人急速追回。此事也传到无所不知的弘历那里，再次降谕斥责，说他行为诡秘，不够光明磊落。尹继善不敢求药，更不敢请假，卧病处置军政事项，也是福大命大，没多久居然痊愈了。

举报周学健剃发的署江苏巡抚安宁，乃弘历做皇子时的旧仆，由布政使升署巡抚，年轻躁进，热衷于搞事和整人，不管是下属、上司，还是同僚，逮着谁都下手，也说了尹继善不少坏话。安宁上位即推行苛政，引发米价飞涨，市民到府衙请愿，下令抓捕和拷打，竟然当堂杖毙三人，舆论汹汹。尹继善去苏州就是为办理这个案子，如实向皇上奏报，致使安宁被解职。弘历得知安宁行事贪酷，有些意外，也斥责他作为潜邸幼仆，对孝贤皇后大丧“仅饰浮文，全无哀敬实意”，不久传旨抄了他的家。这就是弘历，若犯了贪赃之条，再亲近的人也不会饶恕。

赐死塞楞额

弘历并非一意孤行之人，也善于及时修正偏差。四月末的大发作、大惩罚过去未久，不知是某人报告还是他个人发现，总之是了解到哀册的翻译实未出错，是自己看错了。道歉是不可能的，但开始陆续让涉事人等复职。闰七月初一日，谕令对阿克敦“弃瑕录用”，署理刑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十月，再升为镶白旗汉军都统，管理翰林院掌院学士；十二月，又恢复了他的内阁协办大学士。还有那位承担审核之责的吏部右侍郎德通，被斥责时不敢辩，此时则被称赞“勤慎小心”，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应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弘历的悲痛渐渐降解，也希望快速走出孝贤皇后大丧的阴影。

树欲静而风不止。天下从来不缺希旨幸进的人，不缺乏爱告密的人，南河总督周学健之后，又扯出湖广总督塞楞额。与学健不同，老塞勉强算个自首。他与湖北巡抚杨锡绂、湖南巡抚彭树葵也在二十七天后剃了头，因周学健事发，锡绂恐慌，再三建议一起向皇上坦白，老塞犹豫了几天，终于被迫交代。闰七月二十一日，乾隆为此发布长谕，说对各省官员私自剃头的，不能不治罪，又担心无知犯法者多，曾谕各省督抚不必查参，仅要满洲督抚将已查办者具名上报，但想不到督抚大员中，竟有周学健之流，而今塞楞额又奏称与彭树葵、杨锡绂以及两省文武官员也剃了头，谕曰：

塞楞额满洲大臣，历任督抚有年，乃如此丧心病狂，实非意想所及。近因周学健以督抚大臣不遵国制，已降旨拿解来京，重治其罪。今观塞楞额亦复如此，实乃全不知君臣大义，试问伊于父母大事、服制之礼若何？若以塞楞额所为为是，则各省督抚令属员皆俟百日者反非乎？汉人犹尚诿曰不知，满洲世臣而亦不知此乎？

塞楞额出身满洲正白旗，康熙四十八年中进士，历仕三朝，由卿贰出任封疆大吏，是满洲世仆中少有的书生，却被抓了个反面典型。

至于惩处，弘历堪称出奇料理，那就是抓大放小，重处满员宽处汉员。他说：文淳“巳问斩决……岂知督抚大员中又有周学健，则更无怪乎金文淳；岂知满洲大臣中乃有塞楞额，则又无怪乎周学健矣。”命将塞楞额革职抄家，拿交刑部治罪；对彭树葵、杨锡绂予以革职留任，罚出资修理直隶城工各一处；至于两湖的文武官员，因为是跟着督抚剃发，皆不加问罪。由此联想到此前之案，锦州知府金文淳本已定为斩监候，加恩予以释放；南河总督周学健改为从宽革职，免交刑部治罪。后弘历得知杨锡绂曾反复规劝塞楞额自首，认为他尚知大义，“原派直隶城工，免其承修”，顺便又把彭树葵训了一顿。

九月初七日，乾隆帝命御前侍卫五十七会同刑部尚书阿克敦等，前往刑部大牢宣谕，赐塞楞额自尽。此时已查出周学健在河督任上有贪赃不法之事，两个月后，又是阿克敦带人前往刑部狱，宣谕赐周学健自尽。可怜的阿克敦，不久前还在狱中等待秋决，甫得逃出生天，又要他至此狱宣读赐死他人的谕旨，真不知是何感想？

至此，剃发案引发的政坛大风暴，才算最终停息。

满洲旧规与君臣大义

对于皇后大丧的“百日剃发”，乾隆一直强调为满洲旧规和祖宗定制。当他听说盛京、杭州、宁夏、京口、凉州、四川等处将军只令官员过百日剃头，不去约束标下兵丁，即行训谕：“伊等忘满洲旧规，可谓不知轻重矣。其未经办理之处，甚属糊涂！”下旨全都交部察议。

在处死老臣塞楞额之前，乾隆也曾犹豫再三，最后还是痛下决心，谕曰：

朕思伊以满洲世臣，扬历中外，任至督抚之重，诸事何所不经。岂有祖宗定制所在，君臣大义所关，而违制蔑礼，甘心犯法，一至于此。朕再四踌躇，在他人所犯尚有可恕，而塞楞额之罪，万无可恕。

内心之不忍，显而易见。结合前面的大行赦免，可证明弘历并不想对剃发者大肆诛戮，还是尽量减小惩治范围。塞楞额作为出身满洲的封疆大吏、从一品高官，不幸成为维护朝廷尊威的牺牲品。谕旨中所说的“满洲旧规”“祖宗定制”，乃指女真人特有的丧葬制度，是以弘历认为必须赐死一个满族高官，才能够起到警示的作用。

儒家提倡“以孝治国”，对国丧极尽郑重，制定了一整套的丧仪规则，并无不许剃发一条。查《周礼》《礼记》等书，只见到以麻束发的记载。明朝遇有帝后之丧，也只是偶尔要求命妇“披发哭临”。而《清会典事例》涉及国丧的满洲旧规，前四朝仅令男子截发辫，女性剪发，所谓一百日内不剃发，未见于祀典。弘历宣称“遇有国恤，百日以内皆不剃头，倘违例私犯祖制，立即处斩”，大约因在典章制度中找不到依据，又解释道：“此百余年来人所共遵，不待传谕而后晓，是以会典、律例皆无明文，盖以修会典时不过增损明季之旧章，明朝原无此制也。又以其事本理法所必当然，不必载之简册。”此说显得很缺乏说服力。

至于说“百日剃发”是满人的一种丧俗，则未必是虚。犹如汉人的“庐墓三年”，父母逝后于墓旁搭一小房子守丧，每天绕着坟头号哭，是有的，就连“庐墓六年”的也有，却也不会多。同理，满人的百日内不剃头，极端者三年不剃头，历史上和生活中都可能发生，也不会多。试想：以满人发式的金钱鼠尾，如果任其疯长三个多月，会成个什么样子？而弘历恰恰认为：只有这样的一蓬乱发，才更能表露悲摧缅怀之情，宜于臣子的表忠抒诚。

有人说孝贤皇后的遽尔辞世，使弘历性情大变，一改早期对大臣的温煦礼敬，变得刻薄和残忍，倒也不全是。其实终其一生，弘历都算是爱才惜才，重视选拔文武人才，重视与大臣的个人交谊，甚至推恩及其父母子女。正因为如此，六十余年间出现了不少“特达之交”，以及一些著名的官二代：如阿克敦之子阿桂、刘统勋之子刘墉、尹继善之子庆桂，皆清正有为，后来位至内阁大学士。对于塞楞额的违制剃发，弘历在谕旨中两次说他不知君臣大义，近似的表述在前面也有过，应予关注。如四月在静安庄临奠时有一半官员不到，弘历谕曰：

夫夙夜匪懈者，人臣之大义。齐集乃礼制攸关，既经通传，自应恪恭将事。乃大行皇后之事，诸臣甫以齐集不到被劾，而此番齐集不到者，又过其半。此实向来积习成风，总由懈怠公事，以安逸为当然，以幸免为得计。……则君臣一体，休戚相关之谊安在？试思朕车驾亲临，而诸臣若罔闻知，偃息在床，有是理乎？抚心自问，于汝安乎？

所谓“人臣之大义”，也就是君臣大义，是“朕御众以宽，而诸臣事君尽礼”，是“君臣一体，休戚相关”，也是“夙兴夜寐”“鞠躬尽瘁，临难致身”。儒家的治国理念，弘历的政治目标，均在其中。

六月，因不断接到举报旗人的违制剃发，乾隆专发谕旨，慨叹满洲风俗本来醇厚，敬君亲上，近年来流于浮靡，也举了一个因主子战死三年不剃发的义仆之例，“朕曾记从前戴鹤军前阵亡，伊跟役人等至来京时，已过三年，回家见其主母，始行薙发。伊等一服役人耳，犹能知主仆之分，实意奉行”，接下来就告诫八旗之掌旗都统：

朕临御以来，以满洲旧习为重，恐致流失，叠经训导。即于伊等生计亦必悉心筹画，伊等亦当知感，各敦满洲风气，以尽区区之诚。乃于此等大事，反出此干犯之人，朕心实为叹息。八旗都统俱有教养旗人之责，平时应教之以礼，使之尊君亲上。皇后大事，伊等果诚心开导，不时稽察，即有不肖之徒，亦不出此……嗣后八旗都统等务令旗人，勿失旧规，使各明白大义。

这里所说的大义，包括醇正、质朴、果敢、敬君亲上等，而核心仍是一个“诚”字。

当年十一月，朝廷向金川前线增派满兵五千名，经过西安等地时出现了接待和供应的不足。而因陕西巡抚陈宏谋出身翰林，弘历认为张廷玉等有意偏袒，当即指出：“以理论之，陈宏谋之不能急公，朕虽免其置议，而在张廷玉、陈大受、汪由敦等尚应以此自惭，请将陈宏谋议处，方见不分满汉，能知君臣大义。……况君臣之间，相接以诚，大臣中或不无满汉之见，而朕心则廓然大公，视同一体。如张廷玉、陈大受、汪由敦等晨夕内直，岂尚不知朕心。倘朕稍有此见，是为薄视伊等，面是心违，在朋友尚不肯出此，况朕为天下主耶！”是指责，也要剖白。此时，剃发案的政治风暴已然过去，而谕旨仍不离君臣大义，反复申说。他所指斥的偏袒不一定准确，而所提倡的君臣以诚相接、满汉一体，无疑是正确的。

既然重处了塞楞额、周学健等满汉大员，既然丧仪中有专为皇帝制定的不剃发条款，为孝贤皇后持丧期间，弘历应可肯定是不会剃发的。那年的他三十七八岁，正值须发繁茂的年龄，怎么处理？而经皇上这一番折腾，满汉大臣必也不敢再剃头，不久便是盛夏，大清朝堂一堆毛茸茸脑袋晃来晃去，也觉滑稽。果真如此，弘历应会有些后悔，宫中内侍也会想方设法，可毕竟不能剪掉，不是吗？

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乾隆的生母崇庆皇太后寿终正寝，生前留下遗嘱，要他及王公大臣服丧二十七天。弘历表示自己将穿孝一百天，所有臣等照例二十七日除服，至于剃发一项压根未提，鉴于此前的教训，估计大家都会坚持一百天，不敢造次。此一节未见记载，推测而已。有意思的是在二十七个月后，弘历往泰东陵谒祭，尔后专发一道谕旨：

国俗于亲丧，服缟素，百日而除。朕昔遭皇考大故，欲持服三年，圣母谕云：“满洲旧俗，服缟素即不薙发，故止能以百日为断。若百日外仍服缟素，亦不当薙发。经二十七月之久，蓄发甚长，不几如汉人之蓄发乎？此必不可行之事。且国俗不薙发即不祭神，而旧制从无三年不祭神之事。缟素百日，已为得中，不宜太过。钦此。”朕因敬遵慈训而行。

可知，若非皇妣留有遗嘱，弘历曾想缟素三年、不剃发三年。此时才觉得遵行礼法之类，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乾隆对儒家学说堪称熟精，又像绝多帝王一样奴视臣下，颐指气使，发怒时更是苛刻偏执，举措很极端。儒家所说的君臣之义，也就是君臣之礼，应该是双向的，以故孟子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乾隆不会没看过这番话，包括后面的“三有礼”才会为君主服丧，但显然不以为然。“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那时还处于乾隆早期，朝中讲求原则和操守的大臣还蛮多，但在皇权面前，在狂风暴雨之下，早被刮得东倒西歪，低眉顺眼，哪里顾得上什么“罪大”“罪小”！

“终风且暴，顾我则笑”，历来的解释甚多，我倒觉得其染写的狂风骤雨之暴虐，再大再久也终将过去。而其所描绘的居高临下和任性，怒火喷发和强词夺理，与此时的弘历颇有些相合。再回到这场剃发风暴的兴起，从表面上看，由于弘历对皇后富察氏之死的悲伤，痛极而迁怒，认为包括两个皇子在内的一些人假惺惺，虚应故事；深层原因，则与他的天生敏锐、敏感相关联，将臣子未能凛遵丧仪，升级为大不敬、冒犯朝廷的尊威；而缘此折射出的儒家思想之潜移默化、中土礼制与满洲旧规的融合，尤其是乾隆操“大义”之棒以箝制臣下，更应引起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