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植芳，化名徐云石，1924年出生，浙江永嘉县城区（今属鹿城区）人。兄妹9人，他排行第五。
1938年7月，徐植芳在联立中学求学时，就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后经温州党组织介绍，他毅然投笔从戎，到皖南泾县参加了新四军，并被派往军部教导队学习。
他戴一副眼镜，一脸稚气，小小个子穿一件黄色军大衣，长及脚面、双袖翻卷，真不像军人模样。但他学习勤奋，操练刻苦，严守纪律，热情诚恳，那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凛然气概，更令人敬佩，大家都喜欢他这个少年战士。
1938年底，年仅14岁的徐植芳被破例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9年春，他向组织要求到前线去杀敌立功。9月，随叶挺军长直接领导的军部警卫营过江到皖东。他在战斗中机智勇敢，得到营部嘉奖。同年秋，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部警卫营青年干事。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随军撤到苏北，任四旅十三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在淮南时，他参加了罗炳辉亲自指挥的六合县金牛山战斗，这一仗消灭日军300余人。
1942年3月，因工作需要，徐植芳和戴贤中同时被调到新四军二师社会部学习。3个月后，学习结束，他被安排在社会部，专门负责敌占区敌伪军情报工作。不久戴贤中被派往南京，打入汪伪海军要塞司令部政训处，徐植芳仍留在社会部。
1943年2月，社会部并入二师司令部参谋处，徐植芳转到参谋处二科。1945年底，二师司令部参谋处派徐植芳（化名徐云石）到南京接替戴贤中的工作。
他到南京后，打入国民党陆军联勤总部军需署储备仓库，任中尉管理员，与戴贤中领导下的情报人员邬烈勋、史美中、吴阿根、张友信等一一接上了关系。他通过社会关系，把张友信（化名张家林）从空军汽车第七中队调到储备仓库来任汽车管理员。
为了便于联系，他又从根据地二师司令部参谋处调来鲍善兴，将他安排在储备仓库内工作。原由参谋处派来的齐任水仍担任政治交通员，往来于南京和根据地之间。
齐任水在南京还没有职业作掩护，很不安全，徐植芳就将他安排在张友信的父亲家里，化名张家彬，与张父以侄叔相称。张父时在国民党监察院国库审计处工作，思想进步，同情共产党。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向淮南根据地发动进攻的前夕，二师司令部命齐任水赶往南京，要徐植芳提供敌军动态情报。徐植芳侦察到国民党已调集美式装备的3个军运抵浦口，即命齐任水连夜赶回二师司令部报告。
一周后，国民党军队开始向淮南地区发起进攻，我军已安全撤到沙河集一带，避免了重大损失。
9月，徐植芳以联勤司令部工作人员的身份，与齐任水（化装成国民党军官模样）一起沿津浦线浦口到蚌埠段侦察敌情，并将情报亲自送到二师司令部。
由于国民党军队频频进攻，二师主力准备撤往山东，就把徐植芳在南京领导的一批地下情报人员移交给苏中二地委社会部领导。徐植芳、齐任水两人分析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决定齐任水返回根据地，与二地委进行联系。
10月，齐任水到射阳（二地委驻地）找到了二地委社会部部长林修德。林修德指示：“南京除继续侦察津浦线方面的敌军情况外，还应加强对南京敌军指挥部系统内的情报工作，并要求建立运河线的情报站，发展南京外围地区的情报工作。”
为加强领导，齐任水被委任为京沪特派员，徐植芳为副特派员。
11月初，齐任水回到南京，向徐植芳传达了社会部的指示，并结合南京情况，在组织上作了调整，成立了南京情报工作组，徐植芳任组长，成员有张友信、吴阿根、邬烈勋、史美中、鲍善兴等人。
徐植芳以国民党陆军人员的身份，曾多次与齐任水一起到上海龙华机场一带侦察情况。
1947年2月，苏中二地委决定调回齐任水，派国军科副科长章京才（邱世毅）负责领导南京徐植芳的情报工作组，并派姚茂良做章京才的交通员。章京才基本上坐镇根据地，去南京时，则宿于吴阿根经营的采石场内。
4月，齐任水在返回二地委的途中，因身藏多种身份证，在兴化县西鲍镇引起“还乡团”的怀疑而被扣押。齐任水自称商贩，“还乡团”要他找铺保（实则勒索钱财）。
齐任水写信给徐植芳，要求派人营救。徐植芳派张友信去兴化。张友信缺乏经验，未带行贿款项，营救未成。
徐植芳是1947年6月23日上午与张友信一起，在联勤总部军需署储备仓库内被扣押的。因看守都是库内的同事，故两人可以互相交谈。徐植芳借机交代张友信，让其通知张友廉（张友信的弟弟，也在储备仓库内工作）迅速给住在水西门的鲍善兴送信。鲍善兴闻讯，立即撤离，幸免于难。
齐任水被扣押在兴化时，久久听不到南京的消息，也不知道南京已出事，仍写信到南京储备仓库来催促。信件落入敌人之手，敌首都卫戍司令部正在查找齐任水的下落，立即电告兴化县政府，严讯齐任水。齐任水拒不吐实，兴化县当局派人把他押送到南京，投入卫戍司令部监狱。
1948年1月，徐植芳被关押于南京羊皮巷看守所，其余人员转押于江宁县淳化镇云居寺的“首都卫戍司令部青年训导队”。张友信、邬烈勋、齐任水在关押期间，先后设法逃出。
从训导队逃跑出来的齐任水，辗转来到上海，找到徐乐芳，恳请他资助路费，以便返回解放区。徐乐芳得知是哥哥的难友，就慷慨解囊相助，并愿随他一起投奔解放区。齐任水带了徐乐芳以及原来由他联系的部分情报人员共8人，通过浦口封锁线，经六合到苏中二地委组织部。
部长戴处接见了他们。徐乐芳把哥哥从狱中送出的信交给戴部长。二地委研究后，要徐乐芳带经费返回上海，设法营救徐植芳。徐乐芳回到上海，发觉有人监视，营救不成，又折回苏中二地委。
1949年1月下旬，徐植芳转押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因他被视为要犯，据说会被押解到台湾。
章京才被关在13号牢房，他有一双银筷子，看守将其截下，不准他带进牢房。他们据理力争，奋起反抗。看守所的“犯人”看他俩如此英勇无畏，也纷纷高呼：“不许打人！”看守只得让步，但是转而给徐植芳、章京才戴上了脚镣。
狱中党的秘密组织，当晚发动各牢房绝食抗议，齐唱《国际歌》，为两位新难友声援，并与凶残的敌人进行斗争，迫使看守为章京才、徐植芳除掉了脚镣。
后来，徐植芳、章京才和一位国民党起义将领担负起狱中斗争的组织任务。在“放风”时，他们指派的“案犯”趁看守不备，经过狱门的铁栅栏边，把钱递出去（外面有报童接应），买得报纸，然后由徐植芳、章京才剪下有关内容，秘密分给各牢房传阅。
三人有时也利用“放风”机会机警地短暂接触，研究对敌斗争。狱中生活条件极差，每天两餐，用破篮子装少量的饭，外加一锅放点盐卤和几滴油的“汤”。“案犯”总是半饥不饱，每人只有在“放风”时才能得一杯冷水。
3月中旬的一天，徐植芳等三人精心组织了一场斗争。晚上，他们向看守提出了要求：改善“案犯”生活条件以及发还章京才的银筷子。第二天又正式书面提出来。过了两天，看守没有答复。
徐植芳他们决定发动绝食斗争。上午发饭时，看守打开牢房，通知人出来领饭，13个牢房没有一个人走出来。同时从各个牢房传出了《国际歌》《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鼓舞人心，震颤敌胆，气氛热烈而紧张。下午发饭和翌日上午发饭时均是如此。
敌人慌了，同意派代表来谈判。徐植芳等3人作为谈判代表，毅然前往与敌人交涉。斗争取得了胜利。竹篮子换了新的，饭量增加了，有了青菜汤，只有银筷子还没有发还。
绝食斗争胜利后，敌人的报复开始了。隔了两天，徐植芳、章京才被传讯，回来时，两人都被戴上了脚镣。
隔了一周，两人又被传讯，回来时脚镣都被解除了。难友们心里明白这是将被“处决”的先兆。但两人泰然处之，声色如常。
4月上旬一天，徐植芳、章京才被押出牢房，难友齐聚窗口目送他们。徐植芳、章京才昂首离开，即将走出看守所时，两人回过头来跟难友们大声说了“再会”。随后，两人在宋公园（闸北公园）牺牲。徐植芳时年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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