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12日清晨7时许。一位拾荒的中年妇女在南京市南京火车站附近铁轨旁看见一只崭新的墨绿色旅行箱,真她以为今天自己福星高照,可是当她喜滋滋地将箱子打开后,她的脸立刻如同古城墙一般颜色。

7时40分,南京站派出所所长李震向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报案。10分钟内,副处长徐立昕、刑警支队长夏永平、技术科副科长寿健带着二十多人赶到抛尸现场。

那只墨绿色旅行箱里盛有12只塑料服装袋,分别包裹着人体的躯干上半部、大腿骨、小腿、脚、上肢及数块大腿肉,现场没有发现尸体的头颈部、双手以及躯干的下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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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情况迅速上报到上海铁路公安局。

当天下午,上海铁路公安局副局长范福明率刑技专家赶到南京。正在皖赣铁路线检查春运安全保卫工作的南京铁路公安处代处长陈敬国接到紧急报告后,也迅即驱车赶回南京。当天下午,从南京地区各所队抽调的共110名民警组成的专案组迅速成立,并立刻全面投入工作。

当天下午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对尸体碎块的检验。经过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和蚌埠铁路公安处法医的检验,确定死者为女性,年龄30岁左右,生前体态丰满结实,身高约1.55米左右,死因系机械性窒息死亡。在死者的左手腕上有一新缝合的伤口,且尚未拆线,很可能是由割腕引起。死者生前可能与凶手关系极为密切,甚至共同生活过,所以凶手在杀人之后分尸、抛尸,而且匿藏了尸体的头颈、双手、下腹等关键部位。

由此可见这个凶手智商比较高,并且具有一定的反侦查经验。

警察从现场物品入手,首先调查那只崭新的墨绿色旅行箱。警察们分成若干小组,筛网似地调查南京所有稍有名气的箱包市场。

还是当天下午,侦查员刘金鸣、王敏忠在南京金盛百货市场走访时,该市场一箱包柜的老板对他们说,2月11日下午,一男子匆匆来到他的柜台边,指着一只大号旅行箱询问价钱,老板说是240元,那男子掉头就走。谁知十分钟后该男子又来了,这回他没多说话,掏出200元,拎起箱子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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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鸣听出有点意思,追问老板那箱子什么颜色,老板回答是墨绿色的。

刘金鸣立刻将老板请到了南京站派出所,老板马上将混在两只相同颜色、相同式样箱包中的那只现场箱包辨认出来。

刘金鸣问他怎么这样有把握,老板不好意思地说其实这只箱包是次品,底脚已坏,站立不稳,那个买箱子的人心太急,当时没看出来。老板卖货时的狡猾确实帮了警察的忙,这条线索极有价值。

专案组不仅在案发后数小时就查实现场重要物品的来源,而且知道了买箱人是个身高1.80米、年龄30多岁的男子——这人很可能就是凶手,或者起码也和凶手相识。

更为重要的是圈定了侦查范围。

在当晚7时的案情分析会上,陈敬国处长果断指出杀人现场肯定就在南京。专案组马上以金盛大市场为中心向周围辐射,查找第一现场。

应该说这一侦查方案的确立,摧毁了凶手企图混淆警方视线、造成流窜作案假象的梦想。

2月13日,各项调查工作在南京市展开。侦查员们在鼓楼区警方的配合下,以金盛大市场为中心,重点对江东、水佐岗等派出所管区内的近万家住户进行逐门逐户的地毯式排查,之后再向下关区三汉河、建邺区上新河等地延伸。针对凶手抛尸火车站必然动用交通工具的情况,侦查员们又在公安公交治安分局的配合下,对出租车司机、公交车驾乘人员、马自达(三轮摩托)车主、残疾车车主进行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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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异常辛苦,但收获不大。

这个时候从事这样的调查,侦查员们面临的尴尬是可想而知的。当时离除夕仅有两三天,各家各户都忙着购置年货,邀朋请友,而警察却挨家挨户跟人说一桩血淋淋的案件,被调查者的面孔大多不好看,遭受冷遇自然是常有的事情。侦查员们普遍觉着累,这倒不仅是因为日夜奔波,每天频繁地从一楼爬到七楼,吃不好睡不香,只是调查没有眉目使他们觉着别扭、窝火。在一派喜气、万户笙歌的日子,公安处的警察们心情沉郁。

但是也有好消息。读者想必都注意到现场包裹尸体的是12只塑料服装袋,它也是专案组调查的重点。这些服装袋分别印有两种品牌字样,一种是“那他路”,一种是“意珊”。其中有一只塑料袋上有圆珠笔写的潦草的“南”、“朱呀”字样。

警察们琢磨这几个圆珠笔字是啥意思,“南”是代表南京还是南面,“朱呀”又代表什么呢?于是有人大胆假设,“听”字中的“口”很可能是个“女”字偏旁,因太过潦草而致,所以“朱呀”应该是“朱妍”,是一个人的名字,这行字实际是“南京朱妍”的意思。

于是立刻查证,南京市叫“朱妍”(此系化名)的共有五人,其中一位就是从事服装生意的女老板。再查“那他路”、“意珊”这两个服装品牌,发现这类服装全部是进货于浙江杭州的国产货,南京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商店经销这种服装。

朱妍的服装店就是其中一家,她有这类塑料服装袋。专案组思前想后,决定登门去见女老板朱妍。不料朱妍首先不承认这些服装袋是自己店里的,接着拒绝提供任何有关情况——刚刚透出些光亮的门又被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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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直觉比道理更有价值。2月23日,专案组决定派侦查员孙建国、邵生平直赴杭州,进行调查。凡经周折,侦查员在杭州某大市场找到了供货的店主。店里的一位营业员很快就回忆起来,今年1月18日南京女老板朱妍来进货时,她在塑料袋上用圆珠笔写了“南、朱妍”字样,以防同其他货混淆。

因为这条线索太重要,孙建国再次问这营业员你没记错吧,营业员肯定地说没记错。孙建国、邵生平还是不放心,又去查提货单,果然发现了朱妍在1月19日提货单上补签的名字,再仔细一看,这段时间南京只有朱妍曾到此进过“那他路”和“意珊”品牌的服装。

现场的塑料服装袋来源于朱妍的服装店。

如果你认为查实了服装袋来源离找到真凶就近在咫尺,那么你恐怕是侦探小说的初级阅读者。假如说凶手可能只是朱妍服装店里的一个偶然顾客,那么服装袋怎会出现在抛尸现场依然是难解之谜。

不过高明的读者一下子就可看透我卖的关子,凶手如果是偶然顾客怎么会一次买走12袋服装,即使是这样,那么凶手肯定会给店主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言之有理,高明的警察们因此便死死盯住朱妍的这家服装店。不过这回就不适宜直接接触了,侦查员们开始了大量的外围调查。

据朱妍服装店周围的群众反映,在去年12月至今年2月期间,曾有一个叫“燕子”的年轻女子到朱妍的店里打过工。燕子的脾气很犟,跟店里其他营业员甚至和朱妍都拌过嘴。2月3日以后燕子就没来上班了,恐怕被辞掉了。燕子有一个男朋友,曾经到店里找过她几次,那男的身高1.80米左右,看上去挺帅的。另外,燕子上下班都是乘18路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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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路公共汽车由南京西站开往新街口,途经金盛百货大市场;燕子的男友身高1.80米,身材长相与买箱人很相似;燕子及其男友都有条件接触到“朱妍”字样的服装袋——这一条信息,使侦查员们有些喜出望外。

话分两头说。现场发现的尸块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死者左手腕上有一个新缝合的伤口。为此专案组命令南京铁路公安处下属的六个派出所民警专门负责调查南京各家医院近期抢救年轻女子割腕自杀的情况。

短短两天,民警们跑遍了南京千家大小医院、卫生所和企业内部职工医院,发现从2月4日至2月11日期间南京竟有近百名年轻女性做过手腕外科缝合手术。

南京城东某大医院一位外科医生看过现场照片后对警察说,那左腕伤口很像是他缝的,但也不能十分肯定。

那么病人是谁?

一查叫梁春芳,身份证上的地址是江苏宝应某地。

医生回忆说手术做完后,梁春芳是被其男友接走的,男友名字叫陆军。

这是2月13日就已经查到的资料,但当时没有更多相关线索印证,这份资料显不出更大的价值。它连同那些其他割腕女子的材料一起存放在专案组内,但到了2月27日,这份材料就被特别提出来了。

到了27日,负责调查朱妍服装店情况的副支队长张敏和侦查员刘金鸣等人经多方查找终于获知,燕子其实是经她的男友介绍到朱妍的服装店来打工的。她的男友在南京某家具商城工作,与朱妍有业务上联系,彼此很熟,此人的名字叫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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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火车站旁发现的女尸碎块已经在警察们的脑子里拼出了一个女人形象。

2月28日,张敏和刘金鸣等人来到南京某家具商城,具体了解陆军的有关情况。据该家具商城有关人士介绍,陆军是于1998年11月从江苏镇江应聘到该家具城,任一部门副经理。燕子是陆军从镇江带到南京的,两人肯定不是夫妻,但状态又像是夫妻。为照顾陆军家在外地,公司特意为他在某酒店包房作为宿舍,但燕子过来后两人又在市区秘密租了房子。

陆军和燕子的关系时好时坏。今年2月5日凌晨,燕子跑到酒店包房来找陆,两人吵闹起来,致使燕子出门后在逸仙桥上割腕自杀,幸亏路人发现将其送往医院才不致丧命。

2月11日陆军上班后情绪很不正常,一人坐在办公室里发呆,后称家中有事请假匆匆而去。

2月12日上班后,他的脸上全是小水疱,且头发有被火烧的痕迹。公司领导见状便让其回家休息,治好伤再上班。

其实由于陆平时工作一般,加上女友常来公司吵闹,商城已难以容忍,鉴于这次情况更为严重,决定将其辞退,并且已通知了他本人。

春节以后陆军再也没在家具城中出现,所以侦查员们在28日并没有见到他。家具城里也没有一个人知道陆军和燕子租的房子在哪里。

2月28日晚上,专案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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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掌握的各种情况看,基本可以认定梁春芳就是燕子。徐立昕副处长当即决定兵分三路:

一路赴镇江,对陆在镇江的住处进行控制,同时调查梁的有关情况;

一路赴宝应梁的原籍查梁的情况;

一路再去找朱妍,力争查明梁、陆在南京的居住点。

三路人马连夜行动,数小时后有效信息陆续反馈到指挥部。侦查员们在镇江找到了梁春芳的前夫和哥哥,证实梁和陆的关系,同时提供了梁身体上的生理特征,与现场女尸特征相吻合;在宝应,梁的父母告诉侦查员,女儿十年前就嫁到了镇江,而后离婚,后跟陆军恋爱。

最令人振奋的是在南京的调查。经说明情况后,女老板朱妍打消顾虑,十分配合,她回忆起梁春芳在1月底曾以搬家为由,从店里拿走过一部分服装袋。她还回忆起在2月4日中午,梁春芳和陆军在南京的居住点吵架,梁打电话来诉苦。因为是打到手机上的,朱妍隐约记得对方电话号码是以“8”字开头的。

侦查员们立刻查证,查出这一电话为南京市下关区新河一村某号。

那么,陆军会不会再回到这间他杀人毁尸的地方呢?他会不会因犯下重案而亡命天涯呢?

徐立昕琢磨了好一会儿说,他会回来的,有句古话说“机关算尽反误卿卿性命”。

3月1日中午12时28分,一辆出租车快速驶进新河一村,在某号门前戛然而停,一个身材高大、西服革履、风度翩翩的男子走下汽车。从凌展3时就在附近守候的侦查员杨志强、丁宝军、汤骏立刻冲上前去,堵住了他的去路。丁宝军一把抓住此人的裤带,并和汤骏一左一右将其夹在中间。

“叫什么名字?”杨志强厉声喝问。

“叫陆军。”那人几乎是本能地答道。

“抓的就是你!”杨志强边说边利索地给他上铐,将其塞入警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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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内,侦查员们当场从陆的钱包里搜出两张身份证,一张是陆军本人的,另一张是已撕成碎片的梁春芳的。随后专案组迅速派技术人员打开陆住所的房门,对住宅进行彻底勘验搜查。结果发现卫生间墙面上有大量血迹,在厨房的垃圾袋里又搜出太量人体头骨、牙床和盆骨等物证。

尽管陆军对犯罪事实已供认不讳,但拒绝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省。

31岁的陆军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是令人尊敬的研究员,母亲是教师。他高中毕业后考入苏州大学研读哲学。在大学里他是学校十项全能运动员,因而有机会选修运动解剖学,当然当时他绝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将这门知识运用到杀人分尸上。

1990年陆军大学毕业分配回原籍镇江当教师。随后他与自己的同窗结婚,并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家庭生活清贫但却安和。不过日子久了便耐不住寂寞,于是便扎入商海,前后应聘数家企业,但业绩始终平平。倒是在商场折腾中他爱上了灯红酒绿的喧嚣,由此还结识一个三陪小姐,名叫梁春芳。

梁春芳生于1971年,是江苏宝应人,1990年从原籍“嫁”到镇江。由于来自农村,她一直无法找到正式工作。但作为女人,还颇有姿色,所以这个难题难不倒她。她在城里有了家有了孩子,还有了钱,尽管丈夫对其工作性质早有察觉,但也默认了——还是因为钱。

1995年陆军和梁春芳相识后如果仅限于“逢场作戏”,两人后来恐怕不会那么投入地共作一道“人生偏题”。梁春芳似乎特别青睐这个外表风流内蓄锦锈的“客户”,陆军也频频从这个小姐的软语安慰中抹去种种失落——于是两人关系渐渐变成了“情人”,而且是那种要长相厮守的“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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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梁春芳毅然与丈夫离婚,陆军便在一封情书中向她表白:自己的婚姻是一道沉重的枷锁,渴望获得一张“自由证书”。这证书他在1996年获得了,可是事隔两年他又和前妻复婚。这个举动无疑说明他对原先家庭的眷念,也说明了他对梁春芳感情的犹豫和彷徨。可惜迷途知返的他再次倒行逆施,于1998年第二次抛妻别女,解除婚约,与梁春芳公开关系。

但是这场变故使梁一直怀疑他终究有一天会始乱终弃,于是对他盯得很紧。陆军到南京家具城后因工作忙经常晚上不能回去与梁共枕,梁便时时跑到公司与陆欢娱。日子久了公司的人自然有怨言,陆军便有意加以克制,不料梁却常常跑到公司来吵闹——这种素质的女人使陆军在懊悔之余生了憎恶。

2月4日晚两人又大吵,于是出现了梁春芳割腕自杀的事情。陆军因此更觉无颜见人,对梁春芳恨之入骨。

2月11日凌晨6时,陆准备离开他们租居的房子去上班,梁问他晚上是否回来,陆闷声闷气地回答“不一定”。梁春芳一听立刻跳起来,抓起一把剪刀对准自己尚未拆线的左手腕相逼。

梁的歇斯底里终于激发了陆久藏心中的万丈怒火:“你整天在我面前要死,今天我就成全你!”说罢他一把将梁拖到床上,伸出双手用尽全力掐梁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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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会儿工夫,梁春芳的呼吸就没了,他也同时截断了自己的生命之路。

当天中午他又从单位赶回,先去金盛买了只箱子,然后回来将梁的尸体拖到卫生间,用菜刀和剪刀对其进行肢解。并且将梁的私人用品堆在地上倒了汽油点燃,因为火苗蹿得太猛,他的脸被燎伤,部分头发被烧掉了。当天夜里他将部分尸块装人箱包中乘出租车到火车站,将其扔在了铁轨旁。

陆军具备的智商决定了他与一般杀人凶手的不同。他自以为藏匿了死者的头、手和下腹,又将碎尸扔在熙熙攘攘的火车站,就可混淆视听,令警方无从下手。这种幻想使得他始终觉得自己很安全,居然敢在春节之后再次回到南京寻找工作,恐怕他自作聪明地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安全的地方。

可是他错了。从2月12日案发至3月1日破案,警方仅用了18天时间就找到了他。

次年,陆军被依法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