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沂蒙山腹地一个偏远的山村里。那里的土地贫瘠得像老人的手背，父辈们弯着腰在土里刨食，一年的收成刚刚够糊口，多余的钱是没有的。我生日小，到了七岁才上学前班，在我们老家，叫“育红班”。
村子小，学校也小。四间大教室，一间老师办公室，西边是男女厕所。后来才添了一间老师宿舍，给外村的老师中午歇脚，偶尔也住下。教室旁边有三个小花坛，种着冬青和黄杨，有时候也栽几棵地瓜花。学校正中间有个大花坛，直径两米，里面种的是竹子。花坛前面竖着一根木旗杆，上课时升国旗，寒暑假就降下来，卷好了收着，等开学再升。
老师办公室门口有棵杨树，树上用铁丝绑着一个铁盅模样的铃铛，旁边挂着一根长长的铁钩子，尖头弯成方形。上课下课的时候，执勤的老师就拿着那钩子，当当当地敲。那声音能传很远，翻过山梁，钻进田里劳作的人的耳朵里。
七岁到十岁那三年，我最渴望的就是下课。下课了，同村的小伙伴们就凑在一起，打宝、攻城、拔将、拾子、下六、下四。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忧愁，日子像山间的溪水，叮叮咚咚地流过去，不觉得快，也不觉得慢。现在想想，那才是真正快乐的日子，只是当时不知道罢了。
三年的时光，说漫长也漫长，说短暂也短暂。不知不觉间，我在村里读完了学前班到二年级。三年级就要去邻村读了，离家五六里地，都是步行。从那以后，我去村小学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等到我读初二的时候，村里已经没几个孩子了。他们直接去邻村上学前班，一直读到五年级。村里的这个小学，就这么荒了。
院子一旦没了人，荒废得特别快。教室和办公室的屋顶开始漏雨，塌陷。读高一那年，听爸妈说，小学卖给本村一个人了。读大一的寒假，我路过那儿，看见大铁门没锁，就推门进去了。
我待过的那个教室还在，黑板也还在，只是空空荡荡的。屋顶漏了一个大洞，能看见天。墙壁上还留着我们当年用铅笔写的字，画的图形。我站在那里，忽然就恍惚了。那些可爱的面孔，亲切的老师，教室外面曾经的笑声，全都涌到眼前来了。可它们终究是过去了。那些人不知去了哪里，现在在做什么。
我慢慢走出教室，沿着当年的脚步，把校园的每一个地方都走了一遍。蓦然间发现，这里其实一点都没变，可又明明成了一个荒园。
自那以后，我再也没进去过。大学毕业后偶尔路过，看见院墙塌了许多，屋顶也塌得更厉害了。那棵杨树死了，只有花坛里的竹子还绿着。我想进去再看一眼，终究没敢迈出那一步。
这个小学的院落，总有一天会彻底消失的。可曾经在这里读过书的人，还是会想起那些美好。直到在这里读过书的人老了，在这里教过学的老师老了，甚至他们告诉过的那些孩子也老了，孙子也老了，才真正不再有人记起它。到那时候，一切好像还是原来的样子，仿佛没有人曾在这里留下过任何痕迹。
可我知道，那痕迹是有的。它不在别处，就在我们这些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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