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那会儿有两个亲戚，几乎是同一年查出来的癌症。一个是我表哥，在镇上开修车铺的，手艺人嘛，脾气比本事还大，谁要是敢在他修车的时候瞎指挥，他能直接把扳手摔地上让你自己来。另一个是我堂叔，老实巴交的庄稼汉，一辈子跟土坷垃打交道，穷得叮当响，家里那栋砖瓦房的墙皮掉了大半，露着红砖，看着就寒酸。
表哥查出来的是胃癌。那天我陪他去拿化验单，他把单子叠了叠揣进裤兜，说了句“吃饭去”。我愣住了，说都这样了还吃啥？他反过来问我：“不吃饭还能咋的，饿死？”那天中午他吃了两大碗面，吃得脑门冒汗，抹抹嘴说能天天吃面条，死了也不亏。嫂子知道以后哭了一场，哭完就开始到处借钱。修车铺生意不差，但两个孩子在上学，家里就五万多块存款。她回娘家借了八万，表哥几个朋友凑了三四万，亲戚们你一万我五千的，加上他大闺女刚考上大学的学费也拿出来了，说爸我先不念了，给你看病。表哥蹲在修车铺那个地沟边上，哭得肩膀一抖一抖的，机油味混着眼泪，那个味道我到现在都记得。
住院以后先做手术，切了三分之二的胃。人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脸白得跟纸一样，嘴唇一点血色没有，迷迷糊糊喊疼，不是普通伤口的疼，是整个人从里往外疼，浑身打哆嗦。化疗就更要命了。第一次化疗完，头发一把一把掉，他让嫂子拿推子给推了个光头，对着镜子看了半天说还行不难看。可脸色骗不了人，蜡黄蜡黄的，眼窝凹进去，颧骨突出来，原来一百七十斤的壮汉，瘦得不到一百二十斤。嫂子每天熬粥炖汤，他喝两口就吐，吐完了硬撑着再喝，喝完了再吐。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正趴在床边吐得眼泪鼻涕一块流，嫂子端着盆在旁边哭。他抬起头看见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容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比哭还难看，像是在说，你看我成啥样了。
治到第三个月，钱就快见底了。表哥说不治了回家，嫂子不同意，又借了三万。最后这一个月，人基本就耗在医院了，各种检查、各种输液，肚子里腹水把肚子撑得老大，腿肿得穿不上鞋。他躺在病床上盯着天花板，突然跟我说：“当初不该治的，花这么多钱，受这么多罪，还是这个结果。早知道拿这个钱给闺女交学费多好。”四个月零五天，表哥走了。走的那天晚上下着雨，嫂子哭得站都站不住，两个孩子跪在床前，哭声跟雨声搅在一起。表哥他妈八十多了，家里人没敢告诉她，后来知道了，老太太三天没吃饭，说宁愿走的是自己。
再说我堂叔。他跟表哥同一年查出来的，肺癌。医生说要治，先准备个十几万。堂叔问完价，拿着化验单就回家了。他儿子说要借钱，他死活不让：“借了拿啥还？你还没娶媳妇呢，欠一屁股债哪个姑娘愿意跟你？”儿子说要卖房子，堂叔说你要是敢卖，我现在就从楼上跳下去。
堂叔就这么回家了。他回家以后该干嘛干嘛，地里的活干不动了，就在家喂喂鸡、种点菜。他抽了半辈子的烟，一天两包，说戒就戒了，一口不碰。酒也戒了，过年有人劝他喝一杯，他说不喝了，还想多活两年。他开始只吃自己种的菜，说化肥农药少，放心。每天早上绕着村子走一圈，下雨天打着伞也走。老话说得好——有时不必忙，无时要去借。他没什么可借的，反倒想开了。
第一年过去了，人还在。第二年也过去了，还在。第三年去复查了一次，医生说肿瘤没怎么长，跟三年前差不多。堂叔回来跟人说：“这病啊，你不理它，它也不理你。你越怕它，它越欺负你。”五年、八年、十年、十二年，就这么一年一年过来了。这十五年里，他儿子结了婚，生了孩子，在县城买了房。他老婆身体还是不好，但一直在他身边，两个人种点菜养几只鸡，日子紧巴巴的，但安安静静。他有时候去村口大树下跟老头们下棋，下到太阳落山才回家，老伴把饭做好了，两个人就着咸菜喝粥，他洗碗她擦桌子，谁也不多说话，可那屋子里头有一种东西，我说不上来，大概是踏实吧。
第十五年的时候，堂叔身体终于不行了。他走的那天很安详，早上起来喝了碗粥，说今天太阳好，想去院子里坐坐。儿子把他扶到椅子上，他晒了会儿太阳，说困了想睡一觉。这一觉就没再醒过来。办丧事那天，他儿子跪在灵前磕头，额头都磕破了，说：“爸，你多活了十五年，你看到了我结婚，看到了你孙子出生，你值了。”我在旁边听着，眼泪止不住地流。
一个花了三十万，受了四个月的罪，人财两空。一个一分钱没花，活了十五年，该看的都看了，该享的福也享了。你说是命还是选择？我觉得都是，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奈。有条件的人拼命去治，结果未必如意；没条件的人被迫放弃，反而活得更久。这话说起来荒唐，但事实就摆在那儿。
我不是说得了病不该治，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很多病是能治好的。可像他们这样，查出来就是中晚期，治愈的希望本来就不大，花几十万去博一个渺茫的机会，到底值不值？说实话，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换了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怎么选。我只是觉得，在面对绝症的时候，除了想怎么治，也得想想治不好怎么办。钱花完了人没救回来，活着的人日子还得过。这个账，不算不行。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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