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八月的那天下午，邮递员骑着绿色的二八大杠在院子门前停下时，我妈正在院里剁猪食。那是一封从省城寄来的挂号信，信封边缘印着红色的校徽。我用沾满泥巴的手在裤腿上使劲蹭了又蹭，才小心翼翼地把信接过来。撕开封口，里面是一张硬纸板印制的录取通知书。我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成了我们这个偏僻贫困的山村里唯一的一个大学生。
我妈连手里的菜刀都没放下，直接在围裙上抹了一把眼泪，转身就往地里跑，去叫我爸。那天晚饭，我家破天荒地炒了几个鸡蛋。我爸喝了二两散装白酒，他那张常年被太阳晒得像树皮一样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了笑容。可是，那笑容并没有维持太久。
等兴奋劲儿过去，摆在我们一家人面前的，是一个无比现实且沉重的问题：学费。
通知书上写得很清楚，第一年的学费、住宿费加上杂七杂八的费用，差不多要一千八百块钱。九五年的一千八百块钱，对一个靠种几亩薄田为生的农家来说，无异于一笔天文数字。我爸连夜把家里能卖的粮食都盘算了一遍，又把圈里那头本来打算留到过年卖钱的半大猪崽也算上，满打满算，也只能凑出八百块钱。
还差整整一千块。
屋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我爸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劣质烟草的味道在狭小的屋子里弥漫开来，呛得人嗓子发紧。我坐在炕沿上，低着头看着自己的破布鞋，心里翻江倒海。那一刻，我甚至想开口说，爸，我不念了，我跟着村里的顺子哥去南方打工吧。但我没敢说出口，我知道我爸把读书看得多重，那是他一辈子没能实现的念想。
“明天，我去你大伯家走一趟。”我爸把烟袋锅在鞋底上磕了磕，声音沙哑但透着一股子决绝。
我大伯是我们家族里，乃至我们村附近过得最好的人。早些年他脑子活络，去镇上倒腾建材，后来又包了个小砖窑，家里早早地盖起了大瓦房，买上了摩托车，连用的电视都是彩色的。只是，大伯家虽然有钱，但平时和我们这些穷亲戚走动得并不算勤。我妈常私下里抱怨大伯母那双眼睛长在头顶上，但我爸总护着，说到底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兄弟。
第二天傍晚，天擦黑的时候，我跟着我爸走在去镇上的土路上。我爸手里提着两瓶当时供销社里能买到的最好的麦乳精，还有一条从牙缝里省出钱买的红塔山。一路无话，只有路边的蛐蛐叫得让人心烦意乱。
到了大伯家，院子里的水泥地泛着清冷的光。大伯正在堂屋里看电视，见我们来了，稍稍愣了一下，随即招呼我们坐下。大伯母从里屋走出来，眼神在我们提来的东西上扫了一圈，皮笑肉不笑地打了个招呼，就借口去厨房洗碗，再没出来。
我爸局促地坐在沙发边缘，双手不停地搓着膝盖，寒暄了几句天气和收成后，终于艰难地把话头转到了正事上。
“大哥，孩子争气，考上省城的大学了。”我爸的声音有些发抖，带着讨好的意味。
大伯点点头：“听说了，是件好事。咱们老李家也算出了个读书人。”
“可是，这学费……家里实在凑不齐了。”我爸低下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砸锅卖铁还差一千块。大哥，你能不能先借我一千？你放心，等秋收完了，我多接点泥瓦匠的活儿，肯定慢慢还你。孩子将来毕业了，也绝对忘不了你这个大伯的恩情。”
堂屋里突然安静下来，只有电视机里传出的广告声显得格外刺耳。大伯端起茶杯，吹了吹漂在上面的茶叶，慢吞吞地喝了一口。
“老二啊，不是当大哥的不帮你。”大伯放下茶杯，叹了口气，“你看我这摊子铺得挺大，其实到处都是欠款。砖窑那边几笔账都要不回来，你嫂子前两天还跟我闹，说家里快揭不开锅了。再说，这供大学生是个无底洞，借了这一次，明年呢？后年呢？老二，你要认清现实，实在不行，让孩子早点出去学个手艺，也比现在硬撑着强。”
这时，里屋传出大伯母提高八度的声音：“就是啊，借钱容易要钱难，现在谁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我们家那小子的补习费还没着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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