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那个深秋，雨水好像把天都漏了个窟窿，连着下了半个月。那晚的后半夜，风夹着冰凉的雨点子顺着缝隙往窑棚里死命地灌。我正靠在角落的煤堆上打盹，突然听到“砰、砰、砰”三声闷响。
我刚要张嘴喊“谁啊”，爹一把捂住我的嘴。他一句话没说，转身弯腰，从通红的灶膛里直接抽出一根大拇指粗的烧火棍。棍子头上还带着明晃晃的火星，在暗影里一明一暗，映得爹那张沾满煤灰的脸冷硬得像块铁。
“你先别出声。”爹压低了嗓子，眼神像狼一样死死盯着那扇门。
他猫着腰，一步步挪到门后，手里的烧火棍微微抬起，只要门外的人敢硬闯，这一棍子带火的铁疙瘩绝对能让人吃不了兜着走。那时候的砖窑厂乱得很，偷煤的、盲流、甚至身上背着案子乱窜的人都有。爹带着我守窑，神经总是绷得很紧。
门外安静了片刻，接着传来一个极其微弱、带着哭腔的男人声音：“大哥……大哥里面有人吗？行行好，救救命吧……”
爹没放松警惕，隔着门板粗声问：“干啥的？深更半夜瞎窜什么？”
“大哥，我实在没路走了，河水涨了，桥漫了……我娃发高烧，再冻下去人就没了。我看这边有亮光，求求你，让娃烤烤火就行……”门外的声音伴随着牙齿打颤的咯咯声，听得出人已经冻透了。
爹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手里的烧火棍稍微放低了些，但没离手。“你站远点。”他冲我扬了扬下巴，然后用空出的左手拔掉了门闩，把门拉开了一条缝。
随后一股夹着冰碴子的冷风瞬间卷了进来来，吹得窑膛里的火苗呼啦啦直响。
门外站着个男人。确切地说，是个浑身湿透、连头发都贴在头皮上的男人。他怀里死死抱着个化肥袋子，袋子里裹着个什么东西，被他用两只胳膊紧紧护在胸口。男人看到我爹手里的烧火棍，吓得往后缩了一下，但马上又扑通一声跪在了泥水里。
“大哥，我不进屋，我蹲门口就行，求你让娃沾点热气。”男人一边磕头一边说。
爹盯着他看了一秒，突然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像拎小鸡一样把他整个人拽进了窑棚，紧接着一脚把门踹上，重新插死门闩。
“这时候还讲究个屁！”爹骂了一句，顺手把烧火棍扔回灶膛，指着离火口最近的干土坡，“把娃放那儿。”
男人连滚带爬地凑到火边，哆嗦着解开那个化肥袋子。我这才看清，袋子里面是一件破旧的军大衣，大衣里裹着个大概三四岁的小女孩。女孩的脸烧得通红，嘴唇却是一种吓人的紫青色，双眼紧闭，连呼吸都微弱得快要看不出来了。
爹走过去，伸手在女孩额头上摸了一把，像是被烫了一下似的缩回手：“咋烧成这样了？”
“下午就开始烧，村里的赤脚医生看不了，说是急性肺炎，得连夜送镇上卫生院。我背着她抄近道，结果走到半道下大雨，柳树沟那边的石板桥被水淹了，过不去。我摸黑想绕路，结果迷了向……”男人说着说着，眼泪混着脸上的雨水往下淌，他抬起粗糙的手背胡乱抹了一把，“大哥，我叫耿树生，下坎村的。我不是坏人，我真不是坏人。”
“少废话，赶紧把她身上湿透的衣裳脱了，用大衣裹紧。你这大衣外面都湿透了，里面还算干吧？”爹一边指挥，一边从旁边的破木箱里翻出我们平时喝水用的铝铝锅，舀了半锅井水，直接架在窑火最旺的边上。
耿树生手忙脚乱地把女儿湿透的小褂脱下来，用相对干爽的军大衣内里把她严严实实地裹住，然后抱着她凑近火口。砖窑里的温度极高，平时我和爹光着膀子都热得直冒汗，但那一刻，那股热浪成了救命的菩萨。
我站在旁边，看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心里那种害怕的感觉慢慢退下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出的揪心。那女孩太小了，看起来比我妹妹还要瘦弱。
水很快烧开了，爹找了个豁口的粗瓷碗，倒了一碗开水，在冷风里稍微放凉了一点，递给耿树生：“喂点水，别硬灌，用调羹一点点润。”
耿树生接过碗，手抖得厉害，水洒出来烫到了他的手背，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他用那把生锈的铁勺子，小心翼翼地撬开女儿的嘴唇，把温水一点点送进去。女孩咽得很艰难，大部分水都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造孽啊。”爹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摸出半包被汗水浸得皱巴巴的大前门，抽出一根叼在嘴里，却没有点燃。他转头看向我，“愣着干啥？把灶膛里的红薯扒出来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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