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古美》杂志自2018年起,由古美路街道社区党群办主办,以纪实特写、口述历史、回忆录、散文、故事为主,围绕社区文化主题,讲述古美人、古美社区的故事,既有生活点滴,也有名家大作。“今日闵行”推出系列选篇,让我们和《大家古美》一起,植根社区、共襄人文。
父亲
乔凯华
1950年1月,28岁的父亲参加工作,单位是江苏省上海县北桥供销社。有一份直至退休的稳定工作,在农村同龄人中是十分幸运。
父亲出生于1922年3月3日上海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原名乔火须。他从小聪明,和村宅上另一位发小在北桥镇念完了高小。老师给他俩改了名字,年长的叫乔正飞,我父亲叫乔遂飞。当时,高小毕业算是村宅上文化程度最高的。因家道中落,祖父乔金涛忍痛把13岁的父亲送到了泗泾镇一家木行做学徒。
两年后的1937年11月,日本鬼子登陆金山卫,占领了松江和上海县府北桥,包抄上海。地处北桥的祖父及家人和地处泗泾的父亲各自开启了逃难生涯。不久,父亲的妹妹在兵荒马乱中因病去世,父亲成了独苗。
祖父后来回忆日本人占领下的艰难生活:晚上不敢住家里,而是去一处河网交叉、人迹罕至的“野八亩”那儿,盖个像草包棺材那样的地窝子躲着;祖母说,经常有东洋人从北桥过来抢花姑娘。一有风声,女人们就抽掉梯子,躲到阁楼。
父亲在抗战胜利后与母亲石秀英结婚,并育有一儿一女。不幸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两个孩子都因患肺炎夭折。1950年,父母领养了一个女儿,取名乔芍华。1951年2月6日,农历辛卯年春节那晚,生下了我;三年后又生下我妹妹乔姗华。
从1945年抗战胜利到1949年上海解放,父亲乔遂飞有两次在国统区短暂谋生的经历,给以后的政治生涯蒙上了灰色。一次是到叶榭粮库做征收工作;另一次是1948年,他参加了由国民党元老、曾任江苏省主席和“五省宣慰使”的钮永建举办的民众教育馆文化教员特训班学习,开始了他的乡村文化教员生活,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文革”前,我在衣橱抽屉里看到一张关于父亲的政治鉴定书,属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父亲在五十年代初就担任了北桥供销社副主任,当时的办公室在中街蔡家房子楼上。
家中旧相框里有一张父亲28岁时的照片,是他去江苏省省会南京参加会议时所摄。可见,父亲进北桥供销社当年就被提拔了。当时的主任开办了桐桥合作商店的表姐夫张书耕。这张政治鉴定书应该是当年他被提干时,由政府相关部门签发。
父亲28岁时留影
抗美援朝时期,供销社是地方政府战时经济的总枢纽和抓手。无论粮棉油、副食品的收购和供应,还是日用百货的流转调剂,都由供销社一统天下。作为负责人之一,父亲的工作负担很繁重,小时候我很少见到父亲,也不认识他。
1954年,上海县政府从北桥迁到闵行,后来,父亲也从北桥供销社调入上海县商业局,局址是老闵行新华路的一幢方形建筑。我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当年我和父亲在老闵行曙光照相馆拍摄的合影。那时我大约六七岁。
父亲(左)和我六七岁时的合影
1960年3月,上海县政府又从闵行迁往莘庄镇。县商业局在县政府办公楼的东侧,父亲也随往。那年夏天,父亲去北方采购商业物资,带回一袋黑黑的高粱窝头。他说,北方发大水,火车铁轨都淹了,车站挤满了逃荒人群。1962年,父亲从县商业局调到马桥供销社任副主任,仍是非党员干部。
从1964年到1965年,父亲算是轻松的。这段时间,父亲的休息日多了,带我去闵行影剧院观看沪剧新戏。至今还记得有一场沪剧新戏《社长的女儿》。
1966年5月,“文革”开始。我们中学生停课闹革命,随后开始“大串联”。我去广州串联时,父亲也挤火车去广西。他是去采购农用物资和商品,那时的火车车厢里人贴人,父亲一定吃了不少苦。
1977年底,我参加高考,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七七级大学生。父亲很高兴,每月都给我5元零用钱,我用来买世界名著。1980年8月,我被分配到马桥中学任教。有时去看望父亲,发现他的办公室在一幢大楼不起眼的底层侧屋内。父亲萌生了退意,其实,他早该提前退休,就像当年老职工普遍做的那样:提前退休,为农村户口的子女谋一个饭碗。1980年冬天,父亲提前两年退休。可惜,他提出让我妹妹顶替的愿望没实现,因我妹妹出嫁,户口迁走了。
退休后的父亲进入《上海县供销合作商业志》编写组,度过了身心愉快的三四个年头。他练起了书法,写起了古体诗,时常有诗在地方报刊“春申潮”版面发表。全退以后,父亲在自家屋场建起了小花园,春有牡丹、芍药;夏有玫瑰、大理花,秋天更有菊花满枝头;他还建了个书房,取名“秋绕斋”。
2005年1月24日,父亲因尿毒症去世,享年83岁。
作者:乔凯华
文字内容:《大家古美》
编辑:石思嘉
审核:王婷婷 何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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