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类滥用公序良俗的典型错案。案例——即2001年的泸州继承案。案情概括如下:
黄某与蒋某于1963年结婚，后来黄某与年轻22岁的张某发生婚外情，二人一直以夫妻名义居住在外租房。
2001年，黄某得知自己患癌，找律师帮助，并经公证处公证，将大部分财产赠与张某。
黄某去世后，原配偶蒋某与张某就遗产归属发生纠纷。
一审法院认为，黄某的行为损害了社会公共道德，破坏了公共秩序，因此判决黄某的遗赠行为无效。
这是一类典型的错案，即法院滥用了"公序良俗"原则。也就是说，法院在此案中以所谓“公序良俗”为借口，进行情感审判。忽视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也与法律明文规定抵触。
除了2001年的泸州继承案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典型的滥用"公序良俗"原则的错案例:
1、某演员将财产赠予情人，结果被原配偶追回。
2、一个人在婚外情人的出资下购买保险，保险受益人是被保险人指定的保险出资人，但保险金最终被判归原配偶所有。
在这些类似的案件中，法院都直接援引"公序良俗"原则，宣布相关行为无效。
这种裁判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法院并没有具体界定何谓"公序良俗"；同时裁判结果与现行法律明文规定相违背。虽然不能说所有依据此原则作出裁判的案件都是错案，但基本上这类案件都存在这个共同缺陷。
此类裁判的罪错程度，大致和历史上的“流氓罪”、现行的“寻衅滋事罪”是等同的。
公序良俗当然可以作为裁判依据。但法院需要明确界定"公序良俗"的具体内涵，而不应该简单笼统地援引这一原则。这种对一般规则的援引，适用于没有法律明文规定情况下，并不能用来抵抗法律明文效力。这样构成“向一般条款逃逸”。
在滥用"工序良俗"原则的错案中，法院在裁判依据中仅简单地出现了"公序良俗"这个概念，却从未明确界定何谓"公序良俗"。
法院实际上是用一种抽象的、不为人所知的"公序良俗"道德标准，来替代具体明确的"公序良俗"法律标准。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想要有效地使用公序良俗这个裁判依据：
1、使用归纳法，总结“公序良俗”的一般标准，再判断本案特征，是否属于“公序良俗”。
2、使用演绎法，由本案归属法律体系的确定的公序良俗，判断本案情节，是否归属。
3、还要判断，本案情节属于这个公序良俗，还是哪个公序良俗？
公序良俗之间，是否存在优先次序？
新闻看到的，几乎所有依据"公序良俗"原则作出裁判的案件，都存在与现行法律相抵触的问题。也就是说，法院这种滥用"公序良俗"的做法，实质上是违背了法律的基本原则。 这种行为本身都够不上公序良俗，而是违法行为。
这种在裁判中滥用"公序良俗"概念，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是导致错案的重灾区。法院既未界定"公序良俗"的内涵，又直接以"公序良俗"取代法律明文标准，这种做法是问题所在。
一般道德，不是公序良俗。法院的错误裁判中，通常把它们看做一回事。
法院有时只要认定某种行为违背了一般道德标准，就会做出不利的判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婚外同居关系。
法律对婚外同居行为的定性是无效的，这里的无效，是“同居关系无效”，对应的是“事实婚姻行为”。但法院却往往将当事人之间的所有其他法律行为，也一并认定为无效。
仅因存在婚外同居关系，就直接否定当事人之间的其他合法权益和法律关系，是不恰当的。
"泸州继承案"，代表了这类案件普遍存在的问题，即法院没有对"公序良俗"做出明确界定。使用情感道德，代替公序良俗。
我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认为，法律的制定和适用，不应该是为了剥夺某一方的权利，而是要保护所有人的利益。如果法律单纯成为剥夺他人权利的工具，那就等同于奴隶制了。
法律应该居于公正和中立的立场，而不应成为剥夺某一方权利的借口。不是为了满足特定群体的诉求。这需要法官在裁判中保持谨慎和客观。
如果法律适用违背了这一原则，就会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
举例说，这就好比我打了张三，但不能因此否定我们之后成为朋友、一起吃饭看电影的行为。
同理认为，仅凭对婚外同居行为的道德判断，就否定当事人其他合法的民事行为的有效性、是不恰当的。这种做法有悖于法律公正和中立的原则。 他们无效的婚外同居，而不是因此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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