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两广总督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被英军俘虏而客死印度，时人多认为他的怪诞行为跟长春仙馆扶乩有关。黄宇和已注意到英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长春仙馆规划图，历史地理学者华林甫将这幅图命名为“达尊堂布局图”，恐失原意。笔者征引史料，略作考证，尽力还原一段史实。
长春仙馆由来
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入广州城。次年1月5日，躲在左都统衙门的叶名琛被英军逮捕带走。人们习惯称叶名琛为两广总督，往往忽略了他更高的职衔“钦差大臣、太子少保、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属于荣誉性的宫衔，可存而不论。“钦差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却十分重要。当时尚无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两广总督兼任钦差大臣，有办理外交的专责，也即叶名琛相当于兼任外交部长；明清时期，大学士地位相当于前代“宰相”，薛福成记述此事的文章称他为“叶相”。如此一来，说叶名琛“辱国”不算出格。叶名琛被掳之后，长春仙馆扶乩被指为失事原因之一。
长春仙馆
这张广州长春仙馆的老照片，摄于1858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时期，由英国皇家工程兵部队的约翰·沃瑟斯庞（Wotherspoon）拍摄。照片中，一个外国士兵坐在台阶上，圆门门额正中有“白喦寄迹”四字，右侧小字“孚佑帝君”，左侧落款为“叶志诜敬书”。叶志诜（1779-1863），湖北汉阳人，叶名琛之父，当时迎养在广州；“孚佑帝君”为吕洞宾（吕纯阳、吕祖）的尊号。照片证实了资料记载，叶氏父子确实信仰吕祖，为此特地在越秀山（观音山、粤秀山）南麓建长春仙馆。叶名琛“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可能会有其他多种因素，但与长春仙馆的扶乩活动脱不了干系。长春仙馆坐北向南，依山而建，在应元书院之右（西面），大门在今应元路，朝向“将军大鱼塘”。
应元书院
叶名琛失事后，一群广东京官奏参：“既当军饷急需之际，而有馀力偈建长春仙馆于观音山，筑小蓬仙馆于芳村，浪费民力，动至十馀万。随其父叶志诜招集道众数十人，朝服参拜，惑众诬民，凡举大端，皆决于仙馆中，三尺童子，皆指其妄。”（《吴煦档案选编》第4辑第191页）李凤翎《夷务续记》：“叶相于城北建长春仙馆，穷极奢丽，内供奉吕纯阳、李太白二仙，一切军务皆决于神仙，所谓将亡听于神者也。”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先是叶相之父志诜喜扶乩，叶相为建长春仙馆居之，祠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机进至咸取决焉。乩语告以过十五日可无事，而广州竟以十四日先陷。”（中国史学会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24页、第231页）
顺治十七年，平南王尚可喜营建应元宫，内有“吟风阁”，广州将军庆保拓建为“灵岩香海”，叶名琛拓建为长春仙馆，同治年间改为“菊坡精舍”，以著名学者陈澧为掌教。《驻粤八旗志》称：
灵岩香海在粤秀山左麓，为道光间将军庆保所筑，回廊窈窕，岩石参差，上有‘群玉山房’，梅花数百本，高下环绕，花时香袭襟裾，颇饶登览之胜。咸丰初，总督叶名琛其父迎养在署，崇信卜术，改其处为‘长春仙馆’，金碧相辉，倍极伟丽。绅士之无赖者，簪冠道服，钻营住持其间，以诱惑愚民，铙鼓不绝。不五六年而洋人入城，全为所踞。事定后，巡抚蒋益澧复改为‘菊坡精舍’，置膏火以课士。三四十年间沧桑遂屡易矣。（《驻粤八旗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53-554页；该书“澧”字错作“沣”，迳改。）
光绪五年修《广州府志》卷六十六“建置略三”称：“菊坡精舍在应元书院之右，其地旧为灵岩香海，道光间将军庆保建为游宴之所，后改为长春仙馆，道流处焉。同治六年巡抚蒋益澧、盐运使钟谦钧捐资贰万金，为膏火、经费之需。”也即长春仙馆1867年改为菊坡精舍。1904年宣布废科举，两广总督岑春煊将其改为陈先生祠，纪念陈澧。宣统初年，菊坡精舍曾作存古学堂。
华林甫的贡献与微误
历史地理学者华林甫两赴英国国家档案馆访学搜集史料，2009年出版《英国国家档案馆庋藏近代中文舆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一书，将这些“舆图”彩色高清影印并详加考释，公诸同好，甚有贡献。这些“舆图”是叶名琛档案所存图纸部分，201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叶名琛档案：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残牍》刊出了黑白版。在双方互不通气情况下，本属一体的档案史料被分别赋予两个名称。“舆图”有特定含义，指“皇舆版籍”之图，慢工出细活。这批图纸实际是反映军事形势与布置的“急就章”，似乎不好叫做“舆图”。在中国史语境下，“近代”指1840-1949年，实际这批绘图形成于1840-50年代叶名琛担任广东布政使、广东巡抚、两广总督时期，若称为“叶名琛存图”“叶名琛档案存图”更为合适。实际上，除了二幅湖南图、一幅江西图外，其他绘图均反映两广各地情况，“近代中文舆图”未能精准揭示内容。尽管稍有遗憾，该书价值依然很高，印刷效果甚佳。
“达尊堂布局图”
该书第231页有一幅彩图，英国国家档案馆原拟名Plan of Monastery（《修道院规划图》），原编号为F.O.682/289/2(58)。华林甫依据内中左上侧一建筑，定名《达尊堂布局图》，值得商榷。华的说明是：“道光、咸丰年间，会党多以‘堂’名。查谢兴尧著《太平天国前后广西的反清活动》所列1850年至1855年间120馀个天地会堂会名号中，没有达尊堂。待考。”因叶名琛存图多与镇压太平天国、会党起义有关，这种“思维惯性”很好理解。在大批军事形势图中，这幅图显得突兀，但原有英文说明Plan of Monastery（修道院规划图）是很好的提示。长春仙馆确实是供修道用的，道教的道。笔者之前曾研究小蓬仙馆老照片及其掌故，故有此“问题意识”。依据图中文字，辅以黄宇和的判断，笔者认为这是长春仙馆的规划草图。该图黑白版收录于刘志伟、陈玉环主编《叶名琛档案》第八册第537页。
判定为长春仙馆的依据
黄宇和1976年出版《两广总督叶名琛》一书英文版，1984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中文译本。该书指出：“据说所谓12月30日就会转危为安的谶语来自叶名琛的那位爱好扶乩问卜的父亲，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叶名琛十分孝顺，曾为他父亲建了名为长春仙馆的道观，让他在里面潜心修道，档案中就有修建这座道观的计划。”（区鉷译：《两广总督叶名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53页）黄宇和没有对该图内容作详细描述，又没有列出编号，如何判定该图为长春仙馆布局图呢？
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引徐灏《灵洲山人诗录》称：“道光辛卯岁，庆蕉园将军于粤秀山麓之应元宫侧辟治园亭，题曰‘灵岩香海’。曾于梅花盛开，延诸名士燕集吟风阁中。近年改筑长春仙馆，仙馆之东有台曰瑶台。”（《广州城坊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在上述“达尊堂布局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建筑东面正好有一座“瑶台”。“瑶台”为岭南古迹，宋代名臣崔与之（崔清献公）讲学之所，“中有台，最高爽，登台四晀，全城在目。南皮张公重加修葺，巡抚吴大澂改为崔台。”（《广州城坊志》第144页引赵启鹏《锡鹿归耕图唱和诗》附录）崔与之（1158-1239），广东增城人，号菊坡，宋绍熙四年进士，官至右丞相。“南皮张公”即张之洞。吴大澂任广东巡抚在光绪十二年至十四年（1886-1888），实际上任在光绪十三年二月，他把“瑶台”改称“崔台”，用意甚好，可惜流传不广。蒋益澧、陈澧将书院命名为“菊坡精舍”，显然是纪念崔与之。
菊坡精舍位置图
“达尊堂”的“达尊”二字出自《孟子·公孙丑下》：“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天下有三种人能达到受人尊崇的地位，一是拥有崇高职位，二是高龄，三是德高望重。叶名琛任大学士、两广总督，职位崇高；叶志诜1779年出生，显属高龄；至于“德”字所指，或者父子兼而有之。院内建筑“栖霞隐功德所”“大殿香亭”道教气息极浓。“栖霞”是道教文化符号之一。若进一步推测，唐代道士龚栖霞隐于安徽齐云山，宋代建佑圣真武祠，“栖霞隐”或变成一个比喻，指代归隐修道之处，寓成仙之意。
笔者注意到，该图右下角有半个月洞门（圆门）图样，门额写“明月前身”，乍一看似无特别含意。司空图《诗品》“流水今日，明月前身”确属名句，但后人引用太多，已无初出的新奇脱俗。笔者想起此前看到的一张老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个圆门，匾额即“明月前身”。门联上联“□□□□谁折桂□□□”，下联“云衢广阔特栽桃李三千”，内容关乎士子培养与考试中式，似与图中“文昌阁”有关。
1920年，孙中山得力助手朱执信在虎门调解两派冲突时不幸身亡，次年孙中山倡建执信学校，以应元书院、菊坡精舍旧址为校址，也即长春仙馆建筑保存于执信学校校内。1923年底，学校购得大东门外大眼岗、细竹丝岗、螺岗地块兴建新校址，1925年迁出。
汪精卫祖籍浙江山阴，朱执信祖籍萧山，同属绍兴府，这些“绍兴师爷”家庭之间相互通婚。汪精卫是朱执信堂舅，年龄相差不大，少时两人时同在汪瑔（朱执信外祖父、汪精卫伯父）随山馆读书，感情极好，故执信学校筹备事宜由汪精卫主持。1909年，汪精卫、陈璧君、黄复生、喻培伦、黎仲实、方君瑛、曾醒组成暗杀团，谋刺清廷权贵。辛亥革命后，汪精卫率曾醒等赴法国留学，居法国数年。学校筹备时，汪精卫请老战友曾醒担任校长。这张老照片，应该就是校长曾醒与汪精卫夫妇在执信学校“明月前身”圆门前的合影。结合“瑶台”“明月前身”两处，以及“栖霞隐功德所”“大殿香亭”显示的道教气息，可初步断定，该图是长春仙馆规划草图，可能是建筑工头所绘，“阔”字省笔作“活”字。该图仍有待道教学者、园林学者作进一步解读。
汪精卫夫妇与曾醒合影
吕祖崇拜
1858年2月17日，英军押送叶名琛的船只停泊珠江白鹅潭，行将出发，叶氏派人送信说：“将行海外，求备衣服食物，并《吕祖经》一册。”（七弦河上钓叟：《英吉利入城始末》，载中国史学会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册，第216页）叶名琛手下干将、南海知县华廷杰也记载，船泊白鹅潭开行前，“叶相手书一纸，取须用衣服饮食各物具备，内有《吕祖经》一本”。（华廷杰：《触蕃始末》，同上，第184页）《清史稿·叶名琛传》谈到，被掳居印度时，叶名琛“赋诗见志，日颂《吕祖经》不辍”。叶名琛赴印时，有武巡捕蓝瑸、两个家丁跟随，蓝瑸死葬印度。英方将叶名琛灵柩送回广州，他在印度的情形应出自两个家丁所述。叶名琛不仅仅因为孝顺而听从叶志诜扶乩的结论，他本人也笃信吕祖，将《吕祖经》作为精神寄托。两广总督往往让南海知县做一些体己事，超出一般上下级关系，华廷杰的记载可信度甚高。
叶名琛修建长春仙馆、小蓬仙馆，源自叶氏家族源远流长的吕祖信仰。叶氏家族在武汉经营叶开泰药店有年，声誉极隆，规模宏大，堪与北京同仁堂、广州陈李济比肩。药商多供奉神仙吕祖。处在巨变时代，人们都想预知未来。晚清吕祖信仰吸引人的一个内容是扶乩，通过“降神”仪式请吕祖降临，附体的乩手在沙盘上写字，预卜吉凶。善男信女在神仙降临之际，求问祸福，乩盘里写出来的文字，被当作是神谕。“乩语”大都可作多种解释，人们往往选择的是符合自己愿望的解释。“过十五日可无事”，在叶名琛愿望里是15天后英、法联军自动撤退，实际情况则是第14天省城陷落，与之相比，15天后发生的事不算什么大事。受“科学主义”影响，学界多将求神问卦当做“落后”的迷信，落入了简单的“先进∕落后”二分法。只要未来不可预测，“迷信”将长久存在。身处剧变时代，人们更加看重“情绪价值”。
芳村花地小蓬仙馆
叶名琛的教训
在被掳前一段时间，叶名琛的认知系统出了故障，情报系统失灵，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认知系统故障往往源于“自信太过”，换言之，成功为失败之母。在广东为官12年里，叶名琛力挽狂澜，镇压了两广各地大规模的“红兵起义”，为朝廷输送了大量饷银和人力物力，不断得到嘉许，从布政使、巡抚升授总督、大学士，风头一时无两。他把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聪明才智、吕祖“乩示”的准确、情报系统的出色，自信满溢，只接收对自己有利的信息。重大战略误判往往源于过分自信、情报失灵，扶乩只是加强了误判。后世重演叶名琛错误的例子甚多，19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前的乐观判断，与之极为相似。
茅海建精辟地剖析了叶名琛的心态。1857年“12月11日，通事吴金来到广州，带来包令、布尔布隆的照会，通告英国专使额尔金、法国专使葛罗的到达；并告次日英、法轮船将亲送照会前来广州白鹅潭，上持白旗，示无战意，请叶名琛派人前往收取。将近一年，英国一直未与叶通照会，此次的主动行为，已在叶心中留下了‘示弱’的印象。12日，英、法轮船送来了额尔金、葛罗的照会。而其轮船上的白旗，使得叶名琛大为快慰，对其手下宣称：彼实穷急望通商，却不甘求我，仍作大言欺人，其中实已全馁，故肯插白旗进港。彼国凡弱而降服者，则竖白旗……”（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8页）将信使的白旗看作对方“示弱”，叶名琛的心态已完全扭曲。
从情报系统来说，叶名琛落入了王小波所言“花剌子模信使”陷阱，情报人员报喜不报忧。他嘲笑林则徐的情报工作：“从前林文忠公好用探报而反为探报所误，偏听故也。我则合数十处报单互证，然后得其端绪。”（华廷杰：《触蕃始末》，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册，第179页）实际上，叶名琛“偏听”更为严重，为假情报所误。茅海建认为：“对照历史真实，叶名琛的情报完全颠倒，这也毫无疑问地使其对局势的判断发生根本性错误！今天若要一一查证这些假情报的出处，已无可能。但从常识来推断，很可能是叶所雇的密探本无情报来源，但为获得巨额赏金，乃揣摩叶之心思而随意编造，以图其欢心。不然的话，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这些情报会如此的整齐一律，又恰恰是对叶最为有利的。”（《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第157页）
叶名琛
“六不”里面，唯一“不走”还是个解释得过去的选择。官员守土有责，知县守县城，知府守府城，总督、巡抚守省城，各级主官要与城共存亡。叶名琛若弃城逃跑，按疆臣失地，律当大辟，仍难逃一死，后果则比死还严重，不仅自身受刑，家族也因而蒙羞。两江总督何桂清因失陷苏、常弃市，虽发生在叶名琛出事之后，可看出对失陷城池惩罚的严厉。事后复盘，叶名琛难逃一死，最好的选择是战死，其次是自杀殉国，如此一来，他的评价会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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