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网
【环球网记者 文雯】2026年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环球网推出系列学者专访。本期对话著名古文字学家彭裕商教授。194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他，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1988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等多项重要学术职务。四十余年来，他深耕古文字学、商周青铜器、先秦史与考古学等领域，著作等身，主持多项重大学术项目，用毕生心血解码古老文字中的文明密码。
专访中，他畅谈甲骨分期、古籍校注、青铜器断代的研究心得，解读新修《甲骨文字典》的修订思路，分享学术传承与创新之道，展现出一位古文字学家以严谨治学守护文明根脉、以毕生坚守传承中华文脉的赤诚情怀。
环球网：您与李学勤先生合著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提出的“两系说”颠覆了传统甲骨分期理论，在合作过程中，您二人如何平衡学术观点的差异，形成最终共识？这个过程对您后续独立开展《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等断代著作有哪些方法论层面的影响？
彭裕商：“两系说”是李学勤先生提出来的观点。他认为殷墟甲骨文分为小屯村北和村中南两系，并行发展。我经过深入的研究，证实了李先生的“两系说”是正确的，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因此我赞成“两系说”。
我后来进行青铜器年代研究，出版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一书。甲骨研究和青铜器研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各自有各自的特点。甲骨文只有文字可供研究，没有器形和花纹，只有文字。青铜器有器形、花纹和文字三方面可供研究，研究的因素多一些。这是两者各自的特点。
环球网：您的《文子校注》被视为《文子》研究的“权威版本”，在古籍校注过程中，您如何处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证关系？
彭裕商：我是这样做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证关系的，我不认为出土文献可信度一定要高于传世文献，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传世文献是每一代都经过师承传下来的，可信度还是很高。而出土文献也只是当时流行的某一个版本。其可信度不一定高于传世文献，这要结合所有的相关材料进行仔细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用古文字材料与古书的传统注释对照研究，从而纠正传统注释的错误和不足，是并不少见的。如《尚书》中的《君奭》，篇中有“予不惠若兹多诰”一句，历来的注家多把“惠”字讲成“顺”，也有讲成聪慧的“慧”的，但这样的解释总让人觉得文句不够通顺。后来通过甲骨文研究，学者发现甲骨文中有一个常见的语助词“惠”，联系到《君奭》篇，才知道“惠”在这里是语助词，与一般的语助词“唯”相当。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大家在实际工作中会发现很多，这里就不多举了。
环球网：您主编的《殷墟甲骨文分类与系联整理研究》历时七年完成，涉及万余条甲骨文释文、千余个造字和三千多幅图片的核对工作。您为何坚持对甲骨逐片分类、排谱系联的传统研究方法？
彭裕商：我们的《殷墟甲骨文分类与系联整理研究》一书，使用传统的方法来整理殷墟甲骨文，主要是因为目前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甲骨文研究，还处在初始阶段，有许多需要探索的东西，现在有学者正在这方面努力。而传统的方法也是切实可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暂且采用了传统的研究方法。以后数字化技术进一步完善，能充分运用到甲骨文研究的各个方面了，我们也会采用新的研究方法。
环球网：您主持的新修《甲骨文字典》相比32年前的旧版，在识读、分期断代等方面有哪些重要修订？例如您提到的“祼”字曾被误读为“福”字，这类修订背后反映了甲骨文研究的哪些新进展？
彭裕商：《甲骨文字典》自出版以来，已经过了三十多年，其间除年龄较长的老学者外，学术界已有大批年轻的学者快速成长起来，他们在甲骨文的研究上有其独到之处，提出了许多超过前辈学者的新见解，在学术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老一辈的学者也在这期间取得了不少的新成果，使得过去不识的字，现在可能有了新的释读，以前错误的看法，现在有不少都得到了纠正。新修《甲骨文字典》将充分采用这些新成果，以反映当前甲骨文研究的新水平。在年代学研究方面，现在学者已经认识到，同一时期不见得只有一类甲骨文，而同一类甲骨文也不见得只存在于某一时期。因此，新修《甲骨文字典》将各字头下标示的分期改为具体的组类，这样可以使读者对甲骨文的时代有一个更为精确的认识。
环球网：从《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到《春秋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战国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您完成了先秦青铜器断代研究的系统构建。在跨领域研究中，如何协调多维度证据？
彭裕商：年代学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涉及相关的各个方面，在作研究的时候要对所使用的方法和材料的性质，在年代学研究中能起什么作用等，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比如西周青铜器年代研究，能用上的方法和材料主要有器形、纹饰、铭文三个方面。在年代学研究中，器形和纹饰具有考古材料的性质，可以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研究。铭文具有语言学的性质，可以用文字学、古文字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三者中，器形和纹饰能提供相对年代的证据，可以指示器物流行的大致年代和相对早晚，但具体在何时，则无法确知。铭文属于文字记载，有些器铭记载的事件有明确的王年，这些铭文可提供器物的绝对年代，在年代学研究中起到标杆作用。我的《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因西周铜器铭文较多，也很常见，我就多在铭文方面作重点研究，在器形纹饰的研究上，用考古学的方法。而春秋战国铜器数量不如西周，铭文也较少且多数都较简，有相当多的铜器都是“物勒工名”，所以我的《春秋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战国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则多用考古学的方法，对春秋战国铜器的器形纹饰及器物的组合情况进行研究，并将其与铭文的研究结合起来，最后形成一个春秋战国青铜器的发展演化序列。
环球网：在编写《汉语古文字学概论》这本著作时，您如何平衡学术严谨性与初学者的接受度？对于年轻学者或古文字爱好者，您认为掌握古文字学最关键的能力是什么？
彭裕商：我编写的《汉语古文字学概论》，是我多年讲授汉语古文字学的讲稿，随着古文字学的发展，几乎每年都有增补改动。书中针对初学者的实际情况，着重讲授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知识这三方面的内容，使初学者对汉语古文字学有一个大概的、较为全面的了解，为以后进一步从事古文字研究打下基础。
环球网：在《郭店楚简老子集释》的合作研究中，您与吴毅强博士如何分工协作？简本《老子》与今本存在诸多差异，您认为出土文献对重构早期道家思想谱系提供了哪些关键线索？
彭裕商：我和吴毅强博士合作的《郭店楚简老子集释》，由毅强收集相关材料，并提出初步研究意见，我主要是作最后的审定工作，包括对简文的研究意见、对各家的说法作出评论，以及《前言》的撰写。郭店楚简《老子》使我们看到了战国中期以前《老子》的真实面貌。简本章节的次序与今传本完全不同，更没有今传本所谓的《道经》《德经》，这说明战国中期以前，《老子》尚未经过整理，各章节之间没有先后之分。秦汉以后，《老子》得到了整理，最后确定了八十一章的顺序，并分出了《道经》《德经》。此外，简本与传世本之间还存在着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如传世本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郭店简相应的文句则作“绝智弃辨，民利百倍；绝伪弃虑，民复孝慈。”
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今传本弃绝的“圣”“仁”“义”，在郭店简中则是“辨”“伪”（此伪不是虚伪之伪，是人为的意思，指人的行为）、“虑”，这反映了不同时期道家学派的不同学术主张，可知早期的道家是不反对圣人和仁义的，《老子》书中多次提到圣人，说明老子对圣人是认可的，当然，老子所谓的圣人与儒家的圣人是不同的，但也是圣人。由此可知，以老子为代表的早期道家只反对人为的聪明才智，并不反对其他学派特别是儒家学派提出的“圣”“仁”“义”等学术主张，早期道家与当时并存的各学派和平共处。到了战国中晚期，如《庄子》书中就出现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等说法，并对仁义持否定态度，我认为这主要是针对战国时期已成显学的儒家学派的。
环球网：新修《甲骨文字典》预计收录大量新识读、修订和新增的甲骨文，您如何看待甲骨文研究在数字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您对未来甲骨文研究的发展方向有何展望？
彭裕商：《新修甲骨文字典》估计会收入一定数量的新识字，但达不到“大量”。甲骨文的考释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甲骨文发现已有一百多年，其间前辈学者在文字的考释上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难度小一点的甲骨文字都已考释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多是笔划复杂，考释难度较大的文字，所以说新考释出来的甲骨文字不能达到“大量”的程度。
关于甲骨文研究在数字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我认为现在的甲骨文研究应充分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尽可能多地将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运用到甲骨文研究的各个方面，这需要甲骨文研究和人工智能两方面的专家学者密切配合，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在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以后取得的成果将会改善甲骨文研究的现状。
今后的甲骨文研究，我觉得重点要放在两个方面。
一，在甲骨文字的考释上继续努力。甲骨文字的考释是甲骨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要了解古文字材料所记载的内容，首先就存在一个识字的问题，文字不识，自然就不知道古文字材料所记的内容，而古文字材料对我们就是无用的了。
二，加快与人工智能的合作，尽可能多地把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运用于古文字研究的各个方面，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古文字研究可望取得重大的进展。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