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三个纸箱。从第一次搬家到现在，从来没拆开过。
不是忘了。每次搬家前打包，我都会看见它们，然后和上一次一样——用胶带把封口再缠一遍，写上“杂物”，搬上货车。在新家，它们会被放进储物柜的最上层，或者阳台的角落，安静地等下一次搬家。
去年搬完家，我终于在一个无聊的周六下午把三个箱子搬出来，决定面对它们。
第一个箱子里是大学课本。《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书脊上还贴着图书馆的索书标签，大二那年忘了还，毕业时交了几十块罚款，干脆留下了。翻开《概率论》，第五章的页角折着，旁边有一行铅笔字：“这里听不懂。”十年过去了，我还是听不懂。但每次搬家我都带着它，好像有一天我会突然想学，突然需要计算一个随机变量的期望值。这一天从没来过。
第二个箱子是各种线。网线、电话线、不知道什么电器的充电线、一个MP3的数据线——我甚至不确定那个MP3还在不在。这些线缠在一起，像一个金属和塑料做的鸟窝。我蹲在地上解了十分钟，解开两根，剩下的缠得更紧了。我把它放回去，决定再等三年。
第三个箱子最轻。打开是一股樟脑球的味道，上面是我妈织的一件毛衣。灰色的，高领，袖子织长了一截，穿的时候要卷两道。我妈织完的那天让我试，说好看，我说袖子长了。她说你还在长，明年就刚好了。那年我二十二，早就不长了。后来去了别的城市，每年冬天她问穿没穿那件毛衣，我说穿了很暖和。其实没穿几次，但每次搬家都带着。
箱子最底下是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高中时和同桌传的纸条。那些纸条写在作业纸背面、草稿纸边角、甚至纸巾上。有一张写着：“放学去吃那家米线？”“行，你请。”有一张画着物理老师的侧脸，旁边标着“光的折射”。还有一张只有两个字：“借笔。”这些纸条被叠成小方块，整整齐齐码在信封里。
我坐在地板上看了很久。那些米线店早关了，物理老师退休了，借笔的同桌三年前结了婚，我在朋友圈点的赞。这些纸条上写的每一件事都和我现在的生活毫无关系，但我舍不得扔。
后来我把信封放回箱子，把箱子放回柜子。
我大概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些东西不是“以后可能用得上”，它们是我从过去的生活里带出来的标本。高数课本证明我曾经为一个听不懂的定理焦虑过，那件袖子太长的毛衣证明我妈曾经以为我还会长高，那些纸条证明有人曾经坐在我旁边，用铅笔在草稿纸上画物理老师的侧脸。
它们什么用都没有。但每次搬家我都带着它们，像带着我自己的一个遗址。
朋友问过我，为什么不扔了。我说，等下次搬家吧。其实我知道，下次搬家我还是会原样搬走。它们会继续占据一辆货车的一小角，继续占据新家储物柜的一格，继续在一个无聊的周六下午被我打开，然后原样封好。
有些东西的价值恰好在于没用。有用的东西会被用掉、用旧、用坏。没用的东西永远在那儿，永远是一个可能性——虽然我永远不去兑现它。
它们是我的“以后再说”。
以后，我会再打开它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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