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的故事，让经济中有了更多的个人主义拉动。如今呢？
一
凯恩斯于1936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消费倾向的概念，表达消费支出与收入水平的关系。
这正是我们谈提振消费的基础公式：平均消费倾向=消费/收入（APC = C/Y）。
消费者很大程度上都着眼于长期收入前景来选择他们的消费水平。如果预期不改变，收入的暂时提高，相当部分就会被储藏起来。边际消费倾向的降低，使得萧条更为萧条。对未来预期不好，就会缩减消费，那么，提升收入，“有钱了就会消费”，就是一句正确而无用的话。
所以，谈提振消费，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在谈提高消费倾向。也即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储蓄、增加消费。
二、
消费倾向，是存钱还是花钱。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为什么要存钱，存钱应对什么样的问题？
在中国人的文化与人生观里，有着太多的远虑。人生路漫长，长远思量，注定充满忧愁，因此一定要储蓄。生孩子是为了养老；孩子刚出生，就想到他三十岁、结婚、生子需花钱；刚参加工作，就想到养老的。
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完善了社会保障，中国人就敢于花钱。但问题在于，保障是不可穷尽的，保障的范围，取决于预期。
例如，中国人对教育的期望，如同军备竞赛一般，追求的并非“更多的知识”，而是“更靠前的社会排名”，而排名始终是零和的。一件零和的事情，无法通过保障来实现。公共保障能够提供优质的教育，甚至让每个人都能进入清华大学，但却无法阻止HR询问：“你在清华大学排第几名？”为了子女的教育，父母不得不牺牲自我，努力攒钱。这是一种个体在潜移默化中习得的、难以打破的集体行为模式。
再比如，有人问：为什么欧美很少有卧病在床的老人？在欧美的传统认知中，大多数人推崇寿终正寝。他们认为过度医疗，是对生命尊严的侵害，甚至是一种虐待。但中国人对晚年生活的追求，是为了最后十年、五年的医疗。与衰老对抗，是医疗科技的前沿，永远都是很贵的，这是个保障无法填满的无底洞。
这种群体认知之下，就需要更多的储蓄。现在养老诈骗为什么那么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老人一辈子储蓄，有钱，也舍得在养老上砸钱。
人不是有保障才花钱的。
在2001-2020年间，中国居民消费倾向为63%，低于美国的92%。2024年上半年我国居民平均消费为65.6%。这不仅仅是收入问题，也是文化问题。
小红书上美国人来“对账”的时候，很多中下层美国人抱怨，拿不出上千美元的现金。这都是事实。但是有过美国生活经历的人就会吐槽：现金流都那么紧了，就不能少开一辆车吗？就不能少去度假吗？就不能不要24小时开空调吗？
不少人抱怨非洲人，领了薪水次日就不见踪影，全都去消费了。他们的保障很完善吗？但由于文化影响，他们的消费意愿更强。于是，是不顾将来，有钱就用；还是攒够50万，多活三五年。这并非保障问题，而是价值观、人生观的问题。
三、
文化对钱的态度的另一面是：为什么要花钱。
网上有段子，放羊娃的一生，放羊，存钱，娶媳妇，生娃，娃再放羊。实际上，白领、中产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读书、工作、存钱、买房、生孩子，孩子再读书。
这是一种集体主义下的生活行为模式：通关、完成社会认定的人生目标。
社会共识决定了人生目标。农民工在外打工时会辛辛苦苦攒钱，节衣缩食，然而回家修建新房、举办酒席时，却能豪掷千金。这些高额花费都与社会评价紧密相连，是建立在集体共识之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集体主义的消费模式。为了达成这个消费目的，人们可以舍弃其他的消费。
房地产其实是一种集体主义消费模式——大家都买房，所以我也要买房，房子代表了我的社会评价。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丈母娘拉涨了房地产”，丈母娘代表了婚姻市场上的集体审视。
地产的消费链条很长，建筑本身、装修、软装，这是人生倾尽全力的消费。另一方面，房地产带来土地财政、城市化、基建投入，带动经济发展，提高收入，反过来又拉动消费。
所以，房地产并不像民间舆论多年来一直认为的那样，挤占了消费，损害了中国经济，相反，房地产以一种“人生目标”的方式，拉动了消费、带动了经济发展。
某种程度上，买车也是一种集体主义消费。买车有面子，开车回村能实现自我。但汽车比起房子，消费还是太低了，难以替代房地产对消费的拉动的。
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储蓄率普遍很高。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是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东亚国家的储蓄率，普遍超40%，欧美多低于20%，而中国的储蓄率又高于其他东亚国家。中国人辛苦劳动、赚钱、攒钱、储蓄、投资。
所以，在中美经贸关系较紧密的阶段，中国经济能飞速发展，并不仅仅因为双方在技术和劳动力上的相互互补，也因为消费和储蓄的互补——中国挣钱、储蓄、投资，美国消费，经济才能循环起来。更深层次的，是中国与美国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上，是互补的。
当这种情况发生变化，过高的储蓄和投资可能抑制消费，导致经济结构失衡。这时就需要提振消费。但是，改变一个社会的文化是极难的，所以，短期内从外贸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是很难的。
四、
改变是可行的，但也是很难的。
其实，经济结构改变，都需要配以文化和观念的改变。经济结构与社会观念，是需要相互适应的。
同样是为了提振消费，1998年，为鼓励消费信贷，颁布了新的《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办个人住房担保贷款，发展教育、房屋、大件商品信贷。
同一时期，美国老太与中国老太的故事也流传开来：一位中国老太太，60岁时终于挣够了钱，买了一套房子，搬进了新家；一位美国老太太，60岁时终于还清了购房货款，但她已经在房子里面住了30年。
这个故事现在看来显示幼稚的、充满逻辑谬误的，但它的确改变了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到了2001年，用于购房、汽车、教育的消费贷款已达6400亿元。
某种程度上，中国波澜壮阔的房地产拉动经济、土地财政，是基于一个故事。当年的“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的故事，改变了“不借钱”“不寅吃卯粮”的文化，让国人接受了房贷，拉开了土地财政、城市化的序幕。
被忽略了的是，个体经济行为的观念、行为范式，一直在随经济结构而变化。
最初，中国缺乏资本，所以，中国社会流传的是：“把钱存进银行，支援国家建设”“为革命储蓄”。
后来，转向房地产，中国经济由国家投资转向市场投资；由单纯的制造业、基建投资，转向了消费和投资并存的房地产。观念也变为了“贷款买房，不要委屈自己的人生”。
伴随“为革命储蓄”到“美国老太太”，中国经济不断在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单纯国家投资到个人投资。如今，当经济从兼具消费和投资的房地产，转向更大比例的纯消费拉动时，必然也需要一个新版的故事。
正如前面所说，改变消费倾向，就要改变文化。如今，想要更大的消费倾向，一个新的消费故事，必然就意味着更多的个人主义。
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旅游、买一件衣服，买一支口红，极限运动，给主播打赏，这些注定是个人主义的。存钱支援国家建设，是自洽的；但为国消费，是不自洽的。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我不管别人评价，只取悦当下自己”，一定会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带来更大的消费倾向。但是，当一个人对自己未来都看得比较淡的时候，他/她必然是个人主义的。
刘 远 举
央视网、第一财经、光明日报、腾讯大家、南方周末、新京报、南方都市报、FT中文网、澎湃等特约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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