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5日清晨，莫斯科的气温已低到零度以下。前夜在克里姆林宫被“挤兑”出局的人坐进黑色小轿车时，还以第一书记的惯性伸手去找雪茄，才猛地想起，口袋里连打火机都被收走了。

车子一路向西，驶向首都郊外。目送车窗外的白桦林倒退，他开始盘算未来：无权可使，也无事可做，余生怎么熬？到达库恩采沃别墅后，迎接他的不再是列队的卫兵，而是两名沉默的警卫——他们的任务不是守卫，而是监视。

官方的“关照”倒也体面：月给500卢布，外加别墅、司机和一辆进口小轿车。可三天后，豪车被开走，换成加里宁汽车厂的中档轿车；再过几周，中档车也不见了，只剩一辆跑冒滴漏的二手嘎斯24。赫鲁晓夫摸着掉漆的车门，只是干笑。

物质的落差还算其次，心理的寂静才要命。昔日门庭若市，如今电话零星作响，多半是国安机关例行通话。他拎起听筒，又听见“嘟——”一声挂断，无人敢寒暄半句。他对儿子谢尔盖说：“得学着跟寂寞做邻居。”

头两个月，他几乎整晚睁眼到天亮，靠镇静剂才能勉强眯一会儿；白天又无精打采，早餐端上桌，牛奶皮还浮着热气，他却连勺子都懒得碰。种种迹象惹得医生担心，他干脆把医嘱当耳旁风：“怕什么，心脏还跳着呢。”

转机来自散步。别墅周围有条两公里长的小路，森林厚得像堵墙。起初他只是无目的乱转，渐渐地，散步变成固定节目：早八点、午后三点、入夜前各一圈。有意思的是，散步时他总抱着一台全波段收音机，最爱调到曾被自己封杀的“自由欧洲电台”。

收音机之外，他又迷上小说。《日瓦戈医生》被列为禁书时，他一声令下让印好的样书全部销毁。如今暮年重读，他像发现宝藏，反复圈点。家里人看他兴致渐浓，悄悄托朋友弄来更多西方文学，“别墅图书角”很快堆得满墙。

院子里有几畦蔬菜，闲来无事，他亲自翻土、浇水，不让仆人插手。遇到记者暗访，他耸耸肩：“我在做苏联最贵的黄瓜。”话一出口，连自己都笑。笑声却常被风吹散，周围的KGB暗桩听得一清二楚。

1967年春天，一个念头开始发芽——写回忆录。他明白政治生命已成往事，但若不把那十一年写下来，自己便真成了“一抹烟”。女儿柳德米拉支了招：“爸爸，用录音机吧，省力气。”于是，崭新的“奥林匹亚”磁带机被摆上餐桌，他对着话筒娓娓道来，偶尔拍案大笑：“这段不能删，太精彩！”

录音带很快成捆。护卫报告上级，克格勃搜来，以“防泄露国家机密”为名收走全部磁带和手稿。赫鲁晓夫忍气吞声交了出来，却早留了备份。经过多次暗中补写，他把最终稿托人塞进外交邮袋，漂洋过海抵达美国——1970年，《赫鲁晓夫回忆录》在纽约付梓，引起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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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消息传回莫斯科，勃列日涅夫拍案而起，但除了一纸严厉通报，并无他法。毕竟当局此前对赫鲁晓夫的“软禁”并无法律依据，真要追责，反而多生枝节。被削弱已久的老人这时倒显得从容不迫，他在家门口对着寒风说：“总算有人听我说话了。”

1971年9月11日午夜，他突发心梗，医生赶到时，血压已如断线风筝。临终前，他低声嘟囔一句俄语，“Жизнь смешная”（活着真是可笑），随后陷入昏迷。两天后，塔斯社发出短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病逝，享年77岁。

葬礼定在9月13日，新圣母公墓。没有国葬仪式，没有庄严的红场哀乐，只允许百余名亲属、旧部参加。灵车缓缓驶入墓园时，莫斯科正下着秋雨，绿军大衣的士兵抬棺进墓穴，伴奏只是一支简短军号。苏共中央送来一个花圈，红缎带上写着八个字——“苏维埃政党谨致哀悼”。

墓碑落成后，曾有人感慨：在红场长眠的是一排排领袖和先烈，而这位统治苏联11年的前任，却孤零零地躺在城郊。他的名字在官方教科书里被删改多年，可夜深人静，仍有人悄悄翻开那本回忆录，寻找另一种版本的“赫鲁晓夫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