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起伊朗的革命和顶尖宗教人物,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只会想到霍梅尼。很少有人知道,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前,什叶派里还有这么一号人物,论威望论资历,一点都不比霍梅尼差。可最后他却落得个被对手软禁至死的下场,名字都快被历史抹掉了,他就是大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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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里亚特马达里1906年出生在伊朗的大不里士,巧的是他和霍梅尼一样,都是阿塞拜疆族人,不是伊朗主体的波斯族。很多人总喜欢把伊朗政坛的斗争归结为族群矛盾,其实当年最核心的分歧,从来不是你出身什么族,而是你要带着国家走什么路。

伊朗什叶派的教士等级卡得非常死,从底层往上熬,能爬到顶层大阿亚图拉位置的,整个国家掰着手指头都数得过来。沙里亚特马达里早年就拿到了这个顶级身份,在宗教学界耕耘了几十年,攒下了大把追随者,基础比当时的霍梅尼要稳得多。

上世纪六十年代,巴列维国王推出了名为“白色革命”的改革,一边搞土地重新分配,一边往世俗化的方向猛冲。这下把整个教士阶层都得罪透了,但大伙的想法并不统一,不是所有人都要跟国王彻底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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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梅尼是那种不推翻王权绝不收手的激进派,直接跟国王硬刚到底,最后被驱逐出境,长期在海外流亡。沙里亚特马达里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他不反对土地改革,甚至公开说地主盘剥农民,本身就不符合伊斯兰教义。他真正不满的,是巴列维国王绕开议会独揽大权,他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恢复宪法,落实早就定好的君主立宪。放在今天说,他就是妥妥的体制内改良派,只想换一块干净桌布,没想把整张桌子直接掀了。

那会两条路线还没发生正面冲突,毕竟大伙都有同一个要对付的对手。可路线上的分歧就像埋在地基里的裂缝,外面完全看不出来,等新的房子盖起来,裂缝早晚要演变成塌房。

1978年伊朗局势急转直下,巴列维的政府对着上街抗议的学生开枪,五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这件事直接把所有教士都逼到了对立面,再温和的人也没法继续置身事外。沙里亚特马达里当时直接放了狠话,说既然你们把维护宪法的人打成黑色反动派,那我就甘愿当这个反动派。这份硬气,放到当时一边倒的环境里,真没几个人能做到。

后来革命成功了,巴列维带着一家老小逃出了伊朗,霍梅尼也从巴黎回到了德黑兰。推翻旧政权只是开场的序章,到底要建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才是真正分道扬镳的分水岭。

霍梅尼拿出了“法基赫监护”的方案,意思就是教法学家不能只当精神领袖,得实实在在把国家最高权力握在自己手里。小到解散议会,大到决定战争与和平,连总统候选人都得教法学家审核,所有核心权力都得归最高领袖。沙里亚特马达里半点都不认可这套说法,他的立场特别明确,教法学家就该引领信仰方向,不该直接插手写国家的日常事务。宗教可以监督世俗权力,但绝对不能直接把世俗权力取而代之。一方要把宗教权力焊死在国家机器的每一个零件上,一方坚持宗教必须和世俗权力保持边界,两边中间根本没有折中妥协的空间。

1979年底人质危机爆发,激进学生冲进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把里面的外交人员全部扣押了下来。沙里亚特马达里公开站出来反对这件事,说此举违反国际法,还会彻底砸了伊朗的国际信誉。这番话在当时全国群情亢奋的气氛里,相当于主动站到了对手的枪口跟前。

他牵头组建的伊朗穆斯林人民共和党很快就被取缔,所有合法政治活动的空间全被封得严严实实。到了1982年,当局直接给安了个罪名,说他参与了针对霍梅尼住所的爆炸暗杀密谋,转头就把他软禁了起来。这个所谓的阴谋直到现在都有一大堆疑点,以沙里亚特马达里一贯的行事风格,他更愿意公开写声明反对,根本不会搞暗杀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事。可在当时的伊朗,只要给你安了罪名,就等于已经定了罪,根本没人敢站出来提半个不字。

1986年,沙里亚特马达里在软禁中离世,终年八十岁。这个曾经和霍梅尼平起平坐的顶级宗教权威,就这么安安静静退出了历史舞台。既没有公开审判,也没有正式判决,就这么悄无声息没了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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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还有人讨论,如果当年伊朗真的走了沙里亚特马达里的路线,今天会不会是另一番模样。大概率是的,一个不把教法学家推到行政前台的伊朗,和西方的关系未必会走到今天这种解不开的死结。可革命这玩意,从来就不给温和的方案留活路,它只认谁嗓门更大,谁拳头更硬。

参考资料:环球时报 伊朗现代革命中的宗教人物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