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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真实发生事件,以作者记述方式呈现。
“东北城边村”系列
我出生在吉林省中北部一个“城边村”。“城边村”是外人给我们村起的名字,我觉得非常贴切。因为它离榆树市(1990年撤县设市)不过四五公里的距离,村人们的故事里总是带着县城的味道。
10岁那年,母亲因病离开了我。那年“杀年猪”时,我作为特邀“嘉宾”坐在了村里小刚家的炕上;怕我懈怠,比我大三岁的兰宝柱总是鼓励我好好学习;邻居三伯更是对我疼爱有加,对外人说,我是他的干儿子……上个世纪90年代,我成了村里第二批读大学的孩子。
大学毕业后,我在市里高中做了教师。即便这样,我的生活也未能与村子脱节。父亲和继母在世时,我几乎每周都要骑着自行车回家里看看。他们去世后,我还是会经常回到老房子看看,就仿佛他们仍在身边。每次回村,辈分比我大的邻居,还会叫着我的小名,和我唠家常;同龄人则会问我现在工资多少,在城里住多大平方的楼;而那些00后,我就很少叫出名字了。
与时俱进是时代的特征。每一个人,每一帧图,都是时代的缩影。世故又有人情味的城边村,值得我拿起笔。每个人的故事,都独一无二。
当年,我们村子东头一公里左右就是公路,连接村子和公路的是一座桥。小桥下有溪水流过,堤坝由村里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堤坝和公路之间有十余米宽的一条沟,沟底平坦,夏天,沟里的野草长势喜人,草上结满草籽。
我读小学二年级那年,沟里的野草不知被谁用镰刀割去了,只剩下平平整整的草根,有的地方甚至能看到沟底的地皮。不久,我们知道原委:几天后,这沟里要枪毙一批犯人。其中,有杀人犯、抢劫犯,还有强奸犯。大人们议论时都悄悄的,避着孩子,可没几天,这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连百余里之外的村子都得到了消息,人都提前来到我们村子的亲戚家等着看热闹——能亲眼见证罪犯被击毙,对绝大多数村人来说都还是第一次。
更让村人期盼的是,这批被枪毙的罪犯中有一个和村里的周艺帆有关。
帆姐和我大姐同岁,之前都在县城高中读书。她五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她的母亲我叫“大娘”,是个干瘦的老太太,领着四个孩子讨生活,每天在村里村外捡破烂,庭院的围墙里堆满了废品,攒够了,就由儿子们用手推车推着去县城的废品收购站卖掉。帆姐的两个哥哥大生和二生,老实得有些过头,唯一的爱好就是下地干活,有顽劣的孩子和他俩开玩笑,甚至欺负他俩,他俩都没有任何反应。弟弟小生调皮,不好好学习,在村里经常打架斗殴,却和帆姐关系要好。
帆姐身材高挑,肤色白净,眼睛大且有神,一头乌黑的长发披在脑后,是远近闻名的美女,排在村里“四朵金花”之首。她不光长得漂亮,也要强,学习也好,和我大姐走得很近,且自小能歌善舞。她的名字是家里一个很有文化的舅舅给取的,希望她能扬起“艺术的风帆”。我们经常看到她站在自家房后唱歌,声音就像泉水一样流在村人心上。有人路过,她就会停下来问:“婶子,你听我哪里还需要改进一下?”村人哪里懂得音乐,忙不迭地说:“没意见没意见,唱得好,和歌唱家一样。你就好好唱,以后也当明星。”
可高二那年刚开学,不知什么原因,帆姐就突然退学了,把自己关在屋里整天不出门。问原因,家人只说读书读不下去了。直到警察找到帆姐家,说是调查取证——有一个罪犯主动供认强暴了我们村的一个女孩。他不知道女孩叫什么,只知道女孩长得漂亮,应该是个学生,她家房子在村里第一排。
面对警察,帆姐再也绷不住了,哭着述说了事情的经过:原来,那个罪犯曾经在那条路上数次搭讪放学回家的帆姐,帆姐没有理会,回家后告诉了两个哥哥。可是,哥哥们胆小怕事,无动于衷。那男人便悄悄跟踪,掌握了帆姐的出行规律。夏天的一个傍晚,在帆姐从县城放学回家必经的那片玉米地里,那男人就下手了。帆姐自觉一生清白被毁,没脸见人,主动退学,整天郁郁寡欢。
这无异于一个爆炸性新闻,经村里一些好事者传播,演绎出好几个版本。最让人不能接受的说法是,帆姐作风有问题,和那男人有不正当关系——村里那么多小姑娘,为啥罪犯就盯上她了?如果图她长得好看,村里“四朵金花”哪个长得都不错,说到底,还是她自身原因。
面对这些流言蜚语,春明婶站了出来。她义正词严:“大家说话能不能考虑一下孩子的感受,咱们乡里乡亲,艺帆和咱们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别人这样冤枉你家孩子,你会怎么想?咱们需要做的是保护好艺帆,以免她再受刺激,怎么能往孩子的伤口上撒盐?”
这是春明婶嫁到我们村以后第一次主持正义,也因为这事,她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拥护和支持。
行刑那天,天气很热,人们早早来到“刑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有的女人明明很害怕,但也来凑热闹,把脸埋在男人的胸前或者胳膊里。警察拿着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喊着:“所有人后退十米,否则有危险!”
人们听话地后退几步,让出一条通道,警车从通道缓缓驶过。到了沟边,警察把罪犯从车上押解下来,罪犯的手都背在后面,戴着手铐,身后都背着一块板,插在两条胳膊中间,上面用黑字写着名字。人们不知道强暴帆姐的罪犯叫啥名,纷纷猜测着是哪个。
每个罪犯都有两个警察左右持枪押解,走下进到沟里的一小段缓坡。人们屏住呼吸,人群中传来女人因害怕而无法自制的哭泣声。我紧紧抓住奶奶的手,莫名地希望这段缓坡长一些,他们走得慢一些。
所有罪犯的脸上都看不出任何表情,后来听大人们说,那个时候罪犯早已被吓得魂飞魄散了,哪里还顾得上思念父母妻儿,哪里还知道害怕?到了沟底,他们一字排开跪在地上,身后站着一排警察,威武整齐,甚至子弹上膛的声音都是一致的。大约一分钟之后,随着一声令下,警察便一起开了枪。有一个罪犯挨了枪子之后仍倔强地挺起身,警察不得不又补了一枪,如此反复三次,那个罪犯才倒在地上不动。
整个过程很短,之后,警察把尸体抬到车上,人群也散了。回家的路上,奶奶紧紧攥着我的手,我根本听不清她在对我说什么,脑海里浮现的始终是那几个罪犯应声倒地的场面。从“刑场”到家,不到二十分钟的路程,那天我却感觉走了好久。
全村人几乎都去看了热闹,包括帆姐的两个哥哥和弟弟,只有帆姐和妈妈没有出屋。听到罪犯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帆姐再次哭出了声。
我大姐曾劝过帆姐重回课堂,可是帆姐一个劲摇头:“学校肯定回不去了,我没有脸面见人。”大姐那时也因为我妈妈去世辍学在家,知道再劝说也是徒劳,因此作罢。
在村里,不读书的孩子都要下地干活,我大姐是,帆姐也是。刚开始,帆姐不习惯,总是被村人落下很远。这时,春明婶会拉着和自己年纪相仿的村民停下手中的活来“接”帆姐。春明婶对帆姐说:“艺帆,唱首歌吧,给我们加油鼓劲。”帆姐慌忙摆手推辞,脸一下子就红了。人群中又有人怂恿说:“咱们艺帆要唱歌了,大家鼓掌欢迎!”
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帆姐站起身,清清嗓子:“各位婶子大娘,艺帆谢谢大家的鼓励。等以后我的状态好些,一定给大家唱歌……”
就这样,到了帆姐两个哥哥娶媳妇的年纪,可是哥俩相了几个对象,最后都吹了。女方的理由几乎一模一样,说帆姐生活作风不好,读书时就和男人睡觉,害得男人被冤枉判了死刑。她们说,这样的家,家风不可能好,以后有了孩子都很难教育。
这话丝丝缕缕传到了帆姐的耳中,她有口难辩。大生和二生平时在外面大气都不敢出,可是涉及自己的终身大事,对妹妹竟然骂骂咧咧起来,把别人骂他俩的话都回敬给了妹妹。大娘打骂这两个儿子也无济于事。小生看到两个哥哥欺负姐姐,拿起砖头就要打,吓得大生和二生赶紧逃了。
帆姐找我大姐聊天,言语中对两个哥哥极度失望,说不想在村里干活了,想到县城去打工,这样就能远离两个哥哥。我大姐也没有好的建议,只能告诉她,到县城找工作要多加小心,凡事留个心眼。
在同学父亲的帮助下,1982年夏天,帆姐在县城的冰棍厂找到了工作。冰棍厂一周能休息一天,有职工宿舍,平时可以住在那里。
帆姐上班第一周回来就来找我大姐,讲述进厂的经历。她说,那个冰棍厂一共雇了四个人,之前有个女孩准备结婚,辞职了。她负责调配料这块,刚开始因为紧张,对各种配料的比例总是掌握不好,导致冰棍的口感不够清爽。她着急上火,好在领导耐心指导,现在已经好多了。她还告诉我大姐,如果哪天有时间去冰棍厂看她,她一定把最好吃的冰棍给我大姐留着。
在冰棍厂上班一个多月后,我大姐发现帆姐学会了化妆,再往后,帆姐回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就猜测她可能谈恋爱了。
果然,帆姐下一次回村来,就分享了她的恋情:县城的纸箱厂和冰棍厂一墙之隔,冰棍厂既批发也零售,有天中午,来了一个小伙子买冰棍,天气热,小伙子一口气吃了四根。帆姐善意提醒,说冰棍吃多了对胃不好。小伙子对帆姐笑笑就走了。第二天,小伙子又来了,这次他吃了三根冰棍,然后对帆姐说:“听你的,今天少吃一根。”
两个年轻人就此认识。小伙子叫杨浦,是纸箱厂的职工,比帆姐大五岁。帆姐向同事们打听杨浦,可是,除了知道杨浦是纸箱厂的员工以外,大家也知之不多。
令帆姐没有想到的是,之后一天下班,杨浦竟来找她看电影。帆姐懵了,不知所措,杨浦说了一句话,就让她放下心了:“咱俩的工作地点紧挨着,我还能害你不成?咱俩就当交个朋友。”
杨浦高大威猛,骑自行车来的。坐在自行车后座,帆姐既羞涩又甜蜜。
此后,杨浦经常请帆姐看电影。一次,他们看一部爱情片,帆姐被感动得流下眼泪,杨浦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块手帕递给帆姐,顺势搂住了她的肩膀。
恋爱中的帆姐非常幸福,她领着杨浦回村里,杨浦很是气派,给我大娘买了贵重的礼物,给大生和二生每人买了一条烟,给小生的礼物是一支钢笔和一袋奶糖。帆姐领着杨浦几乎走遍了村里的每条街,遇见人,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热情地打招呼,介绍杨浦。
她带着杨浦到我家来做客。我们见杨浦身高足有一米八,充满男子汉气息,帆姐在他面前小鸟依人。我大姐的感觉是杨浦身上有超出同龄人的成熟,帆姐对他几乎言听计从。是大姐隐隐有些担心,背地里又告诉帆姐凡事要留心眼,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帆姐说已经把自己被强暴的事也告诉了杨浦:“我不能对他隐瞒,万一以后知道,更说不清。”
杨浦的出现似乎提升了帆姐一家在村里的地位。帆姐和杨浦恋爱期间,大生和二生都找到了对象,而且很快都结婚了。大生的媳妇老实憨厚,肯吃苦;二生的媳妇身高将近一米七,体重不足八十斤,眼睛不大,提起帆姐,撇起的嘴,充满不屑。哥俩结婚后都分家另过,帆姐很少去两个哥哥家。
没过多久,帆姐再次回村时,匆匆忙忙来到我家,告诉我大姐,她“月事”两个月没来,怀疑是怀孕了。我大姐听后诧异不已——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是大事,如果传出去,比遭坏人强暴更为耻辱。看到我大姐的神态,帆姐吓得流出了眼泪:“他说以后会娶我,好好待我,不让我受委屈,而且,我们俩在一起就一回,我也没想到会这样。”我大姐看出帆姐的慌张,就给她出主意说,尽快把这事告诉杨浦,该结婚就结婚。
帆姐一切听从我大姐安排。我大姐带她先去医院做检查,结果不出所料。对于孩子的去留,我大姐没有给出意见,让帆姐和杨浦商量。
生活远比电视剧更狗血——商量的结果是,这个杨浦早已有未婚妻,他只是贪图帆姐漂亮。他甩出一小沓钱,让帆姐自己想办法,之前的温柔全然不见。帆姐苦苦哀求,杨浦就说了最绝情的话:“本来你也是被人玩剩下的,我可不当这个冤大头。”
看着杨浦远去的背影,帆姐悲痛欲绝。她让我大姐领着去医院做人流,我大姐答应了,说一定替她保密。然而,那天帆姐从医院手术室出来,恰巧遇到了一个村人,村人和帆姐打招呼,问帆姐怎么了。帆姐一时语塞,我大姐打圆场,说就是看看妇科病。但看看手术室门口挂着的牌子,再看帆姐的样子,村人立刻猜到了怎么回事。
几天后,村里就传出帆姐做人流手术的消息,说她为了和杨浦结婚,能够嫁到城里,主动投怀送抱,可当杨浦知道帆姐以前的事后,毫不犹豫和帆姐分手,遭到抛弃的帆姐只能流产。
如果说之前村人心里还对帆姐有所同情,这次帆姐未婚先孕后,“不正经”三个字已经成了她的标签。
“你看她那双眼睛,多勾魂,哪个男人能受得了?”
“她是不是身上附了狐狸精?要不,这么大村子,咋就她总能摊上这样的事?”
“这样的人以后能嫁出去才怪,除非傻子娶她,正常人谁能要她?”
担心这些话传入帆姐耳中她受不了,我大姐去找帆姐谈心。没想到,这次帆姐异常冷静,她眼神坚定地告诉我大姐,不要过多担心她,吃一堑长一智,她从今往后要好好规划自己的人生。
见帆姐对流言无动于衷,村里的妇人们越发笃定:“这女人太有主意,咱们都看好自己的男人,小心他们有一天让狐狸精把魂勾走。”
大生和二生对这样的议论置若罔闻,可是小生受不了,只要听到别人议论姐姐,他就扑上去:“我姐是清白的,不是你们说的那样!”看小生要拼命的态势,好事者纷纷说:“是,是,你姐是清白的,我们再也不说了。”
之后,帆姐从冰棍厂辞职,自己又找了个给人卖服装的活,并拜托春明婶给自己介绍对象,要求不高,农村人就好,只要本分,能好好过日子就行。
春明婶心疼帆姐:“找对象是一辈子的事,不要委屈自己。之前也不是你的错,不要一时头脑发热,意气用事。”
帆姐说:“我条件也一般,也是农村人,高中也没毕业。只要对方人品正,肯干,其他的都不是事。”
没等春明婶介绍,帆姐的老叔就给她介绍了一个。男人叫魏诚,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一直在家务农,看起来老实巴交。看到帆姐的第一眼,魏诚就被她的美貌吸引了。帆姐不急不躁,把自己的过往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魏诚,最后问他,能不能接受。魏诚结结巴巴,告诉帆姐,只要好好和他过日子,他都能接受。
帆姐本来想结婚后就能离开村子,没想到,魏诚却想搬到我们村。因为我们村离县城近,做点买卖也很方便。帆姐想了想,最后点头同意。
1983年结婚后,帆姐用彩礼钱加上从亲戚那里借来的一点钱,在村里买了间房,魏诚就落户我们村了。那时村里开始搞家庭联产承包,地少人多,每人只能分到一亩左右,即便庄稼丰收,两口人的收入也是有限的。于是农闲时节,魏诚去城里蹬人力车干活,结果在一次给雇主送货时不小心把电视机摔倒在地上,不仅挨了打,还赔了钱。
帆姐开始动脑筋。我们那里是粮食大县,尤以玉米和大豆闻名,豆制品也远销全国各地,经常供不应求。可是那时村里却没有做豆腐的人,平时来叫卖的,都是外村的“豆腐匠”张师傅。
帆姐和魏诚商量,想做豆腐,可是魏诚没做过,没信心。
打听到离村子五十里外有个做豆腐的能手李师傅,在亲戚的引荐下,帆姐拿着“四彩礼”(两瓶酒,两瓶罐头,两袋槽子糕,还有两袋白糖,是那个年代看亲戚的最高礼数)去到李师傅家,李师傅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像样的礼盒,受宠若惊,答应一定把知道的都告诉帆姐。
理论,李师傅也说不太明白,他就让魏诚和帆姐在一旁观摩。
做豆腐是一件很辛苦的事,经常是子夜时分起床开始操作。黄豆是提前一天浸泡好的,需要用石磨(那时还没有电磨)先将黄豆磨成豆浆。石磨的磨盘很沉,一圈圈拉磨需要费很大力气。豆浆磨好后倒入大锅,用大火煮沸,期间要不断搅拌,防止豆浆粘底,煮沸后,还继续煮,去除豆腥。
然后,关键的一步来了:把准备好的卤水作为凝固剂溶于水,缓慢倒进冷却的豆浆中,用勺子轻轻搅拌,直到豆浆凝固成豆腐脑。当年把控卤水浓度几乎全凭经验,浓度过高,豆腐会老,有苦味,过低则难以凝固成型。把控比例的精准成了衡量“豆腐匠”手艺高低的一个金标准。在李师傅家,帆姐和魏诚反复练习,才终于练出“手感”。
要做干豆腐,还有一步是压制:准备一个木框,在里面铺一层豆腐包,把豆腐脑搅碎后均匀地泼在豆腐包上后,再盖上一层豆腐包,重复这个步骤,直至木框填满。之后在木框上盖上木板,压上大石头施加压力,挤压出多余的水分,两三个小时后,干豆腐即可成型。
帆姐和魏诚学成回来后,准备好做豆腐的工具,就开张了。可没有想到的是,帆姐在村里卖豆腐,有些女人根本不让男人出去买,也不让男人吃,宁愿舍近求远去邻村买豆腐。我曾亲耳听到那些长舌妇说,帆姐的豆腐有一股“骚味”,吃了让人恶心。
为了压制这股“邪风”,春明婶主动让叔叔去买帆姐的豆腐,并且对着前来买豆腐的女人们说:“艺帆也是没遇到好人,本来已经够可怜了,如果我们还冤枉她,就是在落井下石。咱们一定要帮帮艺帆。”
女人们表面上附和着春明婶,背地里依然如故。没办法,春明婶告诉帆姐:“还是让魏诚卖豆腐吧,这样能卖得快些。”
帆姐做的豆腐口感越来越好,“豆腐匠”张师傅就渐渐退出了我们村。之前,张师傅卖豆腐从来不赊账,村人平时手头紧就吃不上豆腐。帆姐卖豆腐以后,可以赊账。她给魏诚准备了一个本子记账,等到秋天村人卖粮有钱了,再逐一到各家各户收账。遇到实在困难的,帆姐还会给打折或者免单。
就在帆姐的豆腐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准备一天做两板豆腐的时候,一个村民不知从哪里学了技术,也要做豆腐,还扬言他做的豆腐比帆姐做的好吃。他让村人免费试吃,满意就买,不满意就不买,而且价格比帆姐的豆腐还低一些。
魏诚老实憨厚,虽然心里生气,却不能找这个村民理论。想了几个晚上,帆姐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去县城卖豆腐。她心疼魏诚做豆腐起得早,就让丈夫睡觉休息,自己去城里卖豆腐。她买了一辆自行车,把干豆腐固定在后座上,每天天不亮就去到县城,找到一个小区,在门口叫卖。
刚开始,县城的人不知道帆姐的豆腐口感如何,买的人很少。帆姐也学那个村民,先让人们试吃,感觉口感不错再来买。这样一来,她慢慢就在那个小区站住了脚,往往是不到晌午就能回来了。
帆姐家的日子越过越好,不想有一天竟又传出谣言,说她是凭着长相卖豆腐,肯定用了什么手段把县城里的男人迷住了,才来买她的豆腐。这些话传到魏诚耳中,为避免风言风语,魏诚就决定自己去县城卖豆腐。
没想到,魏诚卖了不到一周,就出事儿了。
那时卖豆腐还是用老式的杆秤,有天一个顾客买了二斤豆腐,回家一量,发现少了二两,就来找魏诚。魏诚又给顾客量了一遍,刚好是二斤,不多不少,就和顾客理论。争吵中,两人动起手来,魏诚失手把对方打伤了,那人扬言要报警。
恰好有邻村的人路过,魏诚请人家帮忙,赶紧给帆姐捎信儿。根据报信人的描述,魏诚把那个城里人打得鼻青脸肿,“血流了一脸”。可是,帆姐去了之后,傍晚时分就和魏诚回来了。
等他们走远,村头的长舌妇小声说:“看看,只要和男人打交道,人家就有手段。”春明婶听到后,说话也不留情面:“警察能因为一个女人长得好看就改变执法?艺帆的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学学人家,别一天到晚总是东家长西家短的。”
其实,那个被打了的男人只是受了皮外伤,去医院检查之后没什么大碍,帆姐赔了不是,给人家买了一些营养品,又给了一些钱,这事就解决了。
到了1987年,帆姐靠做豆腐的收入还清了买房时欠下的债。当时做豆腐卖豆腐的人渐渐多了,恰好魏诚在一次磨豆浆时不慎将韧带拉伤,干不了重活,两口子就不做豆腐了。
帆姐不做豆腐还有一个原因。
村里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孟婆婆,老来得子。儿子小强三岁时,孟婆婆老伴去世,母子俩日子过得很艰辛,有时吃了上顿没下顿。孟婆婆和帆姐住得近,帆姐可怜这对母子,每天都会给孟婆婆送豆腐脑和豆浆,有时还会给豆腐。帆姐家就在村小学旁边,有时饿了,课间十分钟小强也能去帆姐家找点东西吃。
1987年时,小强读二年级。一天,魏诚出去卖豆腐,帆姐也不在家,小强又在课间去到帆姐家找吃的,谁也不知道他在厨房里吃了喝了什么,回班里上课没多久,就呼吸困难,眼见着意识丧失。老师吓得赶紧找学校领导,领导刚通知孟婆婆,人还没等到医院,小强就停止了呼吸。
有人瞧见了小强去过帆姐家,到帆姐家一看,才知道小强应该是喝了变质过期的卤水。知道事情原委,帆姐大惊失色,不知如何是好,吓得哭了起来。那天帆姐家聚集了好多人,我大姐和春明婶也去了,人们七嘴八舌,一些女人就是来看帆姐笑话的。她们假惺惺询问帆姐卤水放在什么地方了,怎么没及时倒掉。等魏诚回来了,见状,脸色一下变灰了。
春明婶宽慰帆姐:“往开处想,事情来了就别怕。”
另一边的孟婆婆家同样挤满了人。孟婆婆抱着小强不撒手,一会儿摸摸儿子的脸,一会儿又摸摸儿子的头发,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哭到嗓音沙哑,让人心碎。有村民给孟婆婆出主意,说小强是因为喝帆姐家的卤水死的,得去帆姐家“讨说法”,这样才能给死去的孩子一个交代。
孟婆婆一声不吱。村民们以为孟婆婆伤心过度,随即要搀着孟婆婆去帆姐家。哪知孟婆婆清醒得很:“小强这事和艺帆没关系,艺帆平时待我们娘俩儿不薄,经常给我们送吃的喝的。就算小强是喝了艺帆家的卤水死的,那也不是艺帆故意让他喝的,做人要讲良心,不能什么事都干。我要告诉艺帆,这事和她没关系,什么时候我都不会讹人。”
有村民说:“那你也得跟艺帆要点赔偿金,小强没了,以后你指望啥生活啊?”
“钱不常花,人常见,就算给我点赔偿,也有花完的那天,如果我那么做,我的这张老脸往哪搁,我还叫人吗?”孟婆婆说话掷地有声,“你们都回吧,我想自己待一会儿。”
孟婆婆下了逐客令后,来到帆姐家,给不知如何是好的帆姐吃了定心丸:“孩子,不要害怕,你正怀着孕,身体要紧。婆婆虽然想儿子,但婆婆不糊涂,明白事理,小强的死是命中注定,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自己心里有数。”
帆姐抱住孟婆婆,泣不成声:“婆婆,对不起,我害你没了儿子,以后我就是你的孩子,给你养老。”
但小强的死,还是让帆姐作了心病,每当做豆腐时,她都仿佛看到小强站在旁边。不久,她就处理了做豆腐的工具,不干了。
孟婆婆被接到了外村的亲侄子家,侄子家也不富裕,帆姐时常会去看望,接济一些吃的、喝的。为了让帆姐走出阴影,大嫂经常来帆姐家陪着她说话,有时给帆姐做口饭吃;可二嫂不仅不来劝慰,还到处说风凉话:“表面上对人家假惺惺地好,想不到背后给人一刀,直接让人丧了命。”二生听到媳妇这么说也不反驳,更不会为妹妹正名。小生曾经给二哥说:“管管你媳妇的嘴!难受的不止孟婆婆,还有我姐,你的亲妹妹!”
真正治愈帆姐的,是1988年小海的出生。帆姐曾对我大姐说过,为了儿子,她必须坚强起来。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照顾小海身上,对小强那份愧疚才慢慢散去。
帆姐买来各种儿童画报,给小海讲睡前故事,这在我们村还很少见。一次,我和大姐去她家串门,看见她正给小海讲《格林童话》。她绘声绘色地讲解加上惟妙惟肖的动作,把小海逗得哈哈大笑,显然已经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那时,我大姐也有了孩子,受帆姐影响,也会给孩子买来一些画报,教我外甥女识字。渐渐地,一些比较开明的村民也跟着效仿。
村里没有幼儿园,小海三岁时,帆姐就把小海送到县城幼儿园。有人认为帆姐就是在胡闹:“村里从来没有小孩去过幼儿园,不也学习好?”可上了县城幼儿园的小海在各方面的表现都超出村里同龄孩子,“百家姓,弟子规”张口就来,数学方面,一百以内的加加减减,小海都可以心算,让一些大人都自叹不如。帆姐曾劝说我大姐也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可是各种条件限制,最终没能成行。村民也都想把孩子送到县城,可是一听收费就都放弃了。为了寻求心理平衡,又有人无中生有,说帆姐送小海去县城幼儿园的钱都是从男人们身上“挣”来的。
1990年我们那里撤县变市,之后几年,市里的饭店酒店兴起了“歌舞餐一条龙”,用餐时可以唱歌、点歌,也可以跳舞,那些驻唱的歌手大赚了一笔。帆姐虽然已为人母,可是身材依旧苗条,而且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她会很多。1992年,帆姐的一个远亲开了一家酒店,让帆姐去当领班,客串驻唱歌手,帆姐当即答应,让魏诚每天接送四岁的小海去幼儿园。帆姐告诉魏诚,能赚钱的机会必须把握住,自己趁这个机会挣点钱,以防不时之需。
“小海小学毕业我想让他去私立初中,那所学校我打听了,管得严,师资力量强,教学水平高。不过,去那所学校需要缴纳五元‘赞助费’。”帆姐告诉魏诚。
“咱就是普通人家,读普通初中就行。”魏诚吞吞吐吐。
“做人要有远见,特别是在教育孩子方面,要舍得投资。不投入哪有回报?”帆姐不急不躁。
可是,在村人心里,酒店不是普通人能去的地方,而在那些场合唱歌,无异于在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早晚得出事。人们纷纷感叹:“艺帆这是不学好了,魏诚这个傻瓜,眼睁睁看着也不阻拦,活该当‘王八’,戴绿帽子。”
我大姐也劝帆姐三思后行,不能因为挣钱做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帆姐说:“人不能一辈子活在别人的闲言碎语里,人生苦短,要勇敢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要认定目标,干净挣钱,就要走下去。孩子读书没有后盾也是不行的,我不像你有工资,我只有努力赚钱,才能有选择的余地。”
去酒店上班后,帆姐有时下班晚,会有人开车送她回来。每逢三更半夜有车灯照射,好事的村人就会说:“晚上挣钱的回来了。”帆姐每次上班都穿着正装,而且,会化淡妆,得体的言谈举止怎么看都不像农村人。村里一些会唱歌的女孩子也想去帆姐工作的酒店寻找机会,无一不被家人阻拦:“那是咱应该去的地方吗,你要是去了那个地方,你这一辈子都没有好名声,以后就别指望找对象了!”
大约半年后的一个晚上,帆姐被一辆轿车拉了回来,一同来的还有她几个同事。轿车的喇叭声惊动了村民,大家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春明婶也过来了。下车的帆姐被人搀扶着,胳膊上打着吊针,神志还不清醒,浑身酒气。那几个同事穿着露骨,妆画得也很浓。“好心”的村民趴在魏诚耳边说:“大酒店啥人都有,你咋这么放心让她去那个地方?别等有一天弄得妻离子散啊。”魏诚不好反驳,只得说:“这哪是挣钱去了?分明是卖命去了!以后别去了。”
春明婶赶紧让他们不要胡说八道,她把村民赶回家睡觉,自己和魏诚一起把帆姐扶进屋里,给帆姐洗了热毛巾敷在脸上,弄了醋让帆姐喝了下去。好一会儿,帆姐才好了一些,断断续续说了事情的经过:
那天晚上,一个常客点“合唱”,手搭上了驻唱歌手晓雯的肩膀。晓雯不好发作,强忍着唱完,哪知那个中年男人又要她陪酒,还亮出加倍的小费。晓雯一仰脖灌了瓶啤酒,脸已变色,客人又来劲,倒满白酒,拍出千元现金。晓雯犯晕,要接杯,帆姐便一把拦住:“我是领班,护着歌手是本分,这酒我替她喝,钱一分不要。”
客人恼了,帆姐便问对方怎么才肯罢休。那人眯眼笑:“除非你一口气干了这杯白酒。”帆姐二话不说,仰脖子“咕咚咕咚”往下顺,脸霎时通红。男客拍桌叫好,把钱甩过来,帆姐却推回去:“唱歌给小费我们要,可是,这钱我们不能要,如果老板赏识,以后多点我们唱几首歌就可以。”
男客人见状,自斟一杯:“这杯酒我敬你,你这个领班够格。”
帆姐撑着回休息室就倒下了,浑身打冷战,还不愿去诊所,怕人笑话,硬要回家,才搞出了这么大动静。
魏诚脸色阴沉着说:“别人都说,去酒店的那些男人个个不怀好意,从明天开始,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
春明婶听出了魏诚的话外音,劝道:“别人不知道艺帆什么样,你还要胡乱猜忌?继不继续干,还要听听艺帆的说法,现在挣钱不容易,只要安全,洁身自爱,别管别人怎么说。”
“人言可畏啊,我不愿意听到那些话。”魏诚说出了心里话。
“别去管别人的嘴,做人要有远见,否则,永远走不出这个村!”帆姐说,“你放心,我是有底线的人,你只有信任我,咱们的日子才能越来越好,互相猜忌,最后只能分道扬镳。”
咂摸咂摸嘴,魏诚不说话了。
帆姐工作的那个酒店也就红火了两年,后来,酒店老板经常在酒店的房间聚众赌博,输钱后一些人心情不好,就打架斗殴,引起附近居民的极大愤慨。之后,酒店遭到附近群众举报被查封,帆姐才回了家。据说,有别的酒店想招聘帆姐去做领班,她拒绝了——因为小海要上小学了。
小海六岁那年和邻居的小孩玩,不知怎么就打了起来,帆姐发现时,邻居孩子已经给小海的脸上留下一条长长的血印。回家后,帆姐问儿子打架的原因,小海说那个孩子骂自己:“你妈是勾引人的狐狸精,专门勾引男人,挣男人钱。”魏诚听到这话,气得拿起一根棍子就要去找邻居,被帆姐一把拽住:“别人说什么都无所谓,那是他们的嘴。”
帆姐没有冲动地去找邻居,而是去小卖部买了好多孩子喜欢吃的食物,领着小海去到邻居家。一进屋,她就给孩子妈妈道歉:“你看,都是小孩子,我一时没看住,两个孩子就打起架来,来,姨看看有没有打坏哪里?”说着,就亲热地拉过邻居孩子,往孩子手里塞好吃的。看邻居孩子没受伤,帆姐说:“以后,你俩还是好朋友,好朋友之间不能打仗骂人。那样不礼貌,而且骂人的话很难听,我们大人之间都不说那样的话,小孩子就更不能说。你说是不是?”
吃着帆姐拿来的零食,邻居孩子点了点头。帆姐又把小海的手和邻居孩子的手放到了一起,转而对那孩子妈妈说:“那些难听的话都是孩子随便说的,我不会在意。远亲不如近邻,有事我们要互相帮衬,不能互相拆台。孩子之间可以打仗,咱们大人之间要团结啊。”说得那个孩子妈妈一愣一愣的。
事后,帆姐和大姐说了这件事。大姐知道,这是帆姐的自保,也是一种生存智慧。
从此之后,在村里如果遇到村里的女人,帆姐会热情地拉住她们的手寒暄几句,有时还会买些小物件送给她们。
转眼小海到了上学年龄,帆姐托人找关系给小海送到了县城小学。这在我们村又成了新闻——那时村里孩子去县城读书,只算寄读,没有学籍,还要交一笔“寄读费”。村民认为帆姐这么做就是在糟蹋钱,“在哪儿念书不都是一样,就看孩子是不是那块料”,就连魏诚也不赞成。可是帆姐有自己的坚持,她告诉魏诚:“古代孟母三迁是有道理的。”魏诚自知帆姐比自己文化高,有主见,所以也就不拦着。
儿子上学期间,大多是帆姐接送,一次下雨,我亲眼看到帆姐艰难地骑着自行车把小海接回来。她浑身湿透,而小海穿着雨衣,坐在后座紧紧地护着书包。在城里读书的小海那时浑身散发着书卷气,在村里遇见大人,一口一个“叔叔好,阿姨好”,遇见小朋友也会热情地邀请他们来家里玩。
小海小学毕业后,帆姐就按照自己的想法,让他去了私立初中,成了整个村子唯一一个去私立初中读书的孩子。初中毕业后,小海顺利考进了市里的重点高中(也就是我就职的学校)。也就在那一年,小海进入叛逆期,高一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成绩下降到班级四十多名。帆姐找到小海的班主任,才知道小海一个月前因为同学矛盾打了仗,之后就不爱学习,上课睡觉,老师怎么说都无济于事。
帆姐问小海事情经过,小海说,那个同学和他是同桌,有一次问小海数学题,小海给他讲了三遍他都没听明白,小海就开玩笑地指指他的脑袋,让他自己好好想想,自己转身去了教室外面。同桌认为小海是不愿意给他讲题并侮辱他,心存芥蒂。到处宣扬小海有狐臭的事,很多同学因此疏远小海。当同桌又一次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小海身上“有味”时,小海随口骂了一句:“你就是个混蛋!”同桌恼羞成怒,就把小海鼻子打出血了。
老师不分青红皂白把俩孩子叫到办公室批评了一顿,说小海不应该骂同桌。小海认为老师只是象征性地说了同桌几句,处理得不公平,对自己受的伤轻描淡写。后来,又听说同桌的家长在一个单位担任领导,曾经给老师“表示过”。他便对老师有了看法,不愿意学习,说只要在这个班,自己肯定学不好。
帆姐沉默了一会儿,告诉儿子要正视自己的生理缺陷,慢慢治疗。而后,她找到年级领导,把事情的经过委婉地说了一遍,最后拜托领导给小海换个班级——怕给我添麻烦,帆姐并没有找我。
在帆姐的请求下,领导给小海调了班。因为落下了很多课,帆姐又找老师“一对一”给小海补课。很快,小海的成绩赶了上来,直到高中毕业,稳居班级前十。那时还没有补课的风气,但是帆姐在给老师的“补助”上出手大方,老师们都很卖力。帆姐说,幸得做豆腐和做领班时赚的钱派上了用场。
可不知道是谁事后把这件事添油加醋进行演绎,说为了儿子能转班,帆姐陪学校领导睡了一觉,然后,领导就同意了,并给小海安排了一个好同桌。那人说得有鼻子有眼,说某天看见帆姐打扮得花枝招展,打车就去了市里的重点高中,那个领导就在单位门口等帆姐,帆姐一到,两人就打车去了市里的旅馆……
也是在小海升入高中那一年,魏诚的母亲去世了,帆姐便把老公公接到家里照顾。那时魏诚在市里一家超市当理货员,帆姐经管小海学习之余,也要照顾公公——公公有轻微的脑血栓,虽然能行动,但腿脚不是很方便。
帆姐家四间房,从左数第一间是卧室,第二间是厨房,第三间和第四间是两间紧挨着的卧室,人们习惯称为“里屋”和“外屋”。公公住外屋,帆姐在里屋,为了增加收入,帆姐把左边第一间卧室租给了一个外村人,租金一年两百块钱。租客是个单身汉,个子不高,长得细皮嫩肉,跛脚,在我们村开了一间小诊所,我们都叫他“小大夫”。之前“小大夫”骑着自行车在两个村之间来回跑,听说帆姐有房出租,马上就租下了,因为帆姐爱干净,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很适合开诊所。
见“小大夫”有时忙得顾不上做饭,帆姐就会让他和公公一起吃,刚开始“小大夫”不好意思,总会送给帆姐一些治疗头疼脑热的药,后来和帆姐熟悉了,知道帆姐是什么样的人,就不再客气了。
一天,公公有事出门,到了午饭时间,“小大夫”还在忙,帆姐就给“小大夫”做了点花卷和蛋花汤。“小大夫”旁若无人地大口吃呢,就被前来买药的村民看见了,尴尬得说不出话来。
恰巧帆姐在那一年又怀孕,这回,流言来得更猛了,都说魏诚每天起早贪黑,回家倒头就睡,这个孩子的爸爸肯定另有其人,谁呢——村人戛然而止:“那肯定是离得近,方便在一起的呗。”
这话传到了魏诚耳中,回到家,魏诚没有直接问帆姐,而是说,那间卧室不想再出租了。
帆姐问魏诚:“你是不是听到啥了?”
魏诚说:“知道还问。”
帆姐没有和丈夫理论,而是找到公公,把魏诚的意思表达清楚。公公一听对着魏诚就说:“你是相信别人的嘴,还是相信我的眼睛?自打我来你们家,艺帆像闺女一样照顾我,艺帆是什么样的人我看得一清二楚。你们结婚这么多年,难道你没看清?你呀,啥事都拎不清,你就是个傻子,别人说啥你都信!”
稍微停顿,公公又说:“如果你不想和艺帆过,那你就走,我可舍不得艺帆这个闺女。”说着,公公就往外推魏诚。见爸爸这么说,魏诚知道错怪了妻子,赶紧道歉:“我错了,我不该听信别人的谗言。”
“小大夫”也因为这事很是不好意思,想搬走。魏诚亲自对“小大夫”说:“兄弟,你就在这好好待着吧,我都没怕,你怕啥,你给我们村看病带来了方便,我们都要感谢你呢。”
怀胎十月,英子出生了。可是,这孩子口唇青紫,吃奶也费劲,帆姐抱着英子去省城医院,诊断为先天性心脏病,医生说活不过十岁。听到医生这么说,帆姐差点晕倒。
英子长大一些后,帆姐发现女儿在智力上也不如正常孩子。帆姐后来告诉我大姐:“刚开始接受不了现实,可是,一想到我是孩子妈妈,我就坚定起来,我要拼尽全力照顾好我的孩子,活一天就让她做一天快乐的天使。”
从此,帆姐既要照顾老人,还要照顾女儿。智力低下的英子,一身干净的衣服不一会儿就弄脏,帆姐只能不停地给她换衣服。即便如此,帆姐也还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整个家也总是干干净净。村民撇着嘴:“都这样了,还不忘打扮自己,还想勾引男人。”
这些话传到帆姐的公公耳中,老人就直接找到春明婶,要为儿媳正名。之前,公公数次要去找那些说闲话的人,都被帆姐制止了,这次,公公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春明婶一听也很生气,找到村长和德高望重的三伯,认为有必要治理一下村里长舌妇的行为,否则村风会越来越差。
村长把那些长舌妇召集到村委会,专门开了个会,义愤填膺地说:“全国上下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你们倒好,孩子没教育好,自己的嘴也没管好,如果这样下去,这个村子会变成什么样?!”
三伯接着说:“艺帆是个好孩子,我们看着长大的,在各方面都起到了表率作用,尤其是在教育孩子和孝敬老人这两个方面都值得大家学习。我们村离市里近,大家没事时想想干点啥,不要整天把心思都用到说闲话上。”
这件事在当时轰动了整个村子,这也是我们村历史上第一次因为制止扯闲话而专门开会。村长的态度得到了村民的一致支持,但是帆姐似乎对这些闲言碎语没什么反应,该怎么做还怎么做,仿佛那些流言和自己无关。
大生和二生结婚后各生了一个闺女。种地收入有限,他俩也跟着村里人一起外出打工。可是,两人到了外边总是吃亏,一年到头挣的钱,比在家种地也没多多少。回来后,二嫂整天不给二生好脸色看。
两个嫂子对孩子都不上心,尤其是二嫂,经常打骂女儿,考试成绩糟糕,就不让孩子吃饭,让孩子的逆反心理更加强烈。帆姐有心替两个嫂子教育孩子,可话一出口,二嫂当时就把脸沉了下来:“我对孩子的要求不高,只要以后是个正派人,别在结婚前跟男人睡觉就行,其他的我也就不求了。”
和二嫂不同,大嫂性格朴实,经常和帆姐这个小姑子聊天,有时孩子不听话,也会领到帆姐家,让帆姐开导。大侄女和帆姐的关系不错,平时很听姑姑的话,怎奈智力平平,初中毕业后说啥也不去读书了。在帆姐的指点下,大侄女学了美容美发,倒是很有悟性,很快就能自食其力了。
二嫂的闺女在学校早恋,不好好学习,被老师找了家长。二嫂觉得没面子,回来后就说孩子早恋是“随根儿”,“不随好人,谁不好随谁”。因为不服母亲管教,二侄女初中没毕业就和男朋友私奔,气得二嫂扬言要和孩子断绝母女关系。可孩子并不害怕,最后,还是二嫂在孩子面前服了软,口头上承认了孩子的恋爱关系——初中毕业后,两个孩子就去南方打工了。
小生小时虽然淘气,不好好学习,但是,结婚后生的儿子却很懂事,头脑也聪明。小生认同姐姐的教育理念,经常和帆姐探讨教育孩子的心得。他起初看不惯两个哥哥,自己出去打工时也不带着他们,后来看两个哥哥总是被欺负,帆姐就对小生说,无论怎样,都是手足,别计较了。
自从小生带着两个哥哥出门打工,大生和二生的收入才好起来。
2007年,小海考上一所重点大学,读的是当时热门的土木工程系。那一年,村里共有3个孩子参加高考,另两个孩子走的是专科。看着小海的录取通知书,羡煞了另两个妈妈。
帆姐为小海举办了“升学宴”,全村人几乎都来了,酒席摆了三十多桌。二嫂破天荒主动来帮帆姐忙,看着二嫂的表面功夫,帆姐也不点破,就像之前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帆姐也邀请了我。那天,帆姐打扮得很漂亮,村人无一例外说着恭维的话,就连那些平时在背后嚼舌根的人,也说了很多祝福的话。
孟婆婆和帆姐的妈妈坐在一起,吃饭时,孟婆婆把小海叫到跟前,从兜里掏出一百元钱。小海不要,孟婆婆坚持要给,帆姐让小海接下了。稍后,小海站在场地中间,在感谢乡亲们的同时,特别感谢了魏诚和帆姐:“没有爸爸和妈妈,就没有我的今天。爸爸和妈妈就是我头顶的天。”说着,小海朝着魏诚和帆姐的方向深深鞠了一躬。
小海在后面发言中提到这样一件事:一次,帆姐骑着自行车送小海上学,天冷路滑,帆姐连人带车全部摔倒,但是,帆姐硬是让小海倒在了自己身上,而她膝盖着地,摔成了半月板损伤,现在一遇到阴雨天,或者负重,膝盖总是隐隐作痛。
台上,小海眼含热泪;台下,人们不住唏嘘。作为感谢,帆姐领着小海给每张桌的客人都敬了酒。人们纷纷感慨小海懂礼貌有出息。到我跟前,小海对我鞠了一躬:“谢谢舅舅高中三年对我的教导。”——高三时,我教过小海,经常找他聊天,鼓励他。对此,帆姐对我感激不尽,在村里逢人便说我对小海的照顾。
“反省反省吧,为什么艺帆能把孩子教育得那么成功。这就叫有正事。”听着春明婶的话,那两个孩子考上专科的妈妈眨巴眨巴眼睛,什么都说不出了。她们对当年帆姐送小海去市里幼儿园、小学曾不屑一顾,总爱在背后说帆姐的闲话。
听我大姐说,酒席结束,帆姐把孟婆婆留下来住了几天,给孟婆婆从里到外都换了新衣服,临走时,帆姐给孟婆婆兜里揣了三百元钱。
两年后,小生的儿子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成了村里第一个去北京读书的大学生。
小海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南方,结婚成家,儿媳懂事,没要彩礼。
英子在2017年十三岁那年因心脏功能衰竭没了。一年后,帆姐的公公因不慎摔倒致脑血栓病情加重,抢救无效后也去世了。孟婆婆离世后,帆姐给他买了一整套体面的老衣。
亲人相继离去,帆姐心里悲痛,可是只要出现在公众场合,她依旧会打扮得体,面带微笑。2019年,小海和妻子邀请父母去南方住,帆姐低价卖掉了村里的房子,和我大姐和春明婶告了别。
说起这些年,我大姐感慨地说:“这些年在村里住真是难为了你。”
帆姐云淡风轻:“我的愿望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把孩子培养成才。别的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也扰乱不了我的内心。有些事情不需要争辩,结果自会告诉大家答案。”
帆姐最后说:“人生只能专心做一事,为什么要听那些不相干的声音呢,只会徒增烦恼。”
此后,很少有关于帆姐的消息传来,人们只偶尔从小生那里听到只言片语,知道帆姐和儿媳相处得很好,生活得也很幸福。
帆姐的房子换了新主人,村里那些长舌妇偶尔还会对着帆姐的老房子发呆,仿佛在琢磨:在流言中摸爬滚打的帆姐,究竟是靠什么活成了人生赢家?
编辑/唐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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