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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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68年春天，一支农民骑兵的前锋，抵达了离北京城只有几十里的地方。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连夜下令关闭九门，连发十二道金牌调兵勤王。
这不是英法联军，也不是太平天国，这是一支连地盘都不抢、连皇帝都不想当的队伍，他们叫捻军。
很多人觉得咸丰、同治年间大清最大的威胁，是盘踞南京、自称天王的洪秀全。确实，太平天国把大清折腾得够呛，曾国藩、李鸿章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个最大的“肿瘤”给切了。
可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一种更可怕的“病毒”已经悄悄流遍了帝国的全身血管。
捻军没有太平天国那样的政治纲领，也不热衷于占领城市。它就像一股卷着黄沙的狂风，在华北平原上闹了十多年。它用一种清朝统治者完全没法理解的方式，把大清最后的精锐，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活活遛死在了麦田里。
把刚刚走上神坛的曾国藩，逼得焦头烂额，主动辞职。甚至在最后的时刻，还以一种同归于尽的姿态，兵锋直指北京城下。
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这支比太平天国更让清廷绝望的军队，到底有多可怕～
流寇的降维打击
要理解捻军，刚开始得先弄明白一个字，“捻”。
这个字，在今天的普通话里不太常用，但在清代中期的淮北地区，是个再通俗不过的土话。清朝官方的史书《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里，有最直接的解释：
捻者，淮、徐、陈、亳间乡民聚众之名也。
简单说，就是一小撮、一小股人的意思。比如几个人凑一伙，就叫“一捻子”。
刚开始的捻军，根本没什么宏大理想，他们就是天灾人祸下活不下去的农民。淮北地区十年九灾，官府盘剥又重，老百姓吃不上饭，只能几十个人一伙，拿着农具去抢地主大户。
这种小规模的武装团伙，就是捻党的雏形。
如果说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就奔着“建立地上天国”这个目标去，像一个玩“基地建设”的战略游戏玩家，打下一座城，就守一座城。
那么捻军，则完全是另一个物种，他们是极限“跑酷玩家”，核心战术只有一个字：快。
捻军几乎完全骡马化，在广阔无垠的华北平原上，几万甚至十几万骑兵，一人双马甚至三马，机动力达到了古代军队的巅峰。而他们的对手清军呢？主要是步兵，拖着沉重的火炮和后勤辎重，两条腿永远追不上四条腿。
于是，晚清战场上最让官军崩溃的战术诞生了，“打圈子”。
捻军从不与清军主力硬碰硬。你大军压境，我就化整为零，跑得无影无踪；你安营扎寨，我就夜里派小股部队来骚扰，让你睡不好觉。
等你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准备撤退时，我就突然集结主力，从你最薄弱的地方狠狠咬上一口，然后再次消失。他们就像狼群，不断地消耗着清军这头笨熊的体力，直到把它彻底拖垮。
这种战术，对付笨重的八旗、绿营，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国之柱石的崩塌
如果说捻军只是让地方官头疼，那还不够格撼动大清的根基。真正让朝廷感到彻骨寒意的，是1865年在山东曹州发生的高楼寨之战。这一战，大清国最后的军事支柱，被捻军硬生生折断了。
这根柱子，就是博多勒噶台亲王·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是晚清满蒙贵族里还能打的猛将中，为数不多的一位。他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于大沽口重创英法联军，也在北方擒杀了太平天国北伐军主将林凤祥、李开芳。
在清廷眼中，他是八旗最后的颜面，是镇压内乱的“国之柱石”。
太平天国被剿灭后，清廷便把僧格林沁和他手下最精锐的数万蒙古马队派往华北，专职对付捻军。僧格林沁的战法，就是传统的骑兵对冲，他想用自己精锐的骑兵，和捻军来一场硬碰硬的决战。
但他完全想错了，捻军的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等人，都是把“遛狗”战术刻在骨子里的高手。他们带着僧格林沁在山东、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兜了几个月的大圈子。数万清军被拖得人困马乏，粮草不继。
1865年5月，僧格林沁追击捻军至山东高楼寨。当时天降大雨，道路泥泞得连马都站不稳，清军的火炮全泡了汤，成了摆设。捻军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四面合围，喊杀声震天。一场激战下来，僧格林沁的主力全军覆没。
关于这位亲王的死，官方史书《清史稿·僧格林沁传》为了维护体面，记载得非常简略：
夜半突围，行至吴家店，马蹶，卒于阵。
意思是半夜突围，跑到吴家店这个地方，马摔倒了，战死在阵中。
但官方史书不愿细说的部分，往往藏在更原始的档案里。根据当时被俘捻军的审讯记录和地方志的交叉印证，真相远比这十个字惨烈：
精疲力竭的僧格林沁在突围中与卫队失散，躲进一片麦田，最终被一个年仅十六岁的捻军小兵张皮绠发现并杀害。
一个十六岁的捻军小兵，亲手终结了满清两百年的军事骄傲。
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动。史书记载是“折其柱石，中外震恐”。慈禧太后在朝堂上失声痛哭，她哭的，不仅仅是一个亲戚的死亡，更是满蒙军事贵族集团的彻底落幕。
从这一刻起，她和整个清廷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八旗、绿营已经烂透了，蒙古铁骑也打光了。想要维持统治，只能彻底依赖汉人地主武装。
于是，刚刚平定江南的曾国藩，被推到了前台。
曾国藩的至暗时刻
曾国藩接到“督办剿捻事宜”的任命时，正值人生的巅峰。他一手创建的湘军，被誉为“中兴名臣”，他的“结硬寨，打呆仗”战术，更是被奉为平乱宝典。
面对神出鬼没的捻军，曾国藩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只不过这次的规模更大了。他制定了“画河圈地”的策略。
简单说，就是在黄河、运河、沙河等几条大河之间，深挖壕沟，高筑围墙，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调集重兵，逐步压缩，企图把捻军这群“野马”困死在包围圈里。
这个计划，理论上天衣无缝。曾国藩动用了几十万民夫，耗费了无数钱粮，修筑了上千里的“防线”。
但结果呢？
捻军根本不按他的剧本走。这条看似坚固的防线，对步兵来说是天堑，但对捻军的骑兵来说，找到一个薄弱点，一个冲锋就过去了。
1866年，捻军主力轻易突破了曾国藩苦心经营的“周家口防线”，再次龙归大海，继续在平原上驰骋。
这一下，曾国藩的脸面彻底挂不住了。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充满了无奈和沮丧，承认捻军“倏忽数百里，行踪靡定”，自己的战术完全失效。
这位一辈子以“坚忍”著称的“完人”，在剿捻战场上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滑铁卢。他的湘军，习惯了打阵地战、攻城战，面对这种完全不讲道理的对手，一身的本事使不出来，就像一个重量级拳王，却被一个灵活的游击队员搞得晕头转向。
最终，心力交瘁的曾国藩，只好上奏朝廷，引咎辞职，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了自己的学生，李鸿章。
最后的疯狂：直捣黄龙
李鸿章接手后，吸取了老师的教训。他组建了以洋枪洋炮为主要装备的淮军，并且购买了大量马匹，针锋相对地组建了骑兵部队。
同时，他利用新式的电报和发达的运河水运，在情报和后勤上占据了优势，最终在1868年1月，将东捻军主力包围在山东，并将其剿灭。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大局已定的时候，西捻军统帅张宗禹，上演了晚清历史上最悲壮、最疯狂的一次军事冒险。
张宗禹最初率军东进的目的，是为了救援危在旦夕的东捻军。然而，在他进军的途中，却传来了东捻军已经全军覆没的噩耗。此时的西捻军，后路已断，前途渺茫，成了一支无家可归的孤军。
在绝望之下，张宗禹做出了一个让整个大清朝廷倒吸一口凉气的决定：放弃所有目标，孤注一掷，直捣清廷的心脏，北京。
1868年春天，这支复仇之师从陕北出发，一路突破清军的围追堵截，以惊人的速度插入直隶平原。几天之内，捻军的前锋就抵达了京师的南大门，距离卢沟桥仅有几十里地。
北京城内一片恐慌。官方史料记载，当时“京师戒严，九门尽闭”。清廷连发十二道金牌，十万火急地命令正在山东的李鸿章、正在陕西的左宗棠，以及各路兵马，火速率军“勤王”。
紫禁城里的慈禧，恐怕又想起了八年前被英法联军吓得逃往热河的狼狈情景。
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军距离权力中心最近的时刻之一。张宗禹的这次行动，已经不是为了争夺天下，而是一种决绝的、不要命的冲锋。
虽然，最终因为兵力悬殊和后勤断绝，张宗禹的部队在李鸿章、左宗棠等各路大军的合围下，于茌平一带全军覆没，他本人也投水自尽（一说下落不明）。
但是，捻军用这最后一次疯狂的冲锋，给清朝的统治者们，留下了永恒的心理阴影。
老达子说
捻军从头到尾没有想过要坐江山，但讽刺的是，他们不坐江山，却把大清的江山给晃松了。为了剿灭这支跑得比谁都快的队伍，清廷不得不把军权和财权交到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汉人手里。而恰恰是这些汉人军队，四十四年后，变成了压垮大清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抢地盘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他不要你的位子，他要的是你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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