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彭蠡湖的演变与湖区水路交通|彭蠡湖|水路|洪州|石湖|赣江|鄱阳湖

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

【摘要】本文支持唐代鄡阳平原存在说，认为唐前期该平原沼泽化尚不严重；唐中后期始随着彭蠡湖水南侵加剧迅速湖泊化，先后在平原南部及鄱江下游鄱阳山一带形成担石湖和鄱阳湖。两湖在唐末五代有扩大相接的趋势，至北宋前中期始连成一片，使平原的西南及中部地区季节性沦为湖。唐代彭蠡湖区的水系除余水分出两支外，其他河流变化不大，总体延续汉晋以来分布格局，各河在鄡阳平原汇入赣江后，经婴子口北注于湖。在此基础上，唐代彭蠡湖区形成：（1）由彭蠡湖入赣江至洪州水路；（2）由赣江入修水至建昌水路；（3）由赣江入鄱水至鄱阳水路；（4）由赣江主流入余水至余干水路；（5）由余水支流经担石湖入赣江支流至洪州水路等五条干道，构成湖区纵横交错的水路交通网。

【关键词】唐代；彭蠡湖；鄱阳湖；鄡阳平原；水路交通

位于今江西北部的古彭蠡湖，总纳赣、抚、信、饶、修、缭等水，北注于江，形成一个以湖区为中心、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是古代江西、长江中游乃至整个南方地区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历史意义重大。然此一枢纽并非古来如此，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且复杂的演变过程。显然，不同时期彭蠡湖区的水地环境并不相同，其联通诸河、发挥交通枢纽的作用亦不同。以往的研究多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探究整个彭蠡湖流域的水陆交通路线，较少关注湖区的情况。尤其是忽略了唐宋时期彭蠡湖的扩张与演变。在探讨唐代彭蠡湖的交通问题时，往往笼统地将其视作宋以后乃至于今日之鄱阳湖。少数学者虽注意到结合彭蠡湖的演变来探讨湖区的交通问题，但对唐代彭蠡湖演变的看法并不准确，由此得出的一系列观点亦多有待商榷之处。

探究彭蠡湖区的交通问题，确须在厘清湖区湖泊、水系演变及分布情况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比较可靠的认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前人有颇为丰硕的成果，不过仍存在不少分歧和亟待厘清。这些分歧与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唐代彭蠡湖区真实面貌的还原，以及湖区水陆交通问题的探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对唐代鄡阳平原是否存在这一关键性问题进行讨论，然后研究唐代彭蠡湖区的沼泽湖泊化及水系分布情况，进而探究湖区的水路交通情况。至于陆路交通，限于篇幅，当另作专文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

唐代鄡阳平原存没考实

古代鄱阳湖的演变，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长江北岸的彭蠡古泽逐渐萎缩、湖口断陷的古赣江逐步扩展成较大水体，发展成为彭蠡新泽（约相当于今天的鄱阳北湖）的时期；二是以刘宋永初二年（421）鄡阳县的撤销为标志，显示彭蠡泽水越过婴子口（老爷庙、杨家山之间），促使鄡阳平原逐渐沼泽湖泊化，形成今日鄱阳湖主体部分南湖的阶段。前一个阶段的演变，学界意见比较统一；后一个阶段，对鄱阳南湖形成的具体时间及过程，各家之说却存在较大分歧，有南朝末初唐说、唐末五代至北宋说、隋朝说、唐代说等不同看法。其中，前两种观点分别由以苏守德等为代表的自然地理学者和以谭其骧、张修桂等为代表的历史地理学者提出，是早期有关此问题研究的代表性看法；后者的研究引证扎实，尤为学界所广泛认同。

近年的研究则表明，上述两种代表性观点均存在问题。前者，据刘诗古、吴修安检讨，不仅史料考证不够严谨，而且使用的钻孔资料由于没有给出湖相淤泥层形成的具体时间，以及缺乏对鄱阳湖季节性变化的分析，很难作为彭蠡湖扩张的证据，结论难以令人信服。后者的问题在于引用《太平寰宇记》中的几条关键史料并非乐史原文，而是后人窜入的“伪文”，反映的并非宋初的情况。刘、吴均发现这个问题，重新对鄱阳南湖的形成进行研究，提出新的观点。二者对于鄱阳南湖最终形成时间的看法相似，但对于鄡阳平原何时被淹这一问题仍存争议。吴氏基于对唐代担石湖的考察及《史记索隐》注文的新解，推断唐前期鄡阳平原已沦陷为湖，唐中叶的担石湖已是洪、饶之间的大型湖泊。刘诗古则认为唐中叶的担石湖只是一个横陈在洪、饶之间的较大水体，“实地去过鄱阳湖的人都应该知道，在丰水期只要孤舟进入一个小湖汊，就可以感受到湖水的浩渺无涯，加上四周都是平原，更显湖面的广阔”，故不能把担石湖视为一个与现今鄱阳湖相似的大型湖泊，否定吴说。刘并认为，至唐末五代彭蠡湖水才越过松门山向鄡阳平原扩张，与南部的担石湖相接。即认为唐代鄡阳平原仍然存在，与张修桂等人的观点相同。

笔者认为从目前总的研究来看，唐代鄡阳平原存在说证据更加充分。吴氏除了夸大唐代中叶担石湖的规模之外，对《史记索隐》注文的解读亦不能成立。此乃吴氏关于唐代彭蠡湖演变及交通问题立论之基础，而学界至今未有回应，故笔者于此略作辩驳，以进一步证实唐代鄡阳平原的存在。

据《史记·东越列传》载，汉元鼎六年东越王余善“发兵拒汉道”，“入白沙、武林、梅岭”，唐司马贞注曰：“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阳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阬。东南八十里有武阳亭，亭东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当闽越之京道。”张修桂等认为，白沙即《寰宇记》所载鄱阳县西水路一百二十里之白沙，在今鄱阳湖中南山以北一带；武阳亭所在之武阳，即《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记载的鄱阳县西南之武阳乡，治在今康山东侧的鄱阳湖中；武林即今余干县东北石口镇一带的武陵山。将白沙、武阳亭、武林等定位在余水古河道的下游沿岸，再根据“今当闽越之京道”一语，推断鄡阳平原至隋唐仍然存在。

然吴修安认为张氏的定位存在根本性的错误，主要的反证有两个：一是据《寰宇记》等载，饶州西至洪州担石湖中流为界一百七十里，而鄱阳白沙在县西一百二十里；又洪州东北至饶州水路四百四十里，至饶州界二百七十里，亦超过豫章北二百里，故在赣江下游白沙景观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司马贞所注之白沙与乐史所载之白沙乃在洪、饶各自境内，并非一地。二是张氏在考证武阳亭的方位时，将《汉书》等记载的黄金采作为参考，认为黄金采的金沙来自赣、抚两河上游的大庾岭与武夷山，以此推断黄金采在康山西侧的赣、抚古道下游，武阳乡则在与黄金采相对的康山东侧。吴氏则认为大庾岭、武夷山并非江西传统的黄金产地，反倒是鄱江支流乐安江的上、中游有黄金出产的记录。黄金采的金沙应该来自乐安江，其地点当在鄱江下游，故武阳乡治的位置也不可能在康山周边。

在否定张说之后，吴氏并提出新解，认为司马贞注文中“东南八十里有武阳亭”之前的主词不是白沙，而是豫章，应解读为：白沙在豫章北二百里，武阳亭在豫章东南八十里，武林在武阳亭东南三十里。吴氏此说论证颇繁，其中比较重要的论据有两条：其一，吴氏根据明代方志记载的新建县北八十里白沙口，有支流“西北流五十里至昌邑王故城，东南至神塘湖，转流入慨江口，又入大江”之记载，推测其下游河道走向与《水经注》所载之海昏江一致，昌邑城至慨江口的海昏江下游地区在唐代亦是白沙堆积之地，也即唐代豫章郡北的白沙所在。其二，吴氏依据《元丰九域志》洪州南昌县载有武阳水，结合宋代此水设有武阳渡、明清设有武阳驿等信息，推测武阳水、武阳渡与武阳亭有关，是因武阳亭而命名。据此新解，司马贞所谓的“闽越之京道”乃自信州经饶州余干至南昌进贤，度武阳水至洪州，再经昌邑附近的白沙口北上。

笔者以为无论是对张说的质疑，还是对司马贞注文的新解，吴氏的观点均难以成立。

首先，关于白沙。吴氏所疑有一定道理，但司马贞明确记载白沙接鄱阳界，不应有误。问题出在吴氏对洪、饶间里至的理解上。众所周知，唐宋地志所载之四至八大多为道路里程。志载饶州西至洪州担石湖中流为界一百七十里，当指鄱阳至担石湖的水路里程。据刘诗古考证，唐中叶的担石湖北界在今南矶山以北一带。可知若走水路，自鄱阳至担石湖需经鄱水到达鄡阳故城附近后，转余水、赣江南支方能达到，中间要绕一个弯。同理，洪州至担石湖应当也是水路里程。根据谭其骧等还原的汉唐鄡阳平原水系图，洪州若经赣江主流至担石湖，东北至鄡阳故城附近后，需往南溯余水及赣江南支方能到达，其间亦有一个转弯。乐史载担石湖在洪州东北，“水路屈曲二百六十里”，即此水路里程。白沙当在这两个转弯处附近，如此顺赣江至白沙二百里，再南行六十里抵达担石湖，共二百六十里；顺鄱江至白沙一百二十里，再南行六十里至担石湖，共一百八十里，与洪、饶二州至担石湖的水路里程均相合。这就是白沙虽在洪、饶交界处，而志载两州里至却显示其在各自境内的原因。

至于吴氏新解认为白沙在豫章北昌邑城一带，亦不能成立。据乐史载，昌邑城在洪州北水路一百三十七里，此与司马贞记载的白沙在豫章北二百里不合，即知吴氏推测不确。即便里数偶合，此地距鄱阳甚远，与司马贞谓白沙接鄱阳界亦不合。

其次，关于黄金采和武阳亭。诚然，古代的乐安江是饶州重要的沙金产地，但这不代表江西其他河流没有沙金。赣江支流贡江上游的瑞金，在唐代就是重要的淘金地；抚河流域的临川县，唐代亦有金。北宋“凡产金有商、饶、歙、抚四州，南安军”，抚州、南安军分别对应抚河中游和赣江上游，乃是全国性的重要产金地。可见赣、抚流域同样富含金矿，只因开发较晚，不见于早期史籍记载而已。张修桂等对黄金采的论证没有问题。吴氏新解认为武阳亭在豫章东南，即宋代南昌县东南武阳水一带的武阳渡、明清武阳驿所在。然武阳水在南昌东南四十里，武阳渡在东南三十五里，武阳驿在东四十里，均与司马贞记载的东南八十里不合，可知宋以后南昌东南的武阳渡、武阳驿与司马贞记载的武阳亭无关。

总之，吴修安基于对担石湖的考察及司马贞注文的解读，得出唐代鄡阳平原沦陷为湖的结论不能成立，张修桂、刘诗古等人的观点是可信的，唐代鄡阳平原仍然存在。

二

唐代鄡阳平原的沼泽化与湖泊化

唐代鄡阳平原虽未被淹，亦非静止不变，而是处在一种不断沼泽湖泊化的过程中。鄡阳平原的沼泽、湖泊化早在南朝以前即已开始，但这个过程大概非常缓慢，直到唐代仍在进行。那么，唐代鄡阳平原的沼泽湖泊化情况如何？具体是怎样一个过程？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基本厘清了唐代彭蠡湖的演变情况。对此，主张鄡阳平原仍然存在的张修桂、刘诗古等均有探讨。后者的研究尤为细致深入，不过其中有些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1.关于唐前期鄡阳平原的变化情况

这方面的材料比较匮乏，张修桂主要依据鄡阳县的废除，推测南朝隋唐时期的鄡阳平原沼泽化已相当严重，大部分地区不宜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刘诗古则根据两条明清方志材料，推断隋唐之际的鄡阳平原在逐渐向沼泽、湖泊发展。比较而言，刘说较谨慎可信，然未免笼统。笔者认为，唐前期鄡阳平原确在向沼泽、湖泊化发展，但程度当不算太严重，应该还未到大部分地区不宜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步。理由如下：

第一，鄡阳县的废除，不能证明整个平原已严重沼泽化。鄡阳县设在赣江之滨，位于余、鄱两水入江附近，地势本不高；而彭蠡湖乃季节性湖泊，湖水季节性入侵导致的江河泛滥，即便时间不长，规模不大，也有可能波及鄡阳城，使其被撤，并不需要等到整个平原严重沼泽化才被废除。据《水经注》载：“赣水又历钓圻邸阁······旧夏月，邸阁前洲没，去浦远。景平元年，校尉豫章，因运出之力，于渚次聚石为洲······洲里可容数十舫。”此钓圻邸阁即南朝在外与豫章仓、钱塘仓并属大贮备之处的钓矶仓，地在鄡阳县西南不远处（见下文）。景平元年（423）已是鄡阳撤县的第三年，而作为江西重要仓储中心的钓圻邸阁却仍然存在，并且得到维护，即表明鄡阳县的废除只能说明随着湖水入侵，此地已不大适合作为县治，不代表整个平原发生了巨变。现在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今周溪泗山一带有不少唐代窑址，说明直到唐代鄡阳故城周边地区仍有大量居民存在。而据张修桂考证，鄡阳县辖境与豫章郡其他县相比，“实在显得太小”。这或许是它被撤、并入他县更为重要的原因，而不仅仅是水侵的结果。

第二，唐前期彭蠡湖水侵入鄡阳平原还比较有限。司马贞提到的闽越入京道所经之白沙，几乎位于平原的中心。若司马贞时代此平原已严重沼泽化，那么驿路似不可能经此而过。又张九龄诗《自彭蠡湖初入江》，写他于开元十五年（727）自东都南下赴洪州任、由彭蠡湖入赣江时的情景。刘诗古据此推断唐前期鄡阳平原北部尚未沦陷为湖。其实此诗透露的信息还不止此。张九龄于三月十三日获得任命，最快也要二十多天抵达洪州，则他经过彭蠡湖最迟也已是四月上、中旬（西历五月上旬），其时彭蠡湖已进入汛期较长时间，而最先受到湖水侵蚀的婴子口至松门山一带仍是江河平原景观，即说明当时湖水入侵还比较有限。在鄱阳湖盆地总体呈现南高北低的情况下，侵入松门山以南区域的湖水恐怕更为有限。

第三，文献记载显示，唐前期鄡阳平原还存在比较普遍的森林景观。南宋史定之《鄱阳志》引王德琏《鄱阳记》曰：“（古鄡阳县城）周三百步，东西南三面接连平林，城高一丈二尺······”王德琏乃高宗时人。《鄱阳记》又作《饶州记》，是在他“幸因随牒，谬齿周行，览原隰之形，访古人之迹”的情况下写成的，所载皆为当时之事。他的这条记载显示，唐高宗时期的故鄡阳城东、西、南三面均与平林相接。这三面地势卑低，今均没于湖中，而当时竟有森林存在，亦证明彭蠡湖水入侵还比较有限，沼泽湖泊化当不会太严重。

鄡阳平原的森林景观至唐中期仍有遗存。《博异志》载：“（许汉阳）贞元中舟行于洪、饶间。日暮洪波急，寻小浦濡入，不觉三四里，到一湖中，虽广而水才三二尺。北行一里，见湖岸竹树森茂，乃投以泊舟······至平明，观夜来饮所，乃空树林而已。汉阳解缆，行至昨晚濡口江岸人家，见十数人。”汉阳舟行所经，地处洪、饶之间，有河有湖，应属鄡阳平原。其中提到的“竹树森茂”就在湖岸间，而非山冈丘陵中，说明这一片地区还有比较丰富的森林景观残存。这条材料还显示，即便到了湖水入侵比较严重、湖泊化比较明显的中唐时期，鄡阳平原仍有不少人居住。这些都间接说明当时鄡阳平原沼泽化还不太严重。

2.关于唐中后期鄡阳平原的湖泊化

自唐中叶以后，有迹象表明彭蠡湖水比较大量地侵入平原，加速其湖泊化。最明显的迹象是平原出现一个比较大的湖泊担石湖，首见于刘长卿诗《夕次檐（担）石湖梦洛阳亲故》，稍晚的窦叔向亦有诗《过檐石湖》提及。从两诗描述的景观来看，中唐时期的担石湖颇为辽阔，鄡阳平原已出现比较明显的湖泊化迹象。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唐中后期彭蠡湖周边地区出现大量用于防洪的堤、塘等水利工程（见表1）。研究者认为，这种水利工程集中于湖区的现象缘于彭蠡湖扩张，影响到湖泊蓄洪、泄洪功能，连带注入彭蠡湖的赣水、余水、鄱水水位被抬高。”这是有道理的，也间接反映了唐中后期彭蠡湖水有加剧漫涨向鄡阳平原倒灌入侵的态势，鄡阳平原的湖泊化，正是在这样的态势下发展演变的。

随着湖泊化的加剧，唐末五代鄡阳平原又出现鄱阳湖，首见于贯休诗《春过鄱阳湖》，次有韦庄诗《泛鄱阳湖》提及。据二人诗词描述，当时的鄱阳湖亦十分广阔。此湖据王象之载，乃因湖中有鄱阳山而得名，则必近鄱阳山。鄱阳山即今长山，在鄱阳县西北一百一十五里的鄱江下游地区。又据刘诗古考证，唐中期担石湖的北界已越过南矶山，南界位于余干支流水口的邬子港，东界在豫章郡与鄱阳郡的交界处。知早期担石湖主要局限于今南矶山一带，去鄱阳山甚远。那么，担石湖与鄱阳湖究竟是什么关系？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就基本解决了唐中后期鄡阳平原的湖泊化问题。

刘诗古通过对贯休、韦庄与李翱行走路线的分析，推测贯休等经过的“鄱阳湖”就是李翱等所称的“担石湖”，唐末五代彭蠡湖水已越过松门山向鄡阳平原扩张，与南部的“担石湖”相接（“担石湖”之名因此被“鄱阳湖”取代）。基于此，刘诗古认为唐中叶以后的鄡阳平原正经历着一个由局部水体向大水面湖泊发展的过程。刘诗古的这个结论是合乎实际的，但他对“担石湖”与“鄱阳湖”关系的分析并不很清晰准确。

探究担石湖与鄱阳湖之关系，关键要弄清楚早期鄱阳湖的情况。王象之谓鄱阳湖以鄱阳山而得名，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周边的湖泊扩张至鄱阳山，另一种是鄱阳山一带本身形成湖泊。据较早提到鄱阳湖的《类要》载，此湖“在（都昌）南二十里，源出饶州”，表明它主要由饶州河川汇聚而成，早期的中心区域当在鄱江下游地带，应以发源于鄱阳山一带而得名。那么，此湖大概形成于何时？联系司马贞提到的白沙，位于鄱阳县西一百二十里，而鄱阳山在县西一百一十五里，去白沙不远。白沙至唐前中期仍为驿路所经，则当时鄱阳山一带还未形成湖泊，或已形成，但其西界仍在白沙以东，规模很小。这说明鄱阳湖的形成与扩大是唐中后期的事情（此与其至唐末五代始见记载相吻合），且早期鄱阳湖与担石湖是两个独立的湖泊，中间为驿路所经的陆地隔离，只因后来湖水南侵加剧，才逐渐演变为一个湖泊。但是依据贯休、韦庄的诗及行走路线，能断定唐末五代时的“担石湖”与“鄱阳湖”已是同一个湖泊吗？笔者以为不能。

且先看贯休诗及路线。《春过鄱阳湖》作于咸通十一年（870）贯休自池州九华经鄱阳县赴洪州途中，知其乃经鄱江水路前往洪州，与李翱溯信江经余干、担石湖至洪州的路线并不同。早期的鄱阳湖在鄱江下游，贯休走鄱江水路自然要经过此湖。而渡鄱阳湖至洪州，既可走赣江主流，也可溯余水、赣江南支走担石湖水路详见下文，无论怎么走，他经过的鄱阳湖都不一定是担石湖。贯休还有一首题为《别性空禅师》的诗，作于咸通四年（863）秋他自庐山前往洪州途中，有云“荡桨入檐（担）石，思诗闻早雷”，表明其时担石湖并未被鄱阳湖取代。贯休的舟行路线，当自彭蠡湖溯赣江南下，入担石湖经赣江南支前往洪州。从“荡桨”一句分析，贯休由北而南入湖之前还要走河道，呈现的更像是担石湖以北仍为江河陆地景观，并未与鄱阳湖相连接，即便是在八月丰水期。

再看韦庄诗及路线。《泛鄱阳湖》（以下简称《泛》）作于景福元年（892）秋八月，行程不详。刘诗古认为作于大顺二年（891）韦庄离越前往江西游历的途中，结合其自衢州经信州、余干等地到达洪州的行程，推断他与李翱的路线一致，故其所经“鄱阳湖”就是“担石湖”。然则韦庄于891年秋离越，当年冬即抵达洪州，而《泛》乃作于次年秋，与他前一年的行程无关。也有可能笺注者系年有误，但即便将此诗系于891年，也不大可能是韦庄因自余干渡担石湖至洪州而作。因据《不出院楚公》一诗可知，韦庄到达洪州正是“履带階前雪”的寒冬时期，那么他自余干出发时应该也已入冬，其时彭蠡湖已入枯水期，担石湖水路还不便通航（见下文分析）；即便至五代时能够通航，冬季的担石湖与韦诗描绘的景象（“四顾无边鸟不飞，大波惊隔楚山微”）亦不合。《泛》既非作于韦庄自余干前往洪州途中，则其所泛之湖未必就是担石湖。韦庄于892年秋自江西北上入京应举，《泛》既系于此年八月，则极大可能作于他经赣江、彭蠡湖北上途中。唐代洪州北上水路以赣江主流为主，故韦庄可能是在顺赣江到达鄱水入江一带的鄱阳湖时作的此诗。

总之，依据贯、韦之诗及路线不能证明唐末五代的“鄱阳湖”与“担石湖”已是同一个湖泊；贯休诗《别性空禅师》反而表明当时两湖并存，且仍为陆地所隔。《寰宇记》载：“担石湖······其湖水中有两石山，有孔，如人穿担状······”这条材料与《御览》引南唐涂廙《豫章记》所载基本相同，疑即出自该书，亦可佐证南唐时担石湖仍然存在，并未被鄱阳湖取代。又南唐徐铉有《移饶州别周使君》《送表侄达师归鄱阳》两诗提及鄱阳湖，然均与前往鄱阳县走鄱江水路有关，暗示其时鄱阳湖仍主要局限于饶州鄱江下游地区。不过，据贯、韦等人诗词分析，当时的鄱阳湖已有漫涨扩张、与担石湖接为一湖的趋势。宋初鄱阳湖在都昌南二十里，其范围盖已非唐末五代时所能比。至北宋中期赵抃经过鄱阳湖时，有诗《经鄱阳湖》曰：“云披见楼阁，隐隐豫章城。”又《过鄱阳湖先寄洪守唐介待制》云：“危樯西喜洪都近，谏省当时旧主人。”鄱阳湖直接与洪州联系在一起，而五代尚见于记载的担石湖则再无人提及，大概至此鄱阳湖与担石湖才连成一片，完全演变为一个湖泊，使平原西南及中部地区季节性沦陷为湖。

三

唐代彭蠡湖区的水系演变及分布情况

有关唐代彭蠡湖区的水系演变及分布，前人已有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张修桂等结合《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记载，还原了汉唐时期鄡阳平原的水系网：赣江主流自南昌东北经昌邑城东合缭水主流入鄡阳县境，余水经余干西北至鄡阳故城附近入赣江，鄱水经鄱阳县南、武阳乡北，西注赣江；赣江在鄡阳城附近汇合余水、鄱水合缭水支流后，西北出松门，西合修水，北出婴子口，注入彭蠡湖。赣江支流（即史前赣江下游主泓道，秦汉时因向西摆动而成支流）自南昌东流经康山至南山，北入赣江主流。张氏虽未专门对唐代湖区水系进行研究，但从他认为唐代鄡阳平原仍然存在及所绘“汉唐鄡阳平原水系图”可以看出，他显然也参考了唐宋史籍的记载，并且认为唐代鄡阳平原各河没有大的变化，仍然延续汉魏以来的分布格局。吴修安则专门对唐宋鄱阳湖入湖三角洲的水系演变进行了探究。据他研究，唐代赣江、余水变化较大（抚河亦有变迁，然非本文研究范围，姑不论）。赣江，除汉晋主泓道（今赣江北、中支）外，新形成两条汊道：一条自南昌东流入担石湖，即今赣江南支；一条由吴城山北流入彭蠡湖，即今赣江主支。余水，除自余干北流入赣江的汉晋故道（主流）外，亦形成两条新汊道：一条自余干西北入担石湖，出现于唐中叶；一条在余干县治附近分汊后北流入乐安江，至迟于晚唐形成。

比较而言，张氏对唐代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吴氏的研究则因误认为唐代鄡阳平原已沦陷为湖，存在较大的缺陷，不过仍有参考价值，如对余水分支等的探究，可补张氏研究之不足。值得注意的是，二人对区域内最重要水系赣江的变迁仍存分歧。首先是关于赣江南支的形成，前者认为此乃史前赣江下游主泓道变迁而来，后者则以为是唐代新形成的汊道。张氏立论的依据来自对黄金采的分析和定位，笔者认为是有道理的，故倾向于赞成张说。其次是关于今日赣江主支的形成。前者根据《寰宇记》“吴城山”这条材料，推断赣江下游主泓至唐以后才西移至吴城附近。后者则依据开成元年（836）李德裕北归经彭蠡湖所作的《望匡庐赋并序》，认为序中提到的“沧湖”就是《文献通考》记载的大中祥符三年（1010）赵敦信奉使所过之“沧湖”，地在吴城山附近，“沧湖口”则在吴城汊道北流入沧湖处，由此推测李德裕舟行水路即吴城汊道，进而推断此汊道形成于中唐。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均有可商榷。吴氏的问题在于对《望匡庐赋》序言的解读有误。李序提到的沧湖口，实即彭蠡湖与长江交汇处的湖口，并不在吴城附近。李序曰：“沧湖口北望匡、庐二山，影入澄潭，峰连清汉，江水无际，烟景相鲜。沿流而东，若在世表。因怀远公、陆先生，怅然成赋。”所谓“沿流而东”，显指长江（若在吴城汊道入沧湖处，何来“沿流而东”之说），“沧湖口北望匡、庐二山”当句读为“沧湖口北，望匡、庐二山”，而非“沧湖口，北望匡、庐二山”。“沧”意为水深绿色，“沧湖”即指水深呈绿色的湖泊，乃形容彭蠡湖水之深险，指的就是彭蠡湖，而非专有“沧湖”这个地方。因此，李德裕赋不能作为唐人走吴城汊道的证明，认为吴城汊道形成于唐中期不能成立。

张说的问题在于引用的“吴城山”这条材料乃后人窜入的“伪文”，非乐史原文，故其说亦难以令人信服。不过笔者在《寰宇记》中找到另一条材料，证明张说是能够成立的。《寰宇记》洪州南昌县：“松门山，在县北，水路二百一十五里。”此二百一十五里究竟是哪条水路？检《寰宇记》载南康军南至洪州水路四百五十里，当指松门山水路（今中、北支）至洪州里程。若二百一十五里是走此水路至松门山，则松门山去南康军二百三十五里。然据黄庭坚载，自都昌至南康军落星湾舟行不过百里。松门山在都昌西南，去南康军必无可能有二百三十五里之遥。又据周必大引《江上录》载南康军至隆兴府三百二十里，当指南康走吴城水道至南昌里程。据此推算，则松门山去南康军一百零五里，与黄庭坚记载吻合。可知二百一十五里乃洪州经吴城至松门山水路里程，乐史时代吴城汊道已然形成。《寰宇记》这条材料“其山多松”以下与《御览》引《豫章图经》所载相同，盖即出自该书；但《图经》并无方位里程之记载，疑《寰宇记》所载乃乐史本人所加，非抄自传世文献，反映的就是当时的情况。又从目前几乎不见唐人走此水路的记载分析，吴城汊道的形成当不会早于乐史时代太久，极有可能形成于唐末五代。因此说张氏依据的材料虽然有问题，但其观点大体是能够成立的。

由上可知，唐代彭蠡湖区的水系除余水分出两支外，其他各河变化不大（赣江主泓道至唐末五代始移至吴城山），大体仍延续汉晋以来分布格局；各河在鄡阳平原汇入赣江后，经婴子口北注于彭蠡湖。

四

唐代彭蠡湖区的水路干线

唐代彭蠡湖区的湖泊、水系演变及分布情况既明，以下再对湖区的水路干线进行探考。

1.由彭蠡湖入赣江主流至洪州水路

这条水路唐以前就是沟通南北的重要通道之一，在江西境内主要起着交通江州、洪州的作用。《宋书》记豫章去江州水路六百里，前引《寰宇记》载南康军南至洪州水路四百五十里，均指此路。其在湖区的大致行程：由彭蠡湖出左里湖口（即婴子口），溯赣江南行约四十里至松门涧、松门山。东晋谢灵运谪赴临川，经彭蠡湖南下，途经松门，有诗云：“攀崖照石镜，牵叶入松门。”唐李周翰注“松门”曰“涧名”，知谢诗所谓“入松门”，乃指由赣江入松门涧。涧之南侧有松门山，东北去都昌县约二十里，与都昌县治西南十一里的石壁山相斜对，赣江自两山之间穿过。在唐末五代赣江主泓移至吴城山以前，无论是南下洪州、鄱阳，抑或取道余干入闽越，皆须于此涧通过，为行旅必经之孔道。如梁侯景之乱，梁将萧范退保九江，不久薨。其将侯瑱袭得豫章，欲迎丧至郡，途经松门遭遇大风，灵柩沉入江中，用铁钩才捞出来。陈朝侯安都镇压王琳之乱，乃自宫亭湖出松门，蹑王琳将众爱后而破之。李白寓居江西，往来江、洪、饶之间，多次途经松门，有《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等诗提及。晚唐钱珝贬赴抚州，自长江入彭蠡湖南下，亦走松门，有诗“兴闲停桂楫，路好过松门”之句。这些例子证明晋唐时期的松门山水道是极为重要的。

过松门涧而南，约一百四十里至鄡阳故城。自鄡阳城西南行，当经过钓圻邸阁故址，里程不详。《水经注》谓赣水经钓圻邸阁之后即至鄡阳县，则其地当在鄡阳故县之南。唐代钓圻邸阁盖已无存，但因地处要津，仍为人所知。唐《韦庆本墓志》曰：“君讳庆本······徙授洪州都督府长史······途分邸阁，陶太尉之规模；路拒皋门，灌将军之校筑。”墓志提到的邸阁当即钓圻邸阁，但此处乃是用典，非唐代仍有邸阁。不过“途分”二字极关键，钓圻邸阁即在鄡阳故城之南，此地又是余水汇入赣江附近，则它极可能就在赣江与余水汇合处、南下洪州水路与入余干水路的岔口，如此才有“途分”之说。过邸阁故址以下，据《水经注》载，当依次经过椒丘城、慨口、龙沙等抵达洪州城。这些地方今大多无考，因篇幅所限，姑且从略。

2.由赣江入修水至建昌水路

出左里入赣江，行不久入修水可至建昌，深入赣西北地区。贯休有诗《秋末入匡山船行八首》，其四云“匡阜层层翠，修江叠叠波”，知他乃舟行经修水、赣江前往庐山。其八首之五又曰：“晚泊苍茫浦，风微浪亦粗。估喧如亥合，樯密似林枯。地峻湖无□,潮寒蚌有珠。”末一句疑用海昏明月珠之典，《舆地纪胜》引旧经曰：“《伏侯古今注》云：‘汉章帝元和三年，明月珠出豫之海昏，大如鸡子······’”又嘉庆《大清一统志》载：“珠溪，在建昌县东十五里。《舆地纪胜》汉章帝时出明月珠······今名青树湾。”今永修县艾城镇东南的九合乡有青墅村，当即明清时期的青树湾所在。青树湾略南有淳湖（今淳湖村），乃修水故道与缭水的汇合处。康熙《建昌县志》曰：“由西入者（修水），折行百一十里而至淳湖；由南入者（缭水），直行七十里而至淳湖，然后两水合焉······”贯诗云“地峻湖无□”之湖，盖即淳湖。他所泊之浦，当在此处。由于地处两河汇合处，商旅云集，故能见“估喧如亥合，樯密似林枯”之盛况，可见唐代此路之繁忙。

3.由赣江主流入鄱水至鄱阳水路

赣江于鄡阳故城附近汇合鄱水，故溯赣江或顺赣江皆可入鄱水至饶州境内。前者如安史之乱时戴叔伦由京口经长江入彭蠡湖至饶州避难，据其回忆当时情景曰：“淮汴初丧乱，蒋山烽火起。与君随亲族，奔迸辞故里。京口附商客，海门正狂风······云开方见日，潮尽炉峰出。石壁转棠阴，鄱阳寄茅室。淹留三十年，分种越人田。”诗中的石壁即石壁山；棠阴即棠阴山，在鄱阳县西九十里。《舆地纪胜》曰：“棠阴山，徐谌尝作《鄱阳记》：‘教化盛行，仁惠周洽，遂饯客于棠阴山。’又云去思，遂名徐山，后改棠阴山，取‘召伯’之义，今有棠阴寨。”又据康熙《鄱阳县志》载：“（鄱江）在城南······环城而西，折北十余里至双港分二支：一支自西而北，又折西经棠阴镇，出饶河口，会于鄱阳湖。”此支当即汉唐时期鄱江入赣江主流，也即戴叔伦入鄱阳走的那条河。可知戴叔伦乃经赣江入松门南下，过石壁，由赣江转入鄱江，经棠阴而入鄱阳。

自洪州顺赣江主流入鄱水至鄱阳，目前未见唐人行走之例，不过《通典》等均载洪州至饶州有一条四百四十里的水路。吴修安结合《通典》“西至章郡担石湖，中流为界，一百七十里”及《寰宇记》“担石湖，在州东北水路屈曲二百六十里”之记载，推测四百四十里是由赣江至担石湖、再由担石湖经鄱水至鄱阳县的里程。然据前文分析，赣江主流、鄱水均在鄡阳故城附近南折入余水、赣江南支才抵达担石湖。既如此，则洪州经赣江主流至鄱阳，不必经过担石湖，直接在鄡阳故城附近入鄱水即可。此路里程不详，但必较四百四十里短近。然《通典》等载四百四十里又作何解？笔者以为很可能杜佑等依据的史源有问题。据《宋书》载：“鄱阳······去州水四百四十。”当时的郡治在江州，故此载指去江州水路，但这个里程竟与杜佑等载鄱阳去洪州的水路一致，故疑编者忽略了唐代洪州替代江州为郡治，而把南朝鄱阳去江州水路里程误做去洪州里程。也就是说，实际上并不存在一条洪州至鄱阳四百四十里的水路，《通典》和《太平寰宇记》记洪州、饶州至担石湖的里程相加为四百三十里，应该只是巧合。

4.由赣江主流入余水至余干水路

赣江主流于鄡阳城附近汇合余水，故溯赣江或顺赣江入余水皆可至余干，通往闽越。吴修安认为唐代没有舟行此路的记载，不确。溯赣江入余水者，如李白《寻阳送弟昌岠鄱阳司马作》曰：“桑落洲渚连，沧江无烟云······松门拂中道，石镜回清光。摇扇及干越，水亭风气凉。”从桑落洲渡湖，经松门至于干越亭，李岠显然是溯赣江入余水主流抵达余干的。顺赣江入余水至余干，在担石湖水路出现之前，应是洪州通往余干的主要水路。刘长卿《余干夜宴奉饯前苏州韦使君新除婺州作》曰：“复拜东阳郡，遥驰北阙心。行春五马急，向夜一猿深。山过康郎近，星看婺女临。幸容栖托分，犹恋旧棠阴。”韦使君即苏州刺史韦之晋，上元二年（761）正月赴豫章参加江南诸镇集会，商讨平定刘展之乱，不久苏州刺史易人，韦移任婺州，途经余干，故有刘诗之作。诗中的康郎即康郎山，在余干县西北八十里，余水西侧。从洪州经康郎山到达余干，韦之晋很可能走的就是顺赣江主流入余水至余干的水路。不过，韦之晋时代担石湖水路已经形成，他为何不走此近路？结合刘长卿《首夏干越亭奉饯韦卿使君赴婺州序》一诗分析，韦离开洪州当在春末夏初（刘诗曰“行春五马急”亦可证），其时彭蠡湖概初入汛期，担石湖水路还不便通航，故不走此路。若此推测无误，则说明唐代担石湖水路还受湖水季节性泛涨的影响，多在丰水期通航。上文提到的刘长卿、贯休于秋季和李翱于四月底渡担石湖，皆是丰水期或已进入较久的汛期，亦可佐证。

5.由余水支流入担石湖经赣江支流至洪州水路

中唐以后担石湖的出现，将赣江南支与余水支流连接起来，形成一条新的水路，因大幅缩短了洪、信及洪、饶之间的距离（闽越经余干至洪州水路，可不必绕道余干主支转赣江主流），逐渐变得重要起来。故唐中叶以后屡见唐人行走之例，如刘长卿、窦叔向、李翱等。窦诗《过檐石湖》曰：“晓发渔门戍，晴看檐石湖。”显示唐中叶时官府已在担石湖西侧的赣江南支沿岸设立戍口，足见此路之重要性。有关这条水路的具体情况，吴修安已有详细考证，兹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由赣江南支渡担石湖，亦可经南支、余水入赣江主流、彭蠡湖而北出长江。前文提到贯休自庐山经担石湖前往洪州，盖即走此水路。

五

结语

以往研究唐代彭蠡湖交通问题者，或忽略了彭蠡湖的演变，或误以为鄡阳平原已没为湖，直接承纳江西诸水，形成以鄱阳湖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通过本文的研究可知，唐代鄡阳平原仍然存在，湖区各河大体延续汉魏以来分布格局，在鄡阳平原汇入赣江后北注于湖。表面上看，这与宋以后各河直接入鄱阳湖区别不大，然就实际发挥的作用而言，其中的差别则可能是巨大的。彭蠡湖若局限于婴子口以北，那不过是江州境内一个较大的湖泊而已，主要发挥连通江西各河与长江的作用。至于联通洪、饶、抚、信等州水系，出入闽越，深入岭南、湖湘，更多的可能还要通过鄡阳平原的水路网。诚然，唐代鄡阳平原的水路网也很发达；且中唐以后随着担石湖、鄱阳湖的出现，湖区的水路交通逐渐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与宋代此地成为跨越江、洪、饶三州的大型湖泊相比，显然还是有差距的。实际上唐代江西的交通地位已颇重要，但鲜见官府建设、维护湖区水运方面的举措，这与唐代彭蠡湖局限于江州境内、湖区水路交通开发条件不足或有一定的关系。建中年间，李希烈作乱，江淮路绝，南方物资多由宣、池、洪、饶等州北上，江西节度使李皋为保证输送，“严邮驿，厚其供亿，虽有深溪绝桥，而驿骑不病，四方赖焉”。形势如此紧迫，李皋似乎也只是注重陆路的维护，而不去改善湖区的水路交通，部分原因概也在此。总之，唐代彭蠡湖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很难说已成为江西水系交通网的中枢，今人多少夸大了唐代彭蠡湖所发挥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