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清晨，科拉尔独自走进急诊室。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那些以为她"去外地度假"的朋友。三周后，她将在精神病院的公共休息室里，听一个穿防滑袜的女人论证"民主党暗杀了肯尼迪"。

这是她的第二次住院。三年前那次更严重——高中毕业后的夏天，母亲正在经历第三段婚姻，父亲（比母亲大两轮）则在张罗第五段。如今双亲都已去世，兄弟姐妹和同父异母的手足中，没有一个与她亲近。年轻时仓促结婚，丈夫早已失联；更年轻时未婚生子，孩子送养后再无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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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这里的人承认自己不正常。」她对来探望的朋友内尔说。

探视规则与沉默的大多数

朋友们排了班。第一周禁止探视，第二周起每次只能进一人。内尔选在圣诞节和新年各来一次，每次都带同一个警告：「千万别带礼物，我承受不住。」

她们待在公共休息室，而非科拉尔的病房。室友是个年轻女人，已经很久不说话了，却有一种奇异的平静——那种内尔只在无数幅圣母像中见过的、柔和而忧伤的微笑。据科拉尔说，整个病区还有另外两个缄默患者。内尔唯一的 Psychiatry（精神医学）认知来自谈话治疗，她实在想不通医生怎么治不说话的人。

这里允许穿便服，但大多数人确实这么穿。直到那个穿防滑袜、浴袍松垮系着的女人走进来。

「他们要杀了他。」

「杀谁，玛格达？」

「总统，还能是谁？」

「谁要杀总统？」

「民主党啊，还能是谁？就像他们杀了肯尼迪一样。」

科拉尔表示怀疑。玛格达露出牙齿，表情凶暴得让内尔以为她要咬人。结果她只是摔门而去，在门口转身大喊：「你让我恶心。」

科拉尔叹气：「病区里最近很多这种事。」仿佛病区外就没有似的。「而我居然要在这里好起来？」

出院倒计时与未愈之愈

事实上她确实在好转——足够下周回家。只是还没准备好复工。

这个"好转"的定义本身就很精神病院：能出院不等于痊愈，能交谈不等于不抑郁，能承认"不正常"不等于找到了"正常"的替代品。科拉尔从小就有抑郁，没有孩子只是后来叠加的理由之一。

新年探视结束时，内尔注意到休息室的电视正在播放总统就职彩排。玛格达的预言还有几天验证期，而那个微笑的沉默室友，正盯着屏幕上一面飘扬的旗帜。

病区里没有日历，但所有人都在数日子——有人数出院天数，有人数任期天数，有人在数自己还能沉默多久。

科拉尔数的是：这是第几次从破碎中拼凑出一个能回家的自己。答案她清楚，只是不会告诉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