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体育老师想教学生“放一放”|体育老师|啦啦操|王倩|舞蹈|街舞|马超群

4月初，把最新拍摄剪辑的微电影《先放一放》传到网上时，体育老师马超群并没抱太高期望，想着能有十万、二十万的点赞就已经达标。他没想到，这部完成得有些仓促的作品会掀起一场情绪的巨浪。

视频里，一群穿着蓝白校服的学生在《好春光》的旋律中奔跑、起舞，肆意欢笑。没有精致的妆容，没有华丽的舞台，只有被风吹乱的头发、沾着泥土的校服，和一张张毫不设防的笑脸。马超群扮演一个神经紧绷的中年男性，被孩子们簇拥着跳舞，他们试图抢走他的黑包，让他放下手里的碗，去田野里欣赏春光，他们用肢体语言告诉马超群，“有啥事儿不能放一放啊？”

33岁的体育教师马超群从教近10年，已经制作了十余部原创短片，主演都是他带队的啦啦操队员们。

影片里孩子们身上的松弛感被众人赞叹。马超群说，那不是教出来的状态，“孩子们本身就是快乐的，我们做的，只是没有去修剪。”

这部时长2分48秒的短片，在抖音上播放量已经超过4000万。但真正值得被记录的，并非流量，而是那些想要被安放的情绪：快节奏之下，我们能否寻得暂时的“放一放”？而在一个习惯了修剪个性的教育环境里，守护一群孩子本真的快乐，究竟意味着什么？

流量来得猝不及防。马超群的手机被各种邀约塞满：学校的、商业的、媒体的。人们追问，这支看似“跳得好乱，但又好整齐”的舞蹈，为何拥有如此神奇的治愈力？

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些“不规整”的细节里。

与以往任何一次比赛或拍摄都不同，这次马超群放弃了对动作整齐划一的执念。他希望孩子们在春天的田野里，跳一支快乐的舞。音乐是轻快的《好春光》。编舞时，他鼓励孩子们跟着音乐即兴发挥。他们自由舞动，马超群在一旁观察，捕捉那些自然流露的有趣动作，纳入编排。

拍摄时，站在C位的女孩张心怡觉得手拿鲜花跳舞碍事，随手就把花别在了发辫上。拍到最后，那朵花已经蔫了，歪在头上，这个瞬间，也被马超群欣喜地保留了下来。

“并不是说学生要规规矩矩，你可以有你的想法。”马超群说，他追求的，是一种“只要快乐了，舞蹈就对了”的状态。

微电影《先放一放》片段。

周五下午，啦啦操队训练的休息时间，马超群和学生们一起又看了遍《先放一放》。有孩子问他，短片中那只被反复拿起放下的土黄色碗，是不是他的“铁饭碗”？

“这个碗也可以是你们的作业，你们的成绩。”马超群说。这不是他第一次被问，连学校的同事也会发出和学生们一样的疑惑。

“碗”是马超群在这支春天的舞蹈里刻意加入的意象，有人解读为“金饭碗”“铁饭碗”，但他说没那么复杂，“对一个成年人来说，这就是他吃饭的家伙事儿，是他放不下的东西。”这个灵感来源于他自己，也来源于身边无数被生活琐事和压力困住、眉头紧锁的同龄人。

“困境是常态，我们有时候会为了一件事钻牛角尖、放不下，让自己不开心，但可以选择暂时走出来。”他说《先放一放》想传递的就是，偶尔“没心没肺”一下也可以，在生活里抽空开心一下，找找童年的自己，像跳舞一样，哪怕只开心两分钟，也可以暂时把肩上的重担，在春天的田野里放一放。

有人被舞蹈治愈了成年人的焦虑，也有人看到了心目中童年该有的样子，马超群说，能把开心快乐传递出去，就实现了作品的意义。

马超群带学生们在学校操场排练。王倩摄

这不是马超群的作品第一次登上热搜。

2016年大学毕业，马超群入职金沙小学，成为了一名体育老师。他说想成为自己教练那样的老师，带孩子们“长见识”。

他带领孩子们跳的舞叫啦啦操，是一种集舞蹈、体操、音乐于一体的团队运动，节奏感强、动作利落。金沙小学教学楼四楼最角落，是一间200平方米的啦啦操馆，训练室门口陈列着几十座属于“炫舞金沙”啦啦操队和马超群个人的奖杯。其中一座，是他后来众多微电影作品的起点。

2018年的一场啦啦操比赛，线上环节需要提交视频，马超群不甘于只拍一个纯粹的舞蹈，想在舞蹈里加入剧情。他自学导演、拍摄、剪辑，用学校信息组的旧相机拍了第一部微电影《课间十分钟》。作品发上抖音后，收获了很多点赞。这次尝试点醒了马超群，体育可以借助影像语言，带着孩子们去尝试更多。

“没事就会带着小学生瞎拍的体育老师”，是马超群在一个社交平台账号的个人简介。过去几年，他带着孩子们拍抗美援朝故事、拍传统文化、拍反对校园霸凌、拍心理健康……他不再满足于只教授啦啦操技巧，而是想用微电影激发孩子们的兴趣，让他们主动参与体育，也在拍摄中懂得道理，而非被动接受说教。“他们从不太会跳舞，到跳得不错，我是从不太会拍，到拍得也还行。”

马超群与学生们一起拍微电影《这儿有我了》。受访者供图

小学毕业那年，马超群在电视点播台上第一次看到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步，那些看似前行、实则后退的滑步，让他感到神奇。他和同学凑钱买来光盘，对着反复模仿。学街舞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但父母不同意。他一拳打向自己的鼻子，血流不止，躺在地上，用一场“苦肉计”把自己送进了街舞班。

初中三年，马超群的心思几乎不在课本上，总在跳舞。他记得班主任向他投来无奈的白眼。临近中考，他也曾迷茫，听说男护士很紧缺，想着要不要去读卫校，或者去读幼师。

但唯一清晰的是，他还想跳舞。一位老师建议他去试试郑州十四中，那里招收啦啦操特长生。他和朋友直接冲到校门口毛遂自荐，竟然真的获得了面试机会，并最终被录取。

尽管兴趣本是街舞，但啦啦操中那些抛接、空翻的高难度技巧，天然吸引着好胜的少年。对于热爱的事物，马超群能投入全部的心力。高中阶段，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给了训练。为了入选广州亚运会的表演志愿者，他每天下课要练四五个小时，练到回家骑电动车时，双手只能疲软地搭在车把上。

最终，他所在的队伍成为全国唯一一支入选的中学生队，“PK的时候，我们把北京的大学生队都赢了！”提起当年的战绩，马超群依然骄傲。

上高中之前，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商丘。而通过啦啦操，他去了广州亚运会，还去了美国奥兰多，在迪士尼乐园参加世界啦啦操锦标赛。十几年过去了，他依然记得当时的震撼：拿着从亲戚家借来的相机，他觉得广州的每一栋高楼都值得拍照；奥兰多的酒店楼下竟有三个游泳池，路上会随时蹿出松鼠，“那些经历就像做梦一样。当时我就想，一定要好好练，下次还要来。”

“当上啦啦操裁判”“自己带队伍上场时能让所有人都驻足观看”……马超群被一个个具体的梦想，带到了今天，他也希望自己的学生们能去看更广阔的世界，然后，找到自己的向往，再为之努力。

马超群指导学生训练。王倩摄

《先放一放》的短片让许多人记住了那个自然抖肩、噘嘴的姑娘张心怡。认识她的老师都说，那完全是她的本色出演。

“抢包、玩闹，她平时就是那个状态，很‘抽象’。我们遵循孩子本身的特点，不去刻意塑造。她适合什么，我们就放大什么。”在舞蹈创排时，张心怡的C位就已跳进马超群的脑海。

每天下午4点到6点，是啦啦操队的训练时间，训练室的软垫上，高低不一地站着不同年级的学生们，水平参差不齐地练着。

一位音乐老师曾问马超群，到底怎么选人上台？按照她的经验，能表演、能参赛的，都得是漂亮孩子。马超群回答，这是体育，不是选美，每个孩子都有优点。

“你看，他的镜头里、队伍里，当然有漂亮孩子，但更多的是普通孩子。高的高、矮的矮，可都被他用得恰到好处。”那位老师后来感叹，“成片里，每个孩子的特点都融进作品，那么合适，那么出彩。”

马超群说，所谓的“因材施教”，或许就是把最合适的人放在恰当的位置。“每个孩子性格不同，擅长的东西也不一样。我们让他去做不擅长的，时间不就浪费了吗？以前有的孩子适合演英雄，我们就拍了许多志愿军、修渠人的故事，现在队里有能带来快乐的孩子，就有了《先放一放》。”

坐落于郑州金水区边缘的金沙小学，校园不大，毗邻亚洲最大的列车编组站郑州北站，学生多来自外来务工人员家庭和附近铁路职工。王倩摄

六年级的张心怡，跟着马超群跳了六年啦啦操。起初妈妈送她去，只是希望她有个爱好，能强身健体。

刚开始几年，张心怡练得一般，偶尔还会逃课。训练并不轻松，有时为了拍微电影，啦啦操队的训练要从下午4点一直练到晚上七八点，甚至更晚。那时候张心怡总犯困，动作也打折扣，她搞不清楚，为什么在C位的学姐不会困。

转变发生在四五年级。高年级的队员临近毕业，老师鼓励她，有机会成为下一个主角，她觉得自己突然好像打了鸡血一样，开始努力训练。

终于站到第一排正中的那天，张心怡不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力，老师注视的目光落在身上，沉甸甸的。

在文化课学习上，张心怡并非游刃有余。她也曾打起精神，父亲也悉心辅导，但那些知识似乎总难在脑中扎根。她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在课堂上容易左耳进右耳出，但在啦啦操室里，每一个动作、节拍却能迅速刻进身体记忆。

张心怡的妈妈记得，四年级时，女儿为了练好“鲤鱼打挺”的动作，在客厅里一遍遍重复，家人劝她歇会儿也不肯停。“这可能就是现在的流行词，内驱力。”母亲说，“不管是学习还是任何事，必须她自己愿意才行。”

“大家都说要做样样好的三好学生。可有的孩子做不到三好。”马超群说，哪怕只能做到一好，也是好孩子。

临近毕业，张心怡面临选择。啦啦操队的不少同学打算升入能继续训练的中学，但她对啦啦操的技巧和舞蹈类的训练不感兴趣，她只想练街舞。

在马超群团队的另一位老师看来，这份纠结已属难得，“很多孩子都是被家长、老师推着走，能开始思考自己的路，已经很不容易。”

啦啦操教室门口玻璃上贴了三十多张便签，写着小学生们的各种目标和心愿，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想上微电影”。王倩摄

《先放一放》火爆后的一个周末，五六位已经升入初中的毕业生回到金沙小学的啦啦操教室。他们就读于同一所开设啦啦操特长训练的中学，聊起近况，孩子们坦言中学的训练强度更大、要求也更规范了，学业压力自然也重了不少。一个孩子提到，现在的练习节奏紧凑，休息时间短，氛围和小学时不大一样。话语间，能感到他们正在适应一种新的成长节奏。

马超群理解，从小学到中学，本就是一段需要调整步伐的路。他没有说太多安慰的话，只是提醒孩子们，要学会和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相处，“难道以后，你们只能跟我这样的人交往吗？”他反问道。

即使再快乐地起舞，也总要面对现实的重量。

带队的这些年，他不时会看到家长手里铺开的规划图。有的比赛或者拍摄在即，家长会联系他，希望能为孩子争取机会，每到这时，他总会在训练时对所有人说，“在这里，不需要你拼命，但只要比别人多努力一点，机会就可能多一点。你们要学会自己抓住它，而不是等别人揣进你兜里。”

到了高年级，排练请假去上补习班的队员也多起来。马超群带过一个街舞跳得好，文化课成绩也不错的男孩，他很希望孩子能继续练下去，毕竟“两条腿走路总比只拼文化课多一个选择”。但男孩家人很坚持，普通家庭该走“正常的路”，没有金钱和精力去赌一条不切实际的出路。

马超群感到惋惜，但不再多劝，他清楚，自己所能影响的范围，其实很有限。

如今，他心里揣着一个更远的念想，他写了一个四万字的电影剧本，梦想有一天，带学生们拍一部真正的电影，甚至去电影节。马超群说，他想试试自己的水平，也想让学生看见，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普通人，人生有哪些可能。

啦啦操教室里学生们正在训练。王倩摄

“和孩子们在一起很快乐，”马超群说，很多时候是学生的能量点燃了他。排练《最可爱的人》时，他告诉主演何俊逸，要像真正的战士那样喊出“点火”，男孩的爆发力让他意外；拍《大禹》时，正值四月，黄河边刮着大风，孩子们穿着单衣，浑身湿透，开机前还在发抖，可对着镜头，他们就能一边淌着鼻涕一边奋力起舞；拍摄《我要把水打回来》，扮演修渠人的学生们要在真实的碎石地上翻滚，每一次起身，都能听到他们疼痛的抽气声，但没人叫苦。

“每个孩子都是待开发的宝藏”，马超群说，学生们的成长，有时就在一瞬间，自己和同事们要做的，也许只是“等他们醒来”。

这样的“醒来”，他见过不少。

从前结束训练总是第一个背起书包跑掉的张心妍，现在成了每天主动留下来加练、还会招呼别人一起的人；曾经怕镜头、总往人后躲的冯心航，如今能在片头自信地喊出“来，载歌载舞吧”；几个月前，拍摄中跳舞还会默数拍子、没什么表情的张心怡，在《先放一放》里，已经能全然沉浸，舒展自己。

在马超群的办公室，我们一起回看了他十几年前跳啦啦操的视频，手机屏幕上，影像因年久而有些模糊。高中办的街舞比赛、大学社团招新表演、全国体院对抗有氧踏板操、舞蹈教室的solo……网盘里一个个视频片段，都被他仔细标记着时间、活动名称和自己的站位。像考古学家对待珍贵的文物一样，这些数字化的碎片，被他妥善地保存着。遇到难题时，他会打开看看，从中汲取能量。

正是这些钻石般的回忆，让马超群萌生了用镜头记录学生的念头，“未来，等他们回过头看，也会和我现在一样，觉得这些东西很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