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1年七月，洛阳城门被匈奴铁骑撞开，俘晋怀帝西行的人群漫过宫阙残垣。三十年前，司马炎在同一座城里称帝建晋、以为天下定鼎；三十年后，司马氏宗祀却在火光与尘埃中分崩离析。许多人惊叹这般急转直下，却少有人追问，那枚埋在黄土里的隐雷是谁安放的。答案，得回到一个更早的年代——建安九年。
那一年，曹操北征乌桓告捷，带着俘虏与牛羊自柳城归来。论战功，他已是实至名归的“魏公”；论谋略，他却远未止步。朝臣劝其就地募卒便罢，曹操却下令：“分徙部众于三辅、冀豫诸郡，各就耕牧。”一句话，把数万匈奴、鲜卑与杂胡送进了中原田亩。很多文士不解，认为后患无穷，曹操只是淡淡地笑：“边无强胡，比置十万兵。”这并非虚言，更像一枚留给后人的筹码。
同一时期，司马家在河内颍川间隐忍观望。司马懿三十一岁，正是“兴兵据要”之年，却一连三次拒绝曹操征辟。史载他“因风痹不得屈伸”，连上门招揽的使者也只见到憔悴病躯。可府门刚闭，司马懿已拄杖起身，一眼不露地望向西北，“狼顾之相”显露无遗。友人窃语：“仲达心之所向，未必是辅政。”这话若落进曹操耳里，性命堪忧。
曹操终究找了机会试探。一次闲坐帐中，曹操忽发一问：“听闻君颈可自回过肩，果真耶？”司马懿心底一凛，忙低头称病未愈，不敢多言。从那天起，他见曹操便端坐不动，连转颈都刻意放缓。曹操暧昧地看着他，心下却又添一层提防。自此，司马懿得以在幕府留身，却始终像走在薄冰上。
时局新变出现在黄初元年。曹丕继位，感念司马懿在夺嫡中的助力，提拔为侍中、尚书。与此同时，丁仪、陈群等也被拉进决策核心，借以牵制。到了曹叡在位，司马懿已进阶太尉，外有对孙吴的军事指挥权，内与曹爽分政。曹叡临终托孤，分明希望二人相互钳制，惜乎算计再周，也敌不过人心变幻。
248年，年届七旬的司马懿忽然称病不起，整日倚枕而坐，嘴角垂涎。曹爽自信无忧，将军政尽揽。次年正月，太傅府忽然灯火通明，司马懿披甲而起，拍案一声：“今日不斩曹爽，魏祚尽矣！”高平陵下刀兵四起，曹氏旧臣束手就擒。洛水桥畔，司马师一封书信欺哄曹爽投降，转身便密令诛戮三族。自此，魏国的君权如风中残烛，只剩名义。
表面看，司马氏已扫清障碍；暗地里，曹操那枚“后手”正在滋长。游牧部落在平原繁衍，骑射之风渐盛；与世族豪门的庄园相接，摩擦日益激烈。晋武帝统一吴后，为求声色犬马，下令放归部分戍卒，又重税加身，豪强豪夺，边地胡人再无束缚。若说曹操当年引狼入室，是为北疆挡箭；那么对司马氏而言，这批“箭”却在自家胸口掉头。
更糟的是“八王之乱”。从290年齐王司马冏起兵废太傅杨骏，到306年东海王司马越兵临洛阳，司马宗室无一人愿退一步。十多年兄弟阋墙，把国库拖空，把北镇精兵耗尽。邺城老兵曾私语：“若丞相在世，岂容家门自残？”一句话，道尽兴亡悲凉。
机会就落在匈奴刘渊手中。按辈分，他是曹操麾下左贤王于夫罗的孙子；按法理，他受曹魏册封“汉王”。他熟知中原礼制，也擅使草原骑兵。八王相斗，他悄然收编流散戍卒、流民与旧部，建汉赵政权，终在永嘉年间攻陷洛阳。史书有载，晋室之亡，“实肇自迁胡”。这评语同样可以视为对曹操早年“挪胡入中原”之举的注脚。
有人或许要问：曹操是否真有如此深远的算计？若干史料无从坐实。不过，若将其与他“宁教我负天下，休叫天下负我”的心性并观，不能说毫无可能。为防日后有豪强篡政，将潜在的外敌引至京畿，以彼制彼，确是他一贯的权衡手法。更何况，官渡北征得胜后，北境尚需屏障，移民屯田亦可充实户籍、稳定粮道，可谓一石数鸟。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的手笔在后世屡见不鲜。唐朝安史之乱，与安禄山燕军的杂胡底色有关；辽金南下，也与五代乱世时中原招降、放牧相关。权力者的“远虑”常裹挟“近利”，但真正的后果往往超出时代的想象。
回到司马懿。当年那位躺在病榻、以静制动的河内书生，最终确实赢下了与曹氏的生死较量，却在后辈手中将来之不易的天下拱手让人。八王相残、胡骑南渡，不啻为两记重拳；而这两记重拳所依托的土壤，却是曹操早早撒下的种子。假设没有那场大迁徙，北方或仍难保长治，但诸胡要在短短数十年内建立十六国，恐怕不易。司马氏失之不仅是才略，更有时代布局。
史家评曹操多用“奸雄”二字，评司马懿则称“深沉狡猾”。可若将目光放远，一个人的谋算往往受制于另一个人的布局。三国硝烟散去后，胜负表面尘定；然而在百年后骤然爆裂的危机里，人们才看清，历史这盘大棋从来不只关乎一世的成败。江山易主，兴亡循环，偏偏留名的，总是那些足够早布子的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