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席位，全欧洲仅1张反对票，是哪个国家投的？|中国|中方行使否决权|代表权|反对票|安理会|尼克松|联合国|赞成票

1971年10月25日这天的晚上，纽约联合国总部的大会大厅灯光炽亮，走廊里却一阵阵喧闹，又带着几分压抑。有人匆匆从会场出来，压低声音对身边代表说了一句：“大势已去。”那一年，新中国成立已经22年，这场投票拖了整整二十多年，终于要见真章。

就在这个晚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同时驱逐台湾方面的“代表”。投票结果公布的一刻，亚非拉国家代表席上爆发出长时间掌声和欢呼声。人们后来常常提起一个细节：在欧洲国家里，只有一张反对票格外扎眼——来自地中海上的小岛国马耳他。

要弄清这张“孤独的反对票”是怎么来的，就不能只盯着那一晚的表决结果。故事得从很早以前讲起，从联合国刚刚成立的时候讲起。

一、新中国门外徘徊二十多年

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中国还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是战胜国之一，在安理会中占了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那时候的“中华民国”代表，坐的是“五大国之一”的位置。这一点，在战后国际格局中象征意义非常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的政权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但联合国里的中国席位，依然由台湾方面实际控制的“中华民国代表团”占据。名字没变，旗子没变，人也没变，只是他们已经不再代表中国大陆十几亿人口的现实。

新中国方面对这一点当然不可能接受。1950年1月，新中国政府通过周恩来，正式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文件，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明确指出台湾方面代表无权继续代表中国。态度很干脆，因为这里面牵涉的是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地位，谈不上什么含糊空间。

就在同一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以“联合国军”名义出兵朝鲜，战火很快烧到了鸭绿江边。新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中美在战场正面交锋。这个节点上，美国怎么可能允许新中国坐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桌子上？于是，从1950年开始，“中国代表权问题”在联合国被反复拖延、回避，会议议程上出现，接着就被删掉或推迟。名义上叫“延期审议”，实际上就是搁置。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拉扯一拖就是十多年。表面看，是程序问题；底层原因，却是冷战格局和中美对立。美国主导的西方阵营，普遍跟着华盛顿的指挥棒走，对新中国采取“孤立、遏制”的政策。新中国在联合国大门外徘徊，某种意义上，是整个冷战结构在联合国里的投影。

时间线来到1961年，形势开始出现一点变化。这一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重要决定：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问题”列为正式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不再只在某些委员会里兜圈子，而是真正摆到了大会的桌面上。亚非国家数量不断增加，是推动这一步的主要力量。

不过美国立刻出招，提出把“中代表权问题”定义为“重要问题”，必须得到联大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才能作出变动。看似程序性的小动作，实际就是设置门槛，美方算得很清楚：简单多数可能守不住，三分之二还能勉强压一压。这也是那段时期的一个典型特点——明面上讲规矩，暗地里把规矩改一改。

二、中美开始松动，两阿提案抛出关键一锤

60年代后期，世界格局有了一些微妙变化。中苏关系恶化得很厉害，边界冲突频发，原先的“社会主义阵营一体化”事实上已经出现裂痕。对新中国来说，安全压力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在北方多压了一块石头。

这种情况下，对外战略一定要调整。对美国，从完全对抗逐步转向在特定领域寻求接触，这就给后来人熟知的“乒乓外交”埋下伏笔。1971年4月起，中美通过乒乓球代表团互访，打开了双方二十多年几乎中断的官方接触局面。媒体上看到的是小球，后台走动的是大国安全计算、外交路线重估。

据公开资料，当时中美之间通过巴基斯坦等渠道进行秘密沟通。乒乓球运动员在现场握手、合影，那只是表面的一角，更深层的，是尼克松政府内部对亚洲战略全面调整的决策。不得不说，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在这一点上目光很远：在苏联压力存在的前提下，与中国改善关系，有利于美国在全球博弈中多一个筹码。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种背景下，两份极具分量的提案，被摆上了联合国大会的桌面。这就是后来经常被提起的“两阿提案”——由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牵头提出。

1971年夏天，以阿尔巴尼亚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向联合国正式递交草案，要求“立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将台湾方面的代表逐出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措辞非常直接，没有给“双重代表”留什么余地。

阿尔巴尼亚当时与中国关系密切，几乎对中国一边倒支持；阿尔及利亚则是在反殖民斗争中得到新中国长期援助，对北京的立场非常认同。很多亚非国家都把新中国看作反殖民、反霸权阵营中的一员，在心理上更倾向于站到新中国这一边。

与此同时，美国也没闲着，提出了所谓“双重代表”方案。按照这个设想，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进入联合国并在安理会就坐；另一方面，希望保留台湾方面代表在联合国的一般席位，以“普通会员国”身份存在。表面上看，是“各退一步”，实质上却是企图在联合国内部制造“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事实。

新中国政府的态度极为坚决，明确表示：只要承认“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方案存在，就绝不考虑加入联合国或接受任何相关安排。一个中国原则在这一点上毫无模糊空间。这种态度也影响了很多亚非国家的判断，大家意识到，一旦接受“双重代表”，在政治上就是向美国和台湾方面的立场妥协。

有意思的是，此时的苏联虽然在名义上支持新中国恢复合法席位，但与中国关系紧张，对相关议程并不积极推动，只是维持基本立场。这样一来，在联合国内部真正积极奔走的，反而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以及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很多小国代表在走廊里串联，正是他们的活动，为“两阿提案”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赞成票。

三、投票之夜：一张孤零零的“欧洲反对票”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进入到关键议程。当天，先讨论的是美国提出的“双重代表”方案是否作为“重要问题”来处理。如果美国这一步走通，“两阿提案”的通过难度就会大很多。

当天表决结果显示，美国方案未获得三分之二多数支持，策略受挫。紧接着，大会对“两阿提案”进行表决。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很多代表都知道，这一次，大概率会是改变联合国格局的一次关键投票。

表决结果后来写进了史书：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根据决议，新中国政府成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方面的代表被驱逐出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

在这76张赞成票里，亚非国家是主力，还包括法国、英国等西欧重要国家。法国早在1964年就和新中国建交，戴高乐政府在外交上向来有一定独立性，对这一议题的态度并不意外。而英国在1971年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虽然与台湾方面还保留“实务关系”，但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最终投了赞成票。

这里就出现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现象：在欧洲国家范围之内，绝大多数都选择赞成或弃权，但有一个小国投下了反对票——马耳他。

马耳他那时刚刚独立不久，1964年才摆脱英国殖民统治；1974年才改为共和国。1971年，马耳他在许多外交事务上仍然受到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明显影响，但它又试图表现出某种“独立姿态”。结果摆在联合国投票上的，却是一张孤零零、与周围欧洲国家立场不完全一致的反对票。

在当晚的投票名单上，这张反对票格外醒目，很多代表都注意到了。有人在会后问马耳他代表：“你们为什么反对？”据回忆录记载，对方只是含糊其辞，说“出于当时对形势的综合判断”。这种说法，既没有直接站队，也没有完全解释清楚。

不得不说，马耳他的选择，与其自身的地缘位置和历史背景关系很深。

四、马耳他这张“反对票”，是怎么算出来的？

马耳他在地中海中部位置特殊，是各种海上力量争夺的要冲。历史上，它先后在阿拉伯势力、西班牙、圣约翰骑士团、法国和英国的控制之下，一直是大国博弈中的一个棋子。二战期间，马耳他被称为“地中海的不沉航母”，德意空军对它进行疯狂轰炸，盟军则死守不放。战后留给外界的印象，是一个极度依赖外部保护、战略位置却又艰难自处的小岛。

1964年，马耳他在英联邦框架内取得独立，承认英国君主为国家元首。形式上是独立国家，安全上却仍然离不开英国乃至北约体系。到了1971年投票时，马耳他的外交政策还处于探索期，一方面要争取西方“安心”，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桥全部烧掉。

有学者分析马耳他这张反对票的原因，大致有几条因素交织在一起。

一是对台湾方面长期“中华民国”名义的惯性认知。马耳他在独立前后，与台湾方面保持过一定联系，对联合国中“中华民国代表”的存在，并不觉得突兀。突然要改口承认新中国，政治上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二是对美国态度和西方阵营整体策略的揣摩。当时的美国仍在竭力推动“两个代表”的方案，希望台湾方面保留席位。马耳他需要美国和西方的安全庇护，有可能认为，在如此敏感的议题上，如果直接投赞成，过于“离经叛道”，倒不如按照美方偏好的方向投反对，至少显得“态度明确”。

三是本国政治力量内部的权衡。1971年前后，马耳他的两大党派在对外政策上存在争议，一部分人主张加强与西方合作，一部分人则希望在东西方之间采取更平衡路线。当时政府在联合国表决时，未必完全形成统一长远战略，更多是就眼前利益权衡，在迷雾中做出一个看似稳妥的选择。

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马耳他国内曾经长期存在“骑士团”和教会势力，社会文化与传统西方保守力量关联紧密。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政权，他们心里多少有戒备。这种历史文化层面的情绪，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投票取向。

从结果看，这张反对票并没有让马耳他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什么“特殊好处”，反而有些尴尬。因为很快，全球大势就发生了快速变化。

五、西欧的计算、小国的算计与大国的大方向

从这一场投票看整个局面，有几个细节容易被忽略，却很耐人寻味。

西欧主要国家的态度，表面看只是“赞成票”或“弃权票”，背后却都是精细计算。法国在1964年率先与新中国建交，本身就想摆脱在外交上对美国的完全依附，这次投赞成顺理成章。英国在香港等问题上必须和北京打交道，早就意识到台湾方面不可能长期代表中国，自然不愿在这样一个议题上站在美国强硬路线一边。

其他西欧国家，如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在经济上逐渐感受到亚洲市场的重要性，对中国大陆的实际重量心知肚明，再加上亚非国家在联合国的重要性日增，不愿在这件事上与第三世界全面对立，于是或赞成，或弃权，很少继续坚持“台湾代表中国”的旧立场。

从更大的角度看，这说明到1971年前后，全球多极化的芽已经冒出来。西欧国家对美国的话不再句句照单全收，对中国问题开始出现各自的判断。这对于新中国最终获得席位，是一个有利背景。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小国的投票逻辑。马耳他这样的小国，在投票时往往要考虑三个层面：安全保护、经济援助和政治形象。它的票，只能在这三者之间不断衡量。1971年时，马耳他对西方安全保护的依赖更重，于是在看似“大势已去”的情况下，仍然投下反对票，多少带有一点“向保护者表忠心”的意味。

但历史发展往往不会严格按照小国想象的路线走。1971年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后，国际关系的天平开始向一个新方向倾斜。第二年，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出现突破，全球都在重新调整战略布局。对一个小国来说，如果还停留在旧算计上，很容易错失新的机会。

很快，马耳他就做出了一个新的选择。1972年1月31日，马耳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时间间隔不到三个月，前后态度变化之快，让不少熟悉联合国投票情况的人感到惊讶。有人半开玩笑说：“票是反对票，人却很现实。”

这当然不是一句玩笑就能概括的。马耳他很清楚，既然联合国已经确定新中国为唯一合法代表，继续和台湾方面保持“唯一中国代表”的关系，就等于与大多数国家对着干。而与新中国建交，不仅有利于争取来自东方的经济技术合作，也能在外交牌局中多一张可用的牌。对一个微型国家来说，多一个方向，风险反而小一点。

从马耳他的变化，可以看出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在大国格局已经明显转向的情况下，小国即便曾经投下“反向的一票”，也必须很快调整，否则就会被现实推着走。那张反对票，最后成了一段历史上的小插曲。

六、一场投票背后的深层意义

回到开头那张数字表：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这不是单纯的数字，它背后牵扯的是几十年间全球力量的重新排布。

从新中国的角度看，这场投票结束了在联合国门外徘徊二十多年的局面，把“合法代表权”问题彻底解决。中国恢复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之后，在朝鲜问题、越南战争、中东局势等重大议题上，开始以新的身份参与讨论，这与此前单方面被动承受国际压力完全不同。

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这次投票也是一次集体宣示。亚非拉国家大量投赞成票，不只是“帮中国说话”，也是在向世界表明：联合国不是少数大国的俱乐部，广大发展中国家有自己的立场。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推动“两阿提案”，从很大程度上说明第三世界已经具备一定议题主导能力。不得不说，这是冷战结构中很有意思的一条暗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