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听说我在中东教中文,年入百万,还娶了三个本地老婆,第一反应都是挤眉弄眼地拍拍我的肩膀,说我过上了男人的终极梦想生活。

每次听到这种话,我都只能苦笑。这世上哪有什么终极梦想,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不仅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而且还会让你分期付款,连本带利,直到你整个人被抽干。

七年前,我刚来中东的时候,绝对想不到自己会陷入今天这样的境地。那时候国内的教培行业正在转型,我作为一个对外汉语专业的硕士,拿着一份不高不低的薪水,对未来充满迷茫。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中东这边的富豪圈子正在疯狂兴起“中文热”。他们不缺钱,缺的是高级私教。

我动了心,投了简历,很快就被一家总部设在迪拉姆的教育机构录用了。

刚来的头两年,我拼了命地工作。本地富豪出手极其阔绰,一节两个小时的私教课,往往能开到1500到2000人民币的课酬。我不仅教小孩,后来也慢慢开始给一些有对华贸易需求的本地商人做商务汉语培训。到了第三年,我就脱离了机构,自己单干,积累了一批高净值客户,年收入轻松突破了百万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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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那一年,我认识了阿伊莎,阿伊莎是我一个学生妹妹。那个学生是个本地的年轻商人,对中国文化极其痴迷,经常邀请我去他家做客。在本地传统的家庭里,女眷是不太轻易见外客男性的,但他们家相对开明。有一次我留在他们家吃晚饭,阿伊莎刚好从英国留学放假回来。

她没有穿那种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黑袍,而是穿着一身居家的浅色长裙,头发随意地挽着。她对中国很好奇,用带着点英音的英语问我关于北京的胡同和上海的外滩,那天我们聊得很投机。

那时候的我,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漂泊,内心是极度孤独的。阿伊莎的出现,就像是沙漠里的一口井。她温柔、有教养,而且对我有一种天然的崇拜。我们的感情发展得很快,但要走到结婚这一步时候,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阻碍,那就是本地女孩几乎不可能外嫁给非穆斯林。

为了能和她在一起,我做出了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妥协:我加入了伊斯兰教,有了一个阿拉伯名字,并且在生活习惯上做出了彻底的改变。不吃猪肉、不喝酒,开始学习礼拜。

阿伊莎的父亲原本是很反对的,但他儿子——也就是我的那个学生,极力替我说话。加上我当时的收入在本地也算得上是体面的中产,最终,我们举行了婚礼。

和阿伊莎结婚的头两年,是我在中东最幸福的时光。我们在稍微偏远但环境很好的社区租了一栋小别墅。她是个非常传统的贤妻良母,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每天我上完课疲惫地回到家,总有热腾腾的饭菜等着我。虽然饮食上有些不习惯,但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踏实感,让我觉得一切妥协都是值得的。

如果日子就这样过下去,我大概会成为一个幸福的海外华人。但中东的文化土壤,注定了我无法只按照自己的剧本走。

转折发生在我们的女儿出生后不久。阿伊莎的一个堂哥在一次车祸中意外去世了,留下了妻子法蒂玛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法蒂玛是个非常传统的本地妇女,没有工作经验,娘家那边条件也很一般。在本地的文化传统里,家族里的寡妇如果没人照顾,是整个家族的耻辱。

阿伊莎的父亲把家族里的男人召集在一起开会,我也作为女婿被叫了去。会上,老丈人旁敲侧击地表示,希望有人能接纳法蒂玛。

在他们的观念里,接纳并不是单纯的给点钱资助,而是娶她过门,名正言顺地承担起抚养她和孩子的责任。这在他们看来是一种极大的善举,是会得到真主喜悦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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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本地亲戚面面相觑,有的说自己房子太小,有的说自己目前的妻子脾气太暴躁。最后,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

我当时脑子是懵的。作为一个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中国人,一夫多妻这种事在我的价值观里是极其荒谬的。但老丈人私下里找我谈了话,他握着我的手,情真意切地说:“你现在的收入很高,完全有能力多承担一个家庭。法蒂玛不需要你多宠爱她,她只需要一个名分,一个能保护她和孩子免受别人白眼的屋檐。”

阿伊莎也红着眼睛劝我,说实在不忍心看她带着三个孩子流落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