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他声音放得很轻。
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戴着无框眼镜，他没有直接把体检的单子递给我，而是先反扣在了桌面上。他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种复杂情绪。
我坐在对面的圆凳上，甚至还下意识地把背挺直了些。我当时脑子里还在盘算着下午组会要汇报的PPT，甚至有点不耐烦，觉得不就是个常规的入职体检吗，能有什么大问题。
直到他把那张纸翻过来，推到我面前。
“HIV抗体初筛，阳性。疾控中心的复核结果也出来了，确诊了。”
我盯着上面红色的印章，字我都认识，但连在一起我突然就看不懂了。我只记得那天诊室外的走廊里很吵，有小孩的哭声，有护士叫号的广播声，但在那短短的几秒钟里，我的世界像是被人突然按下了静音键，耳朵里只有一阵尖锐的耳鸣。
我28岁，某985高校的博士生，还发过两篇影响因子还算不错的SCI。在父母亲戚眼里，我是那个从小就不需要别人操心的“别人家的孩子”；在导师眼里，我是那个能在实验室里熬到凌晨三点，第二天早上八点准时出现打卡的科研机器。
我当时一直在想，艾滋病怎么可能和我的生活产生交集？
那天我连怎么走出医院的都不知道，只记得那天阳光特别刺眼。
晚上面对空荡荡的出租屋，我终于崩溃了。我把自己蜷缩在浴室的角落里，哭得发不出声音。我想起几个月前那段浑浑噩噩的日子，那段我自以为是“释放压力”、“寻找自由”，实际上却是在疯狂毁掉自己的日子。
那是读博的第四年，我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瓶颈。课题卡住了，养了半年的细胞因为实验室停电全部死光。导师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他在组会上当着所有师弟师妹的面，把我的数据报告扔在桌子上，冷冷地说：“如果你只有这种水平，我建议你趁早退学，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实验室待到凌晨。看着培养箱里那些报废的培养皿，我突然觉得很没意思。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按照别人设定好的轨道在跑，拼命考试，拼命升学，拼命想要证明自己优秀。我没有谈过几次像样的恋爱，没有去过夜店，连去KTV都不敢喝太多酒，怕影响第二天看文献的脑子。
可是我得到了什么呢？得到的是颈椎病，是掉得没剩多少的头发，是越来越严重的失眠，以及导师轻飘飘的一句“趁早退学”。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宿舍。我坐在校园长椅上，鬼使神差地下载了一个交友软件。
我告诉自己，我只是太累了，我需要和科研以外的人说说话，我需要确认自己还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台只会处理数据的机器。
最开始，真的只是聊天。屏幕那头的陌生人不知道我是个天天穿着白大褂、灰头土脸的女博士。在他们眼里，我只是个头像好看、说话幽默的女孩。那种不需要付出任何现实成本的赞美和暧昧，对我来说就像是久旱逢甘霖，它极大地满足了我当时极度匮乏的自信心。
后来，聊天变成了见面。再后来，见面变成了去酒吧，去酒店。
那是我人生中最放纵的半年。白天，我依然是那个在实验室里沉默寡言、被导师训斥也只会低头认错的林师姐；到了深夜，我会换上平时绝对不敢穿的衣服，画上浓妆，穿梭在城市喧嚣的夜场里。
我像是一个溺水的人，想抓住一切可以让我暂时忘记压力的东西。酒精让我大脑麻木，短暂的亲密关系让我产生一种被需要的错觉。在那些昏暗的灯光和震耳欲聋的音乐里，我不需要去想影响因子，不需要去想毕业论文，我只需要享受当下的刺激和快乐。
我以为我在掌控生活，我以为这只是我高压生活里的一点点调剂。我甚至有些病态地享受那种“双面人生”带来的背德感。
当理智被压抑的情绪彻底反噬的时候，人是会失去底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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