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疾控中心确诊报告的那天，上海正在下着暴雨。
我没有带伞，走出大门的时候，直接走进了雨里。门卫大爷在背后冲我喊了一声什么，我没听清，脑子里只有那张A4纸上刺眼的红色印章。雨水顺着我的头发流进眼睛里，杀得生疼，但我没有哭。人在真正遭遇灭顶之灾的时候，是哭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人迎面抡了一记重锤，连痛觉都还没来得及传导，只剩下耳边长久的、尖锐的嗡鸣。
我叫林夏，今年32岁。在拿到那份报告之前，我是别人眼里标准的“人生赢家”。英国常春藤盟校硕士毕业，回国后进了上海一家头部的外资咨询公司，拿着不菲的薪水，住在静安区租来的精致公寓里。我爸妈在老家也是体面人，从小到大，我是他们最大的骄傲。
如果非要说我的生活有什么不完美，那就是孤独，以及伴随而来的、近乎窒息的催婚压力。
女孩过了30岁，在老家亲戚的眼里，已经是个“烂在手里”的年纪。每次节假日通电话，我妈的话题永远绕不开相亲、结婚、生孩子。她在电话那头叹气，说隔壁谁家的女儿二胎都上幼儿园了，说女孩子书读得再多，最后也得有个归宿。我每次都是敷衍着挂断，但在挂断之后，看着空荡荡的房间，看着外卖盒里冷掉的轻食，那种无孔不入的疲惫感就会瞬间将我淹没。
白天在CBD的写字楼里，我是踩着高跟鞋、雷厉风行的职场精英；到了深夜，我只是一个连说话的人都找不到的、被掏空的躯壳。
那是去年深秋的一个周五。我刚结束了一个长达三个月的并购案尽调项目，连续熬了几个大夜，整个人的神经已经紧绷到了断裂的边缘。晚上十点多，同事在群里提议去喝几杯放松一下。平时我极少参加那种局，但那天，我真的太想找个地方透透气了，太想听一点除了键盘敲击声和客户抱怨声之外的声音。
我回复了“好”，换下职业装，涂了口红，打车去了长乐路的一家地下酒吧。
就是这个决定，把我拉进了一辈子都爬不出来的深渊。如果人真的能预知未来，那天晚上，我宁愿自己从出租车上跳下去，摔断腿，甚至被车撞死，我也绝对、死都不会踏进那个酒吧半步。
酒吧里的光线很暗，放着慵懒的爵士乐。同事们喝了几杯后，开始在舞池里摇晃。我不太适应那种环境，一个人端着酒杯坐在吧台角落。
这时候，一个男人坐到了我旁边。他穿着质地很好的衬衫，袖口挽到小臂，戴着一块价格不菲的手表。他没有像那些油腻的搭讪者一样直接要微信，而是很自然地指了指我面前的酒，说了一句关于那款酒的冷笑话。
我们聊了起来。他很会安慰人，或者说他伪装得很好，每一句话都让我觉得遇到了知音，这也瞬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在那个充满防备的城市里，遇到一个能听懂你所有梗、甚至连品味都严丝合缝契合的人，太难了。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也许是酒精的作用，也许是项目结束后的如释重负，又或者是长久以来的孤独在作祟，我放下了所有的戒备。我看着他那张干净、斯文的脸，觉得那是一个“安全”的人。
凌晨两点，他提议换个地方安静地聊聊。我没有拒绝。
后面的事情，发生得顺理成章又无比随意。在酒店的房间里，当我问了一句“有准备那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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