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里的汪星人|十大考古|墓葬|文物|汪星人|犬类|狗狗|猎犬|秦汉

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这份跨越物种的情谊，在中国大地上延续了逾万年。那些沉睡在地下、珍藏在博物馆中的犬主题文物，就像一部无声的史书，记录了狗狗陪伴人类的全过程。

1 史前时代：从荒野猎手到人类伙伴

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距今一万多年前，中国境内的先民已开始驯化狼，使其成为人类的伙伴。

距今9000-75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十几处狗坑，多位于居住区或房址附近，坑中的汪星人仿佛仍在履行守护营地的职责。贾湖遗址的发掘报告显示，这些家犬的体型已经明显小于野生狼，牙齿也出现了驯化带来的退化特征，说明它们已经通过人类喂养，不需要再靠野外撕咬猎物为生。

“最后鬣狗”化石新石器时代吴文化博物馆藏

苏州驯养狗的历史也很悠久，距今一万多年前的太湖三山岛遗址中有“最后鬣狗”化石，印证了吴地史前有丰富的犬科动物资源，为先民驯化狼作为狩猎伙伴提供了自然环境与实践思路，距今七千余年的马家浜文化吴县草鞋山遗址出土的犬类头骨，形态介于狼与现代家犬之间，是由狼驯化而来的家畜遗存，距今六千多年的吴江广福村遗址出土的犬类遗骸，进一步佐证了吴地悠久的养狗历史。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狗已深度融入先民的日常生活，还成为了器物创作的重要主题，最具代表性的是大汶口文化的狗形鬶。这件文物1974年出土于山东省青岛市胶州市三里河遗址，整只陶鬶塑造成昂首挺立的凶狗姿态，带着原始的攻击性。狗身部位为鬶的盛酒腹，微微张开的狗嘴是倒酒的流，向上卷曲的狗尾则做成了方便握持的鋬手，四条短腿稳稳地支撑着器身。

兽形灰陶鬶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狗形鬶的出现，表明先民对犬的形态特征已极为熟悉，能够将日常实用器具与犬类造型有机融合。其设计更是独具匠心，狗头上扬的造型，可防止加热时液体溢出，卷尾状鋬手符合现实中狗尾上卷的场景，四足能保障器身稳固，又便于下方生火加热。

2 夏商周：祭祀与狩猎里的犬

夏商周三代，中国早期的礼仪制度逐步发展成型，狗的角色也随之转变，成为了祭祀、丧葬等重大活动中的组成部分。

在商代，狗常作为祭祀的牺牲与墓葬的殉葬品。考古发掘显示，商代的祭祀遗址里，经常能发现狗的骨架，而在商代的墓葬中，“腰坑殉狗”更是一种常见的丧葬习俗，人们会在墓主棺椁下方挖掘腰坑，坑内殉葬狗。这种制度在殷墟遗址体现得最为明显，有超过一半的墓葬设有腰坑，坑里埋着狗。

玉回首狗商代晚期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5号墓（妇好墓）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一件勾云纹回首犬浮雕玉饰。玉犬整体呈匍匐姿态，回首后视，耳朵微微翘起，尾巴贴着腿部下垂，以勾云纹展现身姿。犬尾下垂，尽显恭顺之态，而其回首的姿态，似是听到了身后主人的呼唤。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也是中国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位女将军，这件玉犬出土在她的墓内，足以说明狗在她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到了两周时期，人们已经根据狗的功能，划分出了明确的品种分类。《诗经・秦风・驷驖》里有“輶车鸾镳，载猃歇骄。”猃（xiǎn）为长喙犬，歇骄为短喙犬，长嘴的猃适合远距离追逐猎物，短嘴的歇骄则适合近距离搏斗撕咬。这说明在春秋时期，秦地先民已根据猎犬的特征，形成了较为细致的品种划分。

苏州地区有关养狗的记载，可追溯至春秋晚期。据《吴越春秋》记述，吴王阖闾“昼游苏台，射于鸥陂，驰于游台，兴乐石城，走犬长洲”，文中所载五处地名，其中用来走犬的长洲还成为县级行政单位。宋代学者朱长文在《吴郡图经续记》中，还专门将吴王纵犬狩猎之所称作“走狗塘”。

《姑苏繁华图》里的狗徐扬清辽宁省博物馆藏

3 秦汉：从朝堂到市井的犬之趣

秦扫六合，汉定天下，大一统王朝带来了稳定的社会秩序，狗也从青铜时代的礼仪祭祀场景，走入寻常市井人家。

秦代关于狗的最著名记载，来自《史记・李斯列传》。秦朝丞相李斯被赵高陷害，判处腰斩之刑，临刑前，他看着和自己一起赴死的儿子，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我现在最怀念的，是和你一起牵着黄狗，出上蔡东门去打猎追兔子的平凡日子，可这样的日子，再也回不来了。吴人陆机在临刑前，同样追念昔日在华亭听到的鹤鸣，上蔡黄犬不自由，华亭鹤唳恨功名。

狗兔像石拓片图汉佚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到了汉代，养狗的风气更为盛行。汉代墓葬中出土了数量极多的陶狗明器，这些陶狗造型各异，生动写实，宛若一部直观反映汉代犬类品种与样貌的实物图谱，让后世之人能清晰地看到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养的狗是什么样子的，其中河南博物院内的左卧姿红釉陶狗较为典型。此陶犬虽作卧姿，却昂首伸颈，张口吠叫，耳朵竖起，尾尖上翘，仿佛正在对着闯入家门的陌生人发出警告，把看门狗的神态与气势展现得淋漓尽致。

左卧姿红釉陶狗汉河南博物院藏

汉代的宫廷里，狗更是皇帝的心头好，甚至闹出了不少荒唐事。《后汉书・孝灵帝纪》里记载，汉灵帝刘宏“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进贤冠是汉代文官上朝时戴的礼帽，绶带则是官员身份等级的象征，汉灵帝给自己养的狗戴上进贤冠，系上绶带，将它们当作官员。这则记载虽然荒唐，却也说明狗在帝王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

苏州金城新村遗址的秦汉时期地层出土了大量狗骨，印证了秦汉时期苏州城区一带存在养狗习俗。值得关注的是，西汉时期，扬州发生的一起丢狗事件，或与苏州人存在关联。据出土木牍记载，一名叫遂的官员曾记录：

臣遂家人出，逢一男子牵之。言曰：郎中周吴人学之，吴人得之。

遂所养之犬走失后，其家人外出时，偶遇一名男子牵该犬闲逛，便上前问询。该男子称，此犬为郎中周吴人所养，自己是从其处取得，并未偷盗。“周吴人”存在两种解读，一是指姓周、名吴人，二是指名为周的吴县人。若按第二种解读，则该起丢狗事件与苏州存在关联。没想到，宠物走失这一令现代人困扰的问题，在古代亦同样存在。

4 魏晋至隋唐：胡风与雅趣中的犬

魏晋南北朝的乱世，并未中断国人与狗相伴的历程，到了大唐盛世，丝绸之路的万里繁华，带来了西域的新风，也带来了新品种的犬类。

守门犬壁画砖魏晋甘肃省博物馆

犬类忠诚相伴、通人性之特质，以西晋文学家陆机所饲“黄耳”最为典型。据《晋书・陆机传》记载：

初机有骏犬，名曰黄耳，甚爱之。既而羁寓京师，久无家问，笑语犬曰：“我家绝无书信，汝能赍书取消息不？”犬摇尾作声。机乃为书以竹筒盛之而系其颈，犬寻路南走，遂至其家，得报还洛，其后因以为常。

黄耳聪慧机敏、善解人意，往返于洛阳与吴地之间传递家书，使陆机及时获知家中近况，消解羁旅思乡之愁。“其后因以为常”一句，足见初次传书时主犬皆感新奇，后经多次往返已成常态，亦印证黄耳传书之事属实。

青釉瓷狗圈西晋吴文化博物馆藏

这般颇具灵性的毛孩子却未曾留下样貌，后人或可从苏州吴文化博物馆所藏西晋青釉瓷狗圈中略窥其形。圈中之狗呈坐卧之态，尾巴上翘，微微抬头，乖巧可爱，明显是一副对着主人撒娇的模样，想必黄耳见到陆机时，便是这般模样。

唐代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丝绸之路的畅通，让东西方的文化相互交融、商品互通有无，沿着这条万里商路源源不断地传播，其中就包括了来自西方的汪星人，如《旧唐书・高昌传》里记载：

（武德）七年，（高昌王）文泰又献狗雄雌各一，高六寸，长尺余，性甚慧，能曳马衔烛，云本出拂菻国。中国有拂菻狗，自此始也。

高昌王麹文泰进贡的这对拂菻狗，身高只有六寸，长一尺多，换算成现在的单位，身高不到20厘米，体长只有30多厘米，非常小巧，而且极为聪明，能牵着马的缰绳，能叼着蜡烛。此种拂菻犬的样貌，见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双童嬉戏图》。图中左侧孩童怀中所抱小狗，毛色黑白相间，毛发微卷，体型小巧玲珑。学术界认为此卷毛小狗即为现代哈巴犬的雏形。

《双童嬉戏图》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唐代的犬类，除了成为观赏宠物，仍是狩猎活动中的重要角色，如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狩猎出行图》生动再现了唐代皇室贵族狩猎出行的恢宏场面，数十名骑手驾乘骏马，携旗执兵，列队浩荡奔赴猎场，其中各类猎犬尤为醒目。画中猎犬品类多样，既有身形高大、矫健迅捷的大型猎犬，亦有体型纤巧的细犬伏于马背，更有数只小型观赏犬由随行人员揽怀伴行。这些猎犬中的典型当属波斯犬，其狩猎时性情勇猛、奔逐迅捷，多由波斯及中亚诸国作为贡品进献而来。

5 宋元明清：画轴与案头的犬之暖

从宋元的市井繁华，到明清的俗世安稳，狗成为了民俗文化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宋代为我国历史上市井文化高度繁荣的时期，这一点在宠物行业中体现得较为明显。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都城汴梁的相国寺附近，形成了售卖猫狗等宠物的市集。彼时已出现为猫狗美容修饰、供应专用饲料等专门行当，值得关注的是，商户已能顺应时节推出对应的宠物食粮配方，如夏季侧重清热解暑，冬季注重温补调养，其经营思路与现代宠物食品行业的理念颇为相似。

《猎犬图页》（局部）李迪南宋故宫博物院藏

宋代的文人画家们，也把狗作为绘画的主题，其中最经典的作品，就是李迪的《猎犬图》。画作中的猎犬虽在站立，整体姿势呈现左高右低，垂首贴耳，显得颇为温顺，应该经受过专业的训练。此类猎犬为我国传统品种，也是现今山东细犬、陕西细犬的前身，其奔跑速度快、耐力出众，是猎人的得力助手。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词句，其所牵之黄，推测即为《猎犬图》中同类犬种。

以反映农村田园生活著称的范成大在诗中提及狗的次数颇多，笔下的狗大多不离看家护院的本色，如《晚春田园杂兴》中“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茶”，《上沙》中“水边犬吠隔疏林，篱落萧森日半阴”，以及《腊月村田乐府·烧火盆行》中“儿孙围坐犬鸡忙，邻曲欢笑遥相望”，这些诗句皆围绕犬吠护院、伴守田家这一场景展开。

明代文献中关于犬类故事的记载更为传奇。据明代苏州文人陆粲所著《庚巳编》记载，苏州阊门一典当行养有一犬，该犬守在主人父亲埋藏银两之处，恪尽职责，后因伤人，主人为赔罪，决定将其烹杀，然受伤者梦到犬咬人之原委，急忙说与主人听，可犬已化为锅中肉。主人追悔莫及，遂对该犬予以悼念，并隆重安葬。

《十骏犬霜花鹞轴》郎世宁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至清代，民众对犬类的喜爱之情更胜往昔，其中尤以乾隆帝与他的十只爱犬最具代表性。宫廷画家郎世宁奉旨为乾隆帝创作《十骏犬图》，画作融合西洋写实光影技法与中国传统笔墨线条，将十犬神态刻画得惟妙惟肖。十只猎犬各有名号，分别为霜花鹞、睒（shǎn）星狼、金翅猃、苍水虬（qiú）、墨玉璃、茹黄豹、雪爪卢、蓦空鹊、斑锦彪、苍猊（ní），只只身形矫健、神采灵动，是乾隆帝木兰秋狝时的得力助手。

6 结语

回望中国古代，狗主题文物与四灵、龙凤等动物纹饰有所不同，未呈现明显符号化发展趋势，亦未成为服饰上的常见元素，多以独立主体的形象留存于世。以独立主体为特征的犬类文物大致可分为立犬与卧犬两类。昂首站立的犬类造型，多呈现威慑姿态，似有警戒吠鸣之态，垂首卧地的犬类造型，则多展现温顺亲和之姿，宛若与人撒娇。立犬类文物主要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彼时犬类作为人们的生产工具，用于协助狩猎及看家护院，进入历史时期后，犬类逐渐成为人们的生活伙伴，承担起情感陪伴功能，因此卧犬类文物更为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