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再平常不过的葬礼，何以发酵为北宋文坛和理学界著名的公案，最终居然演变成绵延数十年的“蜀洛党争”？
这场匪夷所思故事中的两位男一号你一定不会陌生：一位是随性洒脱的苏东坡，另一位则是恪守礼法的程颐。那么，这场冲突究竟是怎样引发的呢？
提起程颐，你也许知道他是与苏东坡同时代的理学大家，也和苏轼同登过“千年第一榜”，我在前文和大家介绍过。爱他舍命相护，恨他贬至天涯：苏轼的这段 “塑料友情” 看哭多少人?
这场由欧阳修担任主考官的超级科举考试，一次性淘出2位理学大师、3位唐宋八大家、9位宰相和24 位载入宋史单独立传的风云人物。随便拉一位出来都能擎住半边天。
程颐就是那两位理学大师的其中一位，也是常被后世提起的“程朱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这件事情发生在1086 年元祐元年，你没听错，就是后来好多人被贴上“元祐党人”的那个元祐开年第一年。
在这年，文坛和政坛顶梁柱司马光去世了。
作为当朝宰相，丧礼当然不能随便。但尴尬的是，司马光去世的时间拿捏得很好，正好是一年一度天子率领群臣举行国家级祭祀活动“明堂祭祀吉礼”的同一天。
这意味着，同一班大臣们前脚刚遵照礼制以吉礼祈完福，后脚就要按凶礼吊唁过世的前任首辅。
以现代人眼光来看这并非什么难题，但在担任葬礼主持的程颐看来，这简直就是在公然违抗古制，福气和晦气岂能相冲？要不得。
按古礼“子于是日哭，则不歌”，意思是孔子有一天哭哭滴滴地办了场葬礼，所以他老人家在同一天就不高兴再办一场吉礼了。于是程颐决定——听孔子的，把葬礼推迟延后。
可颇为要命的是，他并未提前通知百官，而是选择祭礼结束之后第一个赶回司马光家灵堂，打算以一己之力挡在大门口，阻止所有人前往吊唁。
这下苏轼不乐意了。
他带着同僚特意赶过来，冷不丁被吃了个闭门羹。 以苏轼那“不合时宜”的暴脾气哪受得了这种不近人情的迂腐规矩。于是他质问程颐，为何要横加阻拦？
程颐当然毫无疑问地搬出孔夫子，引经据典一顿输出。
可这边还没解释完，灵堂后厢突然传来哭啼声，苏轼转过去一看，原来是司马光的儿子躲在里屋嚎啕大哭。
苏轼好奇问他，你父亲生前好友同事们都来吊唁，你不出来招待还礼就算了，还不敢大大方方哭，一个人躲在后面是要闹哪样？
司马光儿子边擦鼻涕边回答说，这都是程颐安排的，因为他说：孝子哀痛至极，礼当“不堪见客”。
这下，苏轼彻底炸了。瞬移回前屋找到程颐，当场开怼：
“孔子说哭则不歌，可没说歌则不哭啊！我们刚歌完，过来哭下，有何不可？！再说了，人家父子情深，孝子丧父，哪有不让人当众哭丧的道理，这哪里是遵礼重道，简直就是不近人情的迂腐！”
苏轼字字珠玑，逻辑缜密，怼得程颐无言以对。他不依不饶，继续补刀道：
“程颐，我看你就不是什么理学大师，简直就是个从烂泥塘里冒出来的山寨版叔孙通！”
叔孙通是谁呢，他是汉高祖时期为刘邦制定朝堂礼仪制度的大儒。苏轼这句嘲讽补刀，刀刀见血。
至此，苏轼率群臣强行吊唁成功。但这一举动，等于同程颐当众撕破脸，彻底掀开了与程颐为首理学派的数十年倾轧。
不久后矛盾进一步激化，两派各据一词，使得这场礼法之争几乎演变为一场公案，大家无形中分化为蜀党和洛党。两派党同伐异，相互弹劾。再加上外边的新党虎视眈眈，南宋时局越发风雨飘摇。
没多久，苏轼和程颐相继被弹劾贬谪外放。但这并未使党争缓解，蜀洛之争一直对立绵延数十年，局内人皆受其害。
时至今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场争执，可能会觉得毫无必要。毕竟，人生随意一些，少些束缚少些约束，可能会更舒适。但转念想，如果太过放纵没了规矩，是否又过犹不及？
事实就是如此，极致的规矩缺少温度，而过头的松弛又会导致混乱。谁不是在两者之间走钢丝，竭力寻找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呢？
毕竟，千年之前两位大家用一场争论告诉我们，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守得住原则，又放得下执念。
你说呢？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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