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3日清晨，上海福州路的新华书店门口排起长龙。队伍里有白发退伍军人，也有刚从工厂夜班赶来的青年，他们只为同一本刚刚出厂的书——《红日》。售书柜台打开的瞬间，簇新的封面像烧旺的炭火，映在每个人脸上。可很少有人知道，这部被追捧的长篇，两年前差点被一位脾气火爆的老首长“毙”在稿桌上。
倒带到1956年4月20日，南京细雨未歇。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江渭清推门进屋，外套还带着水迹。警卫员递来一包牛皮纸，他顺手拆开——油墨味扑鼻而来，扉页写着《最高峰》。夹条白信纸落在桌面：“请首长指正，吴强上。”江渭清原本舒展的眉头一点点拢紧，脸色像暮色中的玄武湖水。
他翻过十余页，发现故事的核心几乎全压在六纵司令员原型沈振新身上，其他纵队成了陪衬。窗外风吹新柳，屋里却有股火药味。他把稿子合上，自语一句：“这小子净给自己人抹金，我得好好教训他！”
天刚亮，吴强就被叫到办公楼。走廊光线昏暗，他擦着汗，心口突突直跳。刚踏进门，江渭清把稿子往桌上一按：“写得挺热闹，可仗凭咱六纵一支部队就打赢了？其他部队跑哪去了？”吴强抬头，嗓音有点沙哑：“文学创作要有集中火力嘛，首长。”房里顿时安静。江渭清盯了他几秒，忽地笑了：“道理我懂，可史实不能糊弄！改，改不动我替你改——真想捶你一顿！”
二十分钟后，吴强夹着稿子灰溜溜走出。心里却松了口气：批评得越凶，证明对这本书还有希望。此刻的狼狈，让他想起九年前枪林弹雨中的孟良崮。
1947年5月16日凌晨，华东野战军六纵宣教部部长吴强爬在乱石后，望着山坡上燃起的曳光。整编七十四师的密集火力像暴雨倾盆，土石被炸得翻卷。山上有个身影在泥浆里爬动，正是纵队司令员陈士榘。他回头吼：“快打上来，盯死敌指挥所！”那一夜，火线距离不足二十米。天色发白时，张灵甫的部队已成甕中之鳖。战后，几名俘虏认出将官遗体，嚎哭声随山风飘远。场景像烙铁，深深印在吴强脑海。
“这仗不写下来可惜。”当晚深夜，他在帐篷里点起马灯，对通信员嘀咕了一句，便把残破地图折起留作日后写作素材。惦念埋在心里，却始终没动笔——部队一仗接一仗，哪有工夫？
1949年12月，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土崩瓦解，华东大军南下厦门休整。难得的清静让吴强突然想起那句“得写下来”，遂在昏黄的油灯下列人物表，给主人公取名沈振新。脾气借王必成，机敏学叶飞，血性源自许世友，几张脸庞拼成一人。初稿写到第三万字，他给它临时起名《仇敌》。
1952年3月，转业命令下达，吴强被调南京。临行前，陈毅在十里长亭握着他的手：“你别再磨蹭，抓紧写，别让战友的血白流。”短短一句，如同军令。来到南京后，他借住在中山陵脚下的招待所，每天凌晨三点起，一支烟、一壶茶、一沓草稿纸，笔尖呲呲作响。胃病发作，他就嚼干馒头压酸水；倦得抬不起头，就在窗台上小憩十分钟。半年后，40万字初稿堆满半张桌。
可江渭清和王必成的“会诊”让他认清：这部书离真正的历史还差一口气。问题一，群像稀薄；问题二，书名平淡。于是他挖出当年一纵、二纵、四纵的作战日志，整座南京军区资料室几乎被翻了底朝天。许多无名卫生员、侦察排长被请进纸面；沂蒙山地方武工队也拥有了姓名与台词。
书名的难题更折腾。一天凌晨，他在杭州住处推窗透气，忽见晨曦越过高塔，楼顶染成赤金。那一束光给了答案——《红日》，既是黎明，也是生命。稿纸右上角，他写下这两字，心里豁然开朗。
1958年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排版付印。首印2万册，不到半月售罄；赶紧加印7万册，依然供不应求。上海的营业员回忆：“那阵子只要开箱，书刚摆出来就被抢光。”更热闹的是信件。老兵们寄来手写稿，指出战场方位、弹药型号的差错。吴强挨个回信致谢，还在第二版里增补一千多字，把几处坐标从“大约”改成“东南偏北一百二十米”。
长春电影制片厂很快拍摄同名影片。放映厅里，黑白胶片拉开，炮声轰鸣，观众的手心全是汗。一位参战老连长看完，悄悄抹泪：“仿佛又闻到孟良崮的硝烟味。”影片结束，他写信告诉吴强：“电影好，可我希望书里再写写负伤的那些炊事班兄弟。”吴强回信说：“记下了，等下次修订。”
进入1961年，国防科大的课堂出现了《红日》。学员们把战术细节划得密密麻麻，讨论白刃格斗的突破口是否合理。一堂课后，有人给吴强打长途电话请教。电话那头，已鬓角微白的他笑道：“让真炮弹开过的同志来判卷吧，我写的不过是当年的一腔热。”
1964年秋，江渭清在北京出差时，收到赠书签名本。他挤出午休时间，坐在招待所窗前，从扉页翻到末章。页脚，吴强题了一行字：“谨以此献给在孟良崮埋骨的兄弟，也献给当年差点捶我的您。”江渭清合上书，手掌在封面轻敲几下，低声念叨：“这小子，总算把账补平了。”
岁月流逝，《红日》仍在印行。孟良崮山道旁，那座简易烈士碑经修缮后愈显苍劲。每当清明，有读者捧着书赶来献花，他们说，这里不仅埋着英魂，也埋着文字里永不熄灭的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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