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秀兰,今年六十一岁。九年前,经人介绍认识了老赵,赵德厚。他比我大五岁,退休教师,老伴走了两年,一个儿子在省城工作,很少回来。我老伴也走了好几年了,女儿嫁到了外省,一年到头见不着几面。两个人都是孤零零的,经人一撮合,就在一起了。没领证,搭伙过日子。他住的那套老房子,两室一厅,不大,但两个人住,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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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赵这个人,老实,话不多,不抽烟不喝酒,唯一的爱好就是下棋。每天下午去公园跟老头们下几盘,输了不恼,赢了不笑,回来给我讲讲今天谁谁谁又出了什么昏招,谁谁谁又悔棋了。我听着,笑,说你们这些老头,下个棋也这么较真。他说你不懂,棋品如人品。我说行行行,你棋品最好,行了吧。他笑了,露出几颗缺了边的牙齿,像个孩子。

他儿子叫赵志远,在省城一家公司上班,结了婚,生了孩子,回来得少。每年过年回来一趟,住两天就走,跟老赵说不了几句话,跟我更是客气得生分。他叫我“周姨”,叫得很勉强,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我不在意,不是亲的,叫不叫都行。我女儿也不怎么回来,打打电话,寄点东西,算是有个念想。两个老人,两个被子女遗忘了的老人,凑在一起,搭个伴,过一天算一天。

搭伙这几年,日子过得平淡,但也踏实。我做饭,他洗碗。我洗衣服,他拖地。我去买菜,他跟着,提袋子。傍晚吃完饭,两个人去河边散步,走得很慢,走走停停,看看河里的水,看看天上的云,看看远处的高楼。有时候不说话,就那么走着,也很舒服。他走得慢,我等她。我走得慢,她等我。两个人像两台老旧的机器,零件磨损了,运转缓慢了,但还在转,还在配合,还在发出它们自己的声音。

去年秋天,老赵的儿子回来了。不是过年,不是过节,忽然就回来了。我正厨房里炖排骨,听见门铃响,去开门,看见赵志远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衫,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脸上的表情很严肃,像是在公司开会。他叫了声“周姨”,走进来,在沙发上坐下,跟老赵说,爸,我有事跟你商量。

我端着茶过去,放在茶几上,他说谢谢,没看我。我回厨房继续炖排骨,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蒸汽模糊了玻璃锅盖,看不清里面。我听着客厅里的声音,老赵的声音很小,他儿子的声音也不大,断断续续的,听不清说什么。只听见几个词——“留学”“钱”“房子”。我的心紧了一下,像是被人用手攥住了,又松开了。

排骨炖好了,我盛出来,端上桌。老赵和他儿子坐在沙发上,两个人都不说话,空气很闷,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我叫他们吃饭,他儿子站起来,说周姨我不吃了,我还有事。他走到门口,换了鞋,回头看了老赵一眼,那目光里有期待,有催促,有一种“你快点做决定”的焦急。门关上了,咔嗒一声。

老赵坐在沙发上,没有动。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看着他的脸。他的脸上有一种说不清的表情,像是为难,又像是愧疚。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着,像两只受了伤的动物,缩在那里,不敢动。

“老赵,志远跟你说啥了?”我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他想出国留学,差钱,让我把房子卖了,给他凑学费。

我愣了一下。卖房子?这套房子是他唯一的财产,是他老伴留下的,是他住了二十多年的家。卖了房子,他住哪?我住哪?

“你答应了?”我问。

“还没。”

“你怎么想的?”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他的手很瘦,骨节分明,青筋凸起,指甲盖泛着青色。他看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说话了。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目光里有愧疚,有无奈,有一种“我也是没办法”的认命。

“秀兰,志远是我儿子。他从小到大,我没怎么管过他。他妈走的时候,他在外地上大学,没赶回来。后来他工作了,结婚了,我也没帮上什么忙。他心里有怨,我知道。他这次开口,我想,就帮他一把吧。卖了房子,把钱给他,也算是我这个当爸的,最后尽一点力。”

“最后尽一点力?你卖房子帮他,那你住哪?我住哪?”

“我们租房子住。退休金够花,租个房子,也够。”

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愧疚,有无奈,有一种“我知道对不起你但我必须这么做”的决绝。我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体累,是心里累,像有什么东西压在上面,压了很久,久到你以为它已经长在那里了,不会再疼了,但它还是疼,只是你已经习惯了那种疼,习惯了不去想它。九年了,我们搭伙过了九年。九年的日子,不是一天两天,是一千多个日夜。我给他做饭,给他洗衣服,给他收拾屋子,陪他散步,陪他下棋,陪他看病,陪他熬过那些失眠的夜晚。我以为我们是一家人,即使没有那张纸,也是一家人。但在他的天平上,我这个“一家人”,永远比不上他的亲生儿子。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说这件事。我洗了碗,擦了灶台,把厨房收拾干净。老赵坐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小,他大概也没看进去,眼睛盯着屏幕,但眼神是空的,像两口枯井。我走进卧室,关上门,打开衣柜,把我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拿出来,叠好,放进行李箱里。衣服不多,一个行李箱就装完了。几件换洗的,两件厚外套,一双棉鞋,一双单鞋。我把结婚时买的那个金戒指从抽屉里拿出来,看了看,放进口袋里。那是老赵给我买的,不值钱,但戴了九年,习惯了。

老赵推门进来,看见我在收拾行李,愣住了。他站在门口,像一根木桩,一动不动。他的嘴张着,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他的眼眶红了,嘴唇在发抖,手在发抖,整个人像一片在风中快要落下来的叶子。

“秀兰,你干什么?”他的声音有些哑。

“我回自己家住。”我说。

“你……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一早。”

“秀兰,你别走。房子卖了,我们租房子住。我不会让你没地方住的。”

我看着他,看着他那张苍老的、疲惫的、写满了愧疚的脸。我恨他吗?我问自己。恨他把房子卖了给儿子,不给我留一条后路?恨他在这九年里,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留给了儿子,留给我的只有剩饭剩菜和数不清的等待?恨他在我做了一桌子菜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在儿子那里陪着孙子?恨他在我生病的时候,只是打个电话说“多喝热水”,而他儿子一个电话,他就坐了几个小时的车赶过去?

不恨了。不是原谅了,是恨不动了。恨一个人太累了,我已经累了很多年,不想再累了。

“老赵,你的房子,你说了算。你卖也好,不卖也好,都跟我没关系。我不是你的家人,我只是你的搭伙老伴。搭伙,就是凑合过。凑合不下去了,就散。就这么简单。”

他的眼泪掉了下来,无声无息地,顺着脸颊往下淌,淌进嘴角,淌进下巴。他没有擦,任眼泪流。

“秀兰,你别这么说。你是我老伴,不是搭伙的。这么多年,你对我好,我知道。我心里有数。”

“你有数?你有数就不会把房子卖了,不跟我商量一声。你有数就不会在儿子开口的时候,想都不想就答应了。你有数就不会在这九年里,什么事都把你儿子放在第一位,把我放在最后。老赵,我不是跟你计较。我是心寒。九年了,我捂不热你的心。”

我拉起行李箱的拉链,把箱子立在地上,靠在衣柜旁边。我在床边坐下来,看着窗外的月亮。月亮很圆,很亮,像一个巨大的银盘子挂在半空中。月光洒在院子里,洒在那棵桂花树上,洒在那些落了满地的花瓣上。夜风吹进来,凉凉的,带着桂花的香味,甜丝丝的。

“秀兰,你别走了。你走了,我一个人怎么办?”

“你找你儿子去。他拿了你的钱,总该管你吧。”

“他……他管不了我。他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日子。”

“那是他的事。你把他养大,供他读书,帮他成家,现在又卖房供他留学。你为他做了你能做的一切。他管不管你,是他的良心。你管不了。”

老赵蹲下来,蹲在我面前,仰着头看着我。他的眼泪还在流,流进嘴角,流进下巴,一滴一滴地落在我的鞋面上。他的嘴唇在发抖,手在发抖,整个人像一棵被风吹歪了的老树,歪着,但还站着。

“秀兰,我对不起你。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你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改。我不卖房子了,我不给志远钱了。你别走了,行不行?”

我伸出手,摸着他的头发。他的头发全白了,又硬又粗,像一把枯草。我的手指从他的头顶滑到耳后,一遍一遍的,像很多年前,我摸我女儿的头一样。她的头发很软,很滑,像一匹缎子。他的头发不一样,硬的,扎手的,像一把刷子。但摸久了,也有一种温暖,一种粗糙的、不完美的、但真实的温暖。

“老赵,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你自己。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儿子,你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你以为他出息了,你就有面子了。你以为他过好了,你就安心了。你不知道,儿子有儿子的日子,你有你的日子。你把他养大了,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剩下的日子,你应该为你自己活。”

他的眼泪流得更凶了,但他没有说话。

“老赵,我不走了。今晚不走,明天也不走。我等你把房子卖了,等你把钱给了儿子,等你搬出去租房子住。那时候,我再走。我不是不想陪你,是陪不起了。我六十多了,没几年活头了。剩下的日子,我想为自己活。”

他点了点头,用手背擦了擦眼泪,站起来,在床边坐下。他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很凉,很粗糙,骨节分明,青筋凸起,像一把干枯的树枝。他握着我的手,握得很紧,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怕一松手,就什么都没了。

“秀兰,我不卖房子了。我不给志远钱了。我错了。你别走。”

我没有说话。窗外的月亮移到了西边,光从天花板上移到了墙上,从墙上移到了地板上,最后消失了。天快亮了。东方的天际泛起了鱼肚白,一层一层的云被染成了淡金色,像一幅刚刚开始着色的画。远处的楼顶上有鸟在叫,叽叽喳喳的,像是在庆祝新的一天的到来。

我站起来,走到厨房,开始做早饭。小米粥,煮鸡蛋,一碟咸菜。粥熬得很稠,上面浮着一层米油。鸡蛋煮得刚好,蛋黄是沙的,噎人。咸菜是我自己腌的,萝卜条,脆生生的,咸中带甜。老赵坐在餐桌前,端起碗,喝了一口粥,烫了嘴,嘶了一声。他放下碗,吹了吹,又端起来,喝了一口。他吃得很慢,像是在品尝什么了不得的美味,又像是在拖延时间,怕吃完了,我就走了。

我坐在他对面,也喝粥。粥很烫,烫得我舌尖发麻,但我没有等,一口一口地喝,烫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我没有哭,是烫的。

吃完饭,老赵去洗碗。水龙头哗哗地响,碗碟碰撞的声音清脆悦耳,像一首没什么旋律但很好听的曲子。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背驼了,头发白了,腿脚不利索了。他老了,老到需要人照顾了。但他还在照顾别人,照顾一个要离开他的人。

“老赵,我走了。”

他转过身,看着我,手里还拿着一个碗,碗上沾着洗洁精的泡沫,滑溜溜的,差点滑落。他把碗放在水池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到我面前。

“秀兰,你真的要走?”

“嗯。”

“你什么时候回来?”

“不回来了。”

他的眼眶又红了,但他没有哭。他伸出手,想摸我的脸,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

“秀兰,你保重。”

“你也是。”

我拎着行李箱,走出了门。门关上了,咔嗒一声,像是什么东西断了,又像是什么东西终于合上了。我站在门口,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站了很久。门是深棕色的,上面贴着一个福字,是去年过年时我贴的,红色的纸已经褪色了,边角翘了起来,被风吹得微微晃动。

我拎着行李箱,下了楼。行李箱很重,我的手被提手勒得生疼。我没有放下,一步一步地往下走。楼梯很长,声控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走在明暗交替的光线里,像一个在隧道里穿行的人,前面有光,但不知道是出口还是另一条隧道的入口。

出了单元门,阳光很好,晒在身上暖洋洋的。院子里的桂花树开了,金灿灿的,一簇一簇的,像一团团火。有人在树下拍照,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穿着白色的连衣裙,蹲在地上捡花瓣,捧在手心里,对着镜头笑。她的笑容很灿烂,像那天的阳光,不刺眼,但很亮。

我站在楼下,抬头看着那扇窗户。窗帘拉着,看不见里面。但我能想象老赵站在窗前,看着我的背影,像我每次送他出门一样。他大概在哭,大概在叹气,大概在后悔。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走了。走出这扇门,就不再回头了。

手机响了,是女儿打来的。

“妈,你到哪了?”

“刚出门。”

“我去车站接你。”

“好。”

挂了电话,我把手机揣进口袋,拎着行李箱,往小区门口走。阳光照在脸上,暖洋洋的,我眯着眼睛,看着前方的路。路很长,看不到尽头,但我知道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女儿家,跟她住一段时间。然后找个地方,租个房子,一个人过。我一个人过了好多年,不怕再一个人。

走到小区门口,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窗户还关着,窗帘还拉着,没有人在看我。我笑了一下,转身走出了小区。

出租车来了,司机帮我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我坐进后座,靠着椅背,闭上了眼睛。车子发动了,窗外的街景飞速地往后退,一帧一帧的,像一部快进的电影。我睁开眼睛,看着窗外,看着那些熟悉的街道、店铺、行人,看着那些我走了九年的路。

“大姐,你去哪?”司机问。

“火车站。”

“好。”

车子拐了个弯,驶上了大路。阳光从车窗照进来,落在我的手上,暖洋洋的。我看着自己的手,手指上还有那个金戒指的印子,浅浅的,像一道伤疤,不疼,但你知道它在。

我把戒指从口袋里掏出来,看了看。金黄色的,很细,很轻,不值钱。但它陪了我九年,戴在手上,习惯了。摘下来,手指上少了一样东西,空落落的,像缺了什么。我把戒指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硌得手心疼。我没有扔,把它放回了口袋。

车子开到了火车站,司机帮我把行李箱拿下来。我付了钱,说了声谢谢,拎着行李箱走进了候车大厅。大厅里人很多,熙熙攘攘的,有人拎着大包小包,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抱着老人。我找了一个空位坐下,把行李箱放在脚边,靠着椅背,闭上了眼睛。

手机又响了。是老赵打来的。我看着屏幕上的名字,看了很久,没有接。电话响了很久,停了。过了一会儿,又响了。还是没有接。第三次响的时候,我接了。

“秀兰。”他的声音沙哑得不像样,像一个人在沙漠里走了很久,嗓子干得快冒烟了。

“嗯。”

“秀兰,你到了吗?”

“还没。”

“你……你什么时候回来?”

“不回来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拿下来看了一眼,还在通话中。

“秀兰,我把志远的钱退了。房子不卖了。你回来吧。”

我握着手机,看着候车大厅里的电子显示屏,上面滚动着列车的时刻表,红色的字,一闪一闪的,像心跳。我想起他蹲在我面前哭的样子,想起他握着我的手说“你别走”,想起他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我的背影。他不是坏人,他只是一个被亲情绑架了的老人,一个在儿子和搭伙老伴之间左右为难的老人。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儿子,以为儿子会回报他同样的爱。他不知道,儿子有儿子的日子,有他自己的家,有他自己的责任。他把自己掏空了,喂给了儿子,以为儿子会在他老的时候,也把他喂饱。他不知道,他把自己掏空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老赵,你不卖房子了,志远怎么办?”

“他自己的事,自己想办法。我管了他三十年,管够了。剩下的日子,我想跟你过。”

我的眼泪掉了下来,无声无息地,顺着脸颊往下淌,淌进嘴角,淌进下巴。我没有擦,任眼泪流。

“老赵,你说的是真心话?”

“真心话。”

“你不后悔?”

“不后悔。”

我挂了电话,拎着行李箱,走出了候车大厅。阳光很好,晒在身上暖洋洋的。广场上人来人往,有人拎着行李匆匆走过,有人蹲在花坛边吃盒饭,有人靠着柱子打电话。我站在广场上,看着那些匆匆忙忙的人,看着那些为了生活奔波的人,看着那些像我一样、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人。

手机又响了。还是老赵。

“秀兰,你上车了吗?”

“没有。”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现在。”

电话那头传来他的笑声,不是那种大声的笑,是那种轻轻的、从喉咙深处溢出来的笑,像是忍了很久终于忍不住了。那笑声里有释然,有心酸,有一种“你终于肯回来了”的欣慰。

“我去接你。”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

“我去接你。”

“说了不用。”

“我去接你。”

我挂了电话,拎着行李箱,往出租车候车区走。排队的人很多,弯弯曲曲的,像一条长龙。我站在队尾,等着,不急。阳光很好,晒在身上暖洋洋的。我把行李箱立在脚边,手插在口袋里,口袋里那个金戒指硌着我的手心,有点疼,但我不想把它拿出来。

出租车一辆一辆地来,一辆一辆地走。队伍慢慢往前移动,我跟着走,一步一步的,不急不慢。我想着老赵,想着他在家里等我,大概在厨房里烧水,准备给我泡茶。他泡的茶不好喝,总是放太多茶叶,苦得要命。但我每次都说好喝,他就高兴,下次继续放那么多。他这个人,记吃不记打。

轮到我上车了。司机帮我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我坐进后座,报了地址。车子驶出了火车站,汇入了车流。窗外的阳光很好,晒在脸上暖洋洋的。我眯着眼睛,看着窗外的街景,那些熟悉的街道、店铺、行人,那些我走了九年的路,又出现在眼前。

手机震了一下,是老赵发来的消息。只有几个字。

“秀兰,我等你。”

我看着那几个字,笑了。不是苦笑,不是自嘲,是那种很轻的、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笑的笑。也许是因为,我忽然觉得,这辈子,虽然被辜负了很多,但至少还有一个人,愿意等我。他等我回家,等我吃饭,等我散步,等我老。这就够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