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年初夏，汉水暴涨，荆州南岸的村民议论纷纷：“听说关将军正逼襄樊，曹家要搬洛阳。”这句街谈巷议，道尽了当时关羽的声威。就在这一年冬天，关羽兵败麦城，旋即殒命，紧接着是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222年夷陵火烧连营，蜀汉元气大伤。倘若历史稍稍转向——关羽与张飞皆未死，接下来那场席卷长江上游的复仇战，还会是同样的结局吗？
先从关羽与张飞的存世价值说起。关羽在荆州经营七年，郡县士民称之“义公”，这一点连鲁肃也忌惮三分。张飞则在巴蜀募兵练军，三千义从日夜操练，战斗力冠绝一时。两人若在，刘备既不必亲率中军，也无需仓促拼凑新编部队。主帅关羽、偏将张飞，辅以赵云、黄忠、魏延，甚至已露锋芒的关兴、张苞，这样的阵容放在当时，确实让东吴夜不能寐。
关羽最大长处在“威震华夏”四字。襄樊之役仅三万兵镇住七郡，连曹操都生迁都之念。更关键的是，他对荆州士族有天然号召力。吕蒙得手靠的是“白衣渡江”与“袭其老小”，一旦关羽没死，这套战术便无着力点。那些被胁迫投吴的郡县势力，多半愿意再次开城迎关。对比刘备当年仓促东征还得自己披甲，拥有根基的进军无疑稳健得多。
张飞在此时同样不可或缺。历史中的张飞喝多了，被范疆、张达所刺，这本身就透露出失控的军纪与绝望的心态。若关羽无恙，张飞不会沉浸在悲愤中，而是依旧那位“万人敌”。蜀军士气因此翻倍，护军体系也不至断裂。陆续整编而来的益州兵、南中兵，与荆州本地旧部结合，一支十余万的长江水陆联军并非夸张。
回头看东吴。222年，领军者是陆逊，文武双全，却面临将领青黄不接的现实。周瑜、吕蒙已逝，甘宁时乏力，傅士仁、潘璋多为守边老将。陆逊自己不过三十出头，要一肩挑起防线长达千里的长江，压力巨大。一旦西线襄阳、江陵失守，号称“外宽内狭”的江东纵深骤短，不到数月便要面对西、北两面夹击。
有人或许质疑：关羽虽勇，但曾在襄樊陷入补给困局，若再战会否重蹈覆辙？问题的关键不在关羽，而在于后方。若刘备自坐成都、诸葛亮经略后勤，汉中到江州水陆相连，再加上荆州本地支持，军粮可循长江直下，不至于被截。更何况那一次他折于吕蒙奇袭，这回吕蒙已病故，东吴再难复制。
再谈战场选择。蜀军可兵分两路：一路由关羽自襄阳沿江疾下，目标武昌、鄂城，夺下湖北东部；一路由张飞自公安东向，剑指江夏、柴桑，与赵云水陆配合。两军会师薄于濡须或石头城，孙权面对来自西南与北岸的双重压力，恐怕只剩南逃一途。史家推断，当长江中游失守时，姑苏、会稽纵有坚城也难支撑海峡乌程一线，东吴政权极可能解体。
更大胆的推演是曹魏的态度。历史上曹丕抢劫荆州无果，倒乐见孙刘相斗。如果关羽领兵痛击东吴，曹丕大概率袖手旁观，甚至暗中鼓励。如此一来，蜀汉可以借势安心东征，一旦占据吴会稽、会稽钱粮，使蜀汉财政陡增，北伐中原也多了底气。试想，在234年诸葛亮五丈原之前，若蜀汉已具两淮之资，战局走向就会彻底不同。
当然，这一切推演仍需面对两个现实制约。第一，四川盆地到江东的补给线漫长且易受水患影响，若梅雨季节遇上涨水，舟师未必顺利；第二，关张都以骁勇闻名，却都非纯粹的谋臣，若对面陆逊固守不战，拉长战线，蜀军也可能陷入胶着。可就综合比较，两国人口基数、民心向背以及主将之勇烈，蜀汉占优已是不争事实。
有意思的是，后人议论夷陵，常把焦点放在陆逊火计，其实那场大火烧破的是刘备自任主帅的冒进，也烧掉了蜀汉最后一丝与东吴重修旧好的可能。倘若关羽张飞仍在，刘备可以稳坐指挥台，让一线真正的战争机器冲锋陷阵，火计未必有机可乘，蜀汉的战略选择也会从“为兄弟报仇”上升为“夺江东、统一长江”，性质完全变了。
“若云长尚在，江东焉敢肆逆？”——这是谯周晚年在蜀中私下的一句感慨，短短数语，却映出当时民间对关羽余威的记忆。倘若历史真能回到219年那个涨水的时刻，让关羽巧渡危局，让张飞醒酒振作，那么江面上的风向或许就此改变：长江不再是蜀吴分界，而成了蜀汉的内河。简单一句，刘备若拥有生龙活虎的关羽、张飞，伐吴胜算至少大幅跃升，东吴未必能撑到赤乌年间的繁华，其后南海或将迎来完全不同的旗号与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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