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一场以书为媒的斗争在逼仄的亭子间、简陋的工厂休息室，甚至敌人的眼皮底下悄然展开。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和引导的红色读书会，如同遍布都市的毛细血管，将思想的血液输送至社会肌体深处，逐渐汇聚成磅礴力量。
「思维火花」
1920年春，青年毛泽东来到上海，曾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的石库门卧室里。同住的还有李思安、李凤池、陈书农三位新民学会会员。四人轮流做饭，常以蚕豆煮米饭为食。
在这里，毛泽东平日里阅读各地的报刊和书籍，还邀请十多位进步青年成立“自修学社”，共同学习各种理论著作等。6月，毛泽东写信给在北京的黎锦熙老师，谈及南下见闻和追求革命的决心，并说准备“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
读书之外，毛泽东多次前往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拜访正在酝酿建党的陈独秀。两人坦诚相见、无话不说，还专门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
在“自修学社”的读书声中，在与陈独秀的深谈中，毛泽东找到了点燃思维火花的引信。后来，在陕北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毛泽东说：“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建制立规」
《礼记》言：“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中国共产党人深谙此理，赋予读书会这一古老形式以新的时代内涵。正如毛泽东在《读书会的商榷》一文中所提出的，通过经济上得互助、学问上得磋商、精神上得联络，读书会可以有效克服传统“关门研究法”的局限。
1923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要求“各地方至少当组织读书会性质的马克思研究会（表面上可取任何名目）”。读书会“可吸收非同志”，阅读材料“可用函授部之讲义”。
1928年5月，中央相关文件指示，“尽量利用一切公开及半公开的机会去团结工农群众”，并特别将“读书会”列为重要形式之一。读书会形式灵活、寓教于文，能够通过定期集会实现思想传播、加强组织联络。
1930年起，左联、社联、教联等左翼文化团体相继成立，并于之后联合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这支革命文化力量开办图书馆、读书会，向大众积极普及进步思想。作为“文总”重要成员的教联，在知识分子小组中专门组织学习《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在工农小组进一步通过读书会、流动借书车等形式进行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精神纽带」
1935年秋，曾志（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来到上海。她早年参加革命，经历过农民运动讲习所、湖南暴动、井冈山反“会剿”以及闽西、闽南、闽东斗争等。后因种种原因辗转来沪，一度失去组织关系。
当时，抗日救国会下属的女教师联合会组织读书会，曾志经人辗转介绍得以加入。有一次讨论时局，她把几本进步书刊上的观点加以综合分析，并结合自己的思考作了发言。散会后，一名叫赵玲的女教师悄悄拉住她说：“你讲得真透彻，能不能多聊聊？”两人从读书谈到处世，从时事谈到政治。
几次深谈后，赵玲的丈夫萧明开门见山地说：“我看你不是一般的女职员，你大概是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吧？”曾志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萧明自我介绍：“我们也是与组织失去关系的共产党员。”
读书会这根红色纽带，让三名失散者走到了一起，也让曾志找到了“回家的路”。1936年10月，组织正式批准恢复她的党籍。曾志感慨：“我们尝尽了失群孤雁的辛酸苦辣、彷徨烦恼。现在好了，我又投进了党的温暖怀抱，重新拥有了政治生命。”
在风雨如晦的年代，有时候一本书就是一个思想的堡垒，一场读书会就是一次精神的集结。它以某种组织化的形式，将个体与集体、与时代、与理想更紧密地连接起来。
「政治课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地下党支部重建。面对数百名接线生，支部面临一个难题：如何在资本家眼皮底下开展工作？他们没有急于宣讲大道理，而是从一件件具体的事情入手。
当时，公司没有食堂，没有茶水供应，接线生不断问话答话，嗓子冒烟却没处喝水。党支部发动老职工带着新工人，一次次向总监督交涉。几番争取后，资方被迫答应：供应茶水，安装电灶蒸饭。
水有了，饭热了，支部又发动大家凑钱买茶叶、茶具，订阅《译报》《学生生活》等进步报刊，还在休息间摆上书架。工人们开始在这里喝茶、看报、议论时事，一间原本冷清的休息室渐渐热闹起来。
支部顺势组织读书会。比如，大家围坐在一起读《大众哲学》，艾思奇用“茶馆里的争吵”讲矛盾，让只有初小文化的工人也能听懂。茶水问题也顺势成为讨论的起点：凭什么外国职员有专门茶水间，中国工人只能站着喝水？接着，讨论从茶水延伸到工时，从工时延伸到尊严，从尊严延伸到阶级……工人们在政治课堂中一步步被锻造成为有觉悟、有组织的群体。
「守护命脉」
在上海全面沦陷的艰险环境中，分散于城市各处的读书会彼此呼应，在黑暗中传递信念的火种。
当时，中共在警察系统中建立秘密外围组织“新警同盟会”。地下党员运用读书会等方式，通过接触了解、考察教育，吸收主张抗日救国、要求进步的警员参加外围组织。其中的积极分子经过考验锻炼，基本符合党员条件的逐个发展为党员，进而逐渐掌握了戈登路（今江宁路）警察分局枪械库等要害部门。
上海电信局和国际电台曾是电报电话通信的中枢，拥有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通信设备。中共上海电信系统总支委员会围绕保护局台、迎接解放这一中心任务，通过组织读书会、歌咏团等团结教育职工，培养积极分子，建起外围团体——邮电员工联合会。
1949年初，国民党交通部制定电信应变撤退计划，指令上海电信局和国际电台迅速抽调人员、设备去广州、台湾等地。一旦得逞，整座城市的通信命脉将遭受重创。党总支要求各支部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对象采用不同方式，积极劝导、说服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留在上海，抵制人员调遣和设备南下。
那些在读书会上传阅的书刊、传播的理念，最终化作守护城市的力量。当南迁命令下达时，许多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选择留在上海。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副研究员曹鹏）
原标题：《学林随笔｜一场以书为媒的斗争，在近代上海悄然展开》
栏目主编：王多
文字编辑：理论君
本文作者：曹鹏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曹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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